杜月笙对范绍增的结纳，真的是不遗余力。三十年代范绍增参与“剿共”，在洪湖和后来的贺龙元帅作战，肩膀受重伤，关节都打碎了，杜月笙听到这消息，连夜派得力手下去将范绍增接到上海，请上海最有名的外科医生给范医治，保住了他一只手臂。范绍增在上海将养了大半年，杜月笙就当他是亲生兄弟，事无巨细地照顾，花的全是杜月笙的钱。这段时间，范绍增看上了上海滩上一位叫黄白瑛的红舞女，追了好几个月，花了不少银钱，结果那位舞女还是不肯轻易委身。范绍增在上海滩上不敢放肆，伤愈只好怏怏回到四川。不料，杜月笙知道这事以后，不知使了什么方法，竟迫得这位当红的舞女“负荆请罪”，由杜包了专机飞到四川让这位大老粗“一亲芳泽”，了结他的“相思之情”。杜月笙待他如此，范绍增岂不感激涕零。
所以，不用杜月笙招呼，范绍增就自己想着法子来报答杜月笙，不要让杜看轻了自己这个朋友。当时四川是出鸦片的地方，范绍增弄几百担鸦片是小菜一碟，这些鸦片运到上海来，则价码立刻翻上好几番。有一次范绍增特意采购了一百担上好烟土，自己打通了沿路的关卡税局，送到上海来交给杜月笙，分文不收，当做礼物送给了杜月笙。这一笔礼，价值几十万元。抗战期间，杜月笙开始时逗留在香港，香港沦陷后几乎是只身一人来到山城重庆，人生地不熟，开始时很不得意。这时候范绍增很慷慨地送了杜月笙一套依山的别墅，有时，杜月笙入城接洽应酬，则总被招待住在重庆最大的建筑“范庄”，这是范绍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
这也可以说是杜月笙当年种下的人情开花结果了。
杜月笙做人有一个特长，就是会“捧人”。他想要结交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一样，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觉得此人值得一交，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将这人大大恭维一番，使得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这人从心眼里感到高兴，认为杜月笙对自己真不错。这种捧人的手法，无以名之，只好叫“旁敲侧击”法，比起那些当面奉承的拍马之术来说，更为委婉，效果反而更好。
5．生财无道无疑，结交人心是需要钱的。杜月笙过着日进斗金的生活，也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1931年杜氏家祠的开祠典礼，是百年来上海空前绝后的奢侈典礼，也是杜月笙豪奢作风的经典写照。杜月笙花钱真的做到了“如流水”，若不信，且来看杜月笙在春节发压岁钱的场面。
每到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银行的账房田洪元就给他预备“红包”两千个，每个两块钱，这是给一般司机，仆役和巡捕等人的，另外，还预备好两百个金“四开”（金币），朋友、徒弟们带自家小孩子来拜年，就派送这份，此外还打五十个金洋钿，这是专给认的干亲——干儿子、干孙子们的压岁钱。而从大年初一的早晨起，杜公馆就门庭若市了，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躬作揖的。甚至大凡坐汽车来的，每一汽车连保镖都要打发三四个“红包”。发得最多的是巡捕，他们有时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每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喜滋滋就转身走了。还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来成群结队地拜年，也绝不会空手而回。大概不到年初三，两千个红包就发完了，这就得补办数百个红包。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处总是先到钧培里黄金荣处，第二处是到他的老头子陈世昌处，这是其不忘本源之意，而其他地方只投一个拜年名片。黄金荣处他每年年关总得孝敬上万元，陈世昌处“规格”也差不离。
粗粗一算，他过年的压岁钱每年就要花好几万元。一年总共要花多少？
这个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说，除掉他大笔额外的应酬外，向各省军阀政要等送礼不算，单单他公馆的开支，每年就不会少于二百万元！
