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这些话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完全一样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学，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在《新社会》第6号发表的《知识是脏物》这篇文章里。
在《知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时代了”。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根本变革，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瞿秋白深怀忧国之情，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他怀着极其焦虑和同情的心理，思索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从上海烟厂每日做工十六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劳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北卖妻鬻子的农民，他都想到了。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可怜！农业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的确，这时，瞿秋白还没有找到解除工农劳苦大众惨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了。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他透彻地分析了这类青年自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足，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见了种种恶现象，受了几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何以要自杀呢？他们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这是旧社会的罪恶：“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顿时觉得自己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简直是手足无措了。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瞿秋白对自杀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说：“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能牺牲他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而应该把这种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变为随时解剖自己、扬弃自身弱点和缺点的行动。这种解剖、扬弃是不易办到的，只有抱定为社会新生而牺牲一切的人，才会做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对此，瞿秋白写道：“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在文章中，瞿秋白批评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所谓“青年自杀，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弱”和罗家伦所谓“有条件自杀”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该在奋斗中去锻炼，经受战斗的考验。激愤忧时，急于改革，这种愿望绝不可无。奋斗是一桩苦事，但奋斗中蕴涵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也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也就越多，困难也就越多。”自信自强，乐观开朗，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新的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应该说这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坚定而又充满着生气的先进青年，是不会感到“精疲力尽”的。他说：“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在着愤激之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一步，并非就是觉悟，以后的乐趣还多得很。林德扬又何必自杀呢？”瞿秋白向青年朋友们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
在探索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瞿秋白十分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这一时期，他先后写了《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告妇女文》及《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译文，托尔斯泰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译文等，分别发表于《新社会》、《解放与改造》、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上。他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1］。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事，别人却把这看做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2］
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3］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像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4］
［1］ 《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2］ 同上。
［3］ 《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号，1919年11月11日。
［4］ 《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