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哲学思想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判唯心主义哲学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因而充分显示了它的实践性和阶级性的特点。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力图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锐利武器。他不仅公然申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且也对中国现代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胡适的实验主义、梁漱溟的新儒家哲学，张君劢的柏格森主义，丁文江的马赫主义，以及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等，都受到瞿秋白的有力批判。瞿秋白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第一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首先提出了“互辩律的唯物论”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费尔巴哈哲学则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统一起来，创立了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是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不曾涉及的。瞿秋白也是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进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此前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从不同角度传播了唯物史观的若干基本观点，但对辩证唯物主义内容却很少涉及，只是到瞿秋白才开始注意在中国传播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思想，这对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说1937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哲学家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么瞿秋白早在1924年就提出了这部教科书的基本轮廓。应该说，瞿秋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个重大标志。
瞿秋白正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重新开始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的。他后来回顾这一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的工作时，说：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和中国革命理论的奠基人，决不过分。
如实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即认识中国的国情，是一切革命党人进行中国革命斗争的出发点。近代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号称列强的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打进中国，给这个古老封建帝国奴役下的百姓，又套上了一副新的镣铐，同时给中国的社会，涂上了一层异样的色彩。只有剥去这层色彩，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瞿秋白对于中国社会的剖析，就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个命题开始。
瞿秋白根据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通俗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手段和特点；揭示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进程、步骤和方式。由此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帝国主义共有共管的“国际殖民地”，即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但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又不平衡。瞿秋白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之后，明确指出美国、日本是中国的两个主要敌人。两国在欧战中坐收渔人之利，又都竭力争夺远东和中国。美日两国的侵略方式不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带有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往往以强力夺取中国领土和主权；美国的侵华政策具有稳健、狡诈和虚伪的特点，一方面大放外债，进行工商业侵略，一方面注重文化侵略，“造成亲美派留学生的政治势力”，以便赂买整个儿的阶级，预备做它将来的“代理统治者”。历史发展清楚地证明，日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确实曾以这两种方式侵略中国。瞿秋白的论断，是有预见性的。
瞿秋白根据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新的世界形势，明确指出了联合国际无产阶级以战胜帝国主义的途径。从1923年开始，他根据列宁《两个策略》的思想，从理论上论证了党的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多次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说，帝国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不是孤军奋战，它们的斗争互相联系，并且联络着国际无产阶级。具体到中国来说，五四运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运动。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加入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列，“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但对于中国工人是当然的同盟军，就是对于全中国都是民族解放唯一的最好友军。”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国际范围内，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部分。瞿秋白根据列宁关于沙皇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因而又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最薄弱的、也是最容易被无产阶级革命所突破的环节的理论，敏锐地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矛盾的集中点，“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地方。”瞿秋白的这一观点，预见了中国革命将首先突破帝国主义东方战线的历史必然性。瞿秋白所阐述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命题，和十几年后即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加完善了的同一论断完全吻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关系的这种科学的认识，说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比以往任何阶级的思想家都要激进。
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呈现着各种社会因素迅速分化、形成和重新组合的迷离复杂的状态，如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瞿秋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首先从经济领域，即从帝国主义侵略制造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入手，来观察和探索中国社会。他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主要不是原来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不适应中国的经济生活，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势必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具有特异性，分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出卖中国独立和主权，造成官僚军阀割据局面，破坏民族经济的发展，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制束缚，又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而有革命性，又有妥协动摇性。这就决定了这个阶级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国民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由无产阶级承担了。
瞿秋白把握了时代特点，把握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异性，在1923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党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未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二大以后党内许多同志都在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提出并阐述了这个问题。1923年2月，他指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无产阶级应当以自己为主体，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经验，包罗一切种种革命派之要求，导之向真革命，而后能有实力作战；——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此种革命的总原则，当于实际的环境中，察社会内之变象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口号运用之”。随后，在他所起草的三大党纲、《新青年之新宣言》和《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
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和他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状况的研究分不开的。他指出，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是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亿万“可怜的中国农民，尤其是佃农，受着外国，督军警吏土豪大田主等四五重的压迫，田也种不成了，饭也吃不饱了，妻儿男女也养不活了。……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他们要活就要反抗官府。基于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对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党的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回国以后，他明确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但是，“农民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质上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逼民反’，而没有结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
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给中国制造了现代式的军阀政府。民国以后，各派军阀的上台和下台，割据和混战，以及数不清的政变、毁法、制宪、贿选等种种政治斗争，都是封建的分散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中国社会动荡纷乱和人民极端痛苦的政治根源。瞿秋白根据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国幻想依靠国会、立宪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必须革命。
到1923年秋，瞿秋白已经形成这样的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在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主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同时，始终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丁文江、胡适、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抛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诱惑青年，企图把历史引向歧途。面对这种攻击，瞿秋白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