他的钱从哪里来？说老实话，这些钱大多是不义之财，这是说他生财“无道”的第一个意思。他钱财的来路，第一当然是做鸦片生意，这是他起家的行当，也是他聚财的聚宝盆。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研究者估计至少有五千万元，以1925－1926年为例，接近六千万元。1919年北京政府全部财政收入2．95亿元，到1925年也只有3．45亿元，而三鑫公司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14％－20％！这其中的利润，杜月笙等三巨头当然抽大头。大土商除了有特殊的大买卖必须抽取一大笔钱孝敬之外，每逢一年三节也要交上一笔钱。甚至三鑫公司在巡捕房的暗许下，还根据烟馆烟枪数来“抽税”（就是由三鑫公司发给准许抽大烟的“牌照”，这样的牌照一月固定得交多少钱有一定之规），一根烟枪一晚多少钱，都得按时上交，不交或隐瞒烟枪数，自然有杜先生赏赐的“好果子”吃——他是“水果月生”哪！
另外，开赌场也是他的一大财源。他自己不出面，让杜门大将顾嘉棠“抱台脚”，他的开山门弟子江肇铭等充当管事。
再次就是包揽诉讼、绑票勒索。成名以后，这些属于“下三滥”的事他当然绝对不“沾手”了。但不沾手并不是说他从中赚不到钱，只是他从中生财的手法更巧妙罢了。这些包揽诉讼的人，每得一笔钱，照例都得孝敬杜月笙一笔，否则在上海滩“罩不住”。上海滩上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是杜月笙的座上客，但他每打一笔官司，如果是得了不义之财，肯定得和杜月笙分成。据熟知内情的人说，大概八万元的律师费，得有两万元进了杜月笙的公馆。当然，杜月笙会“返利”回去——过年过节，对章士钊这些门客兼智囊，总有一笔不菲的厚礼。
杜月笙敲竹杠很有技巧，体现了上海人典型的精明和雅致。1930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各界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当时轮船业中有个华新公司是富翁黄振东的独资企业，一向与日本的轮船公司山下株式会社有业务往来，其业务主要是从海外运糖进口，而进口地之一就有日本。当时的抵制日货，雷厉风行，有被查处贩卖日货的，要被戴高帽子，牵着游街，人身受辱不说，重则破产，轻则破财。这种场合，就给了杜月笙等人敲竹杠的机会，陈群和杨虎扮黑脸，杜月笙扮白脸，只要碰到了对象，总由杜月笙出来说情了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被敲诈的对象感激不尽。有一次“经济绝交大同盟”
召集商人开会，黄振东也是被召之人，被召去的人都要在会上做出不卖日货的保证，轮到黄振东说完，便有华新公司的职工当场检出账册单据，揭露黄贩运日本糖。这真叫当场对质，罪无可绾了。黄振东当场就被扣押下来，场面非常紧张。于是黄的家属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忙走黄的结拜兄弟杨管北的路子来求杜月笙（杨是杜门“三杨开泰”的三杨之一），结果由黄振东捐助四十万元，杜月笙保释了黄振东。
在黄振东的心目中，杜月笙是天大的恩人，救了他的命，保全了他的财产。由于黄振东的生意几乎全靠着和日本山下株式会社的往来，所以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干脆拜杜为师傅，等于请一尊门神。当杜月笙的祠堂开祠的时候，黄振东还特别以十万元的代价，在江南造船厂定制了一艘华贵的游艇，定名“月宝号”，专供杜月笙游览浦江之用。黄振东哪知道，他的商务往来秘密，完全是他的结拜兄弟杨管北泄漏出来的。杜月笙出来为这些破坏抵制日货规则的商人担保之后，他们以后肯定可以继续和日本做生意，但别人若也来敲竹杠的话，就揽不下这活。经济绝交大同盟的尹志衡向别人敲竹杠，结果被警备司令杨虎枪决了。
他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兄弟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哪一路人干的，只要他“闲话一句”便可让人平安无事，但他却从来不肯轻易答应做这种事。不是没有杜月笙办不了的事吗，他极少伸手的原因何在呢？恐怕，一方面是那些亡命之徒，一般都是三五成伙，各自作案，毫无统属，而这些人和青帮日常的营生也不是一路，另一方面，也是害怕别人说他与匪徒勾结，影响自己名誉，牵扯不清。
到他成为立足于工商、金融的实业界巨头以后，财源就更广了。就靠这些职位，他也进账不少，一个董事长，平均至少要得一千元薪金或车马费之类，还有其他干股的红利等等，算算这笔账，他每月就要收进一二十万元。
说杜月笙生财无道，第二个意思是杜月笙其实缺钱。他有这么大势力和场面，都是钱铺出来的，所以花钱把他花成了“空心大老倌”。每到年关，他都得挖空心思找钱来撑场面，缺的不是一万两万，动辄几十上百万。他之所以办银行，一个原因就是看中了自己的银行可以大笔挪用资金。据他的管家回忆，杜在抗战开始后离开上海去香港之前，特意让他算自己历年到底欠下了多少债，一算吓一跳，居然高达三百万元。这些亏欠，到抗战胜利后居然都补上了，其原因，并非杜月笙忽然经营有道，而是抗战期间法币大为贬值，杜月笙原来欠下的几百万，现在以金条换算，值不了多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