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东欧的内外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公开性”以后，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促使苏联东欧演变上便越来越多地把重点放在影响这些国家统治集团的政策上。而在这以前则主要是寄希望于这些国家内部的各种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上。撒切尔夫人比较早地敏锐感觉到了苏联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动向。她曾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对我们说他将要做什么的话，那么我内心是相信他说的话的。”1987年她访苏回国后在下院中说：“我相信，欢迎和鼓励戈尔巴乔夫所开始走的道路，符合我们的利益。”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1988年2月访苏后也呼吁西方认真对待苏联所发生的变化及所开创的新的局面。当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陷入困境时，撒切尔夫人多方给他打气，支持他坚持搞下去。1989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英时，撒切尔夫人在欢迎宴会上的致词中赞扬他说：“自从您第一次来访过后4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苏联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称作是世界革命。”并表示钦佩戈氏的远见卓识和勇气。她还向戈氏现身说法，说戈氏目前的处境很像她上台之初，头两年是最糟糕的，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结果。同年9月她回访苏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她坚决支持苏联正进行的改革，还说这种改革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整个世界带来了成果，而且还为经济发展以及其他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她在另一次讲话中坦率地说出了她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动机和目的，她说：“苏联新的革命比我们任何人以前认为可能发生的革命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当苏共宣布取消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时，撒切尔夫人对之大加赞扬，称这是“了不起的决定”。当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后，撒切尔夫人把它归功于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远见。在1990年发给苏联人民的新年祝词中说，戈尔巴乔夫应当因东欧剧变而受到特别的称赞。
总之，在苏联东欧剧变的过程中，撒切尔夫人积极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外交事务上，撒切尔夫人也显示出了她那种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作风。在1984年12月的一周内，她周游了世界。这次周游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她后来说：“我从没想到世界如此之小，没想到6天就能绕地球一周，见到这么多人。”
）第十七章 开明之举
在撒切尔夫人的国际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举是同中国签署了有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香港和平地回到中国的怀抱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杰弗里·豪时说：“如果说法国结束殖民统治是戴高乐将军，英国结束殖民统治的则是撒切尔夫人和阁下。这在国际政治历史上是应大书特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政府，并中止了它同国民党政权的正式外交关系。英国是西方大国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然而，由于受英美同盟关系的影响，直到22年后，即1972年3月13日，英国才正式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英关系正常化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得到了迅速发展。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频繁的互访，就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进行磋商会谈，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两国间的贸易额也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问题一直作为两国间的唯一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未被提到议事日程。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问题完全是殖民侵略的结果，是由英国在19世纪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不仅以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阶段，而且还在2年后，即1842年8月，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除了向英国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和贸易最惠国待遇外，还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南部割给英国。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1898年6月，英国以平衡法国为借口，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其中规定九龙半岛的其余大片土地及其附近的岛屿（后称新界）租借给英国，其限9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外国在上个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现实形势，中国政府决定把香港问题作为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待时机成熟时再加以解决。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说：“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于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27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特委会的报告，确认了香港的地位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要求，从而排除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香港问题的可能性。
随着新界租约期满的时间1997年的逼近，香港的前途问题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自70年代末始，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另一方面，以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针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并在外交工作上取得了重大进展。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1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把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上了议事日程。与此同时，随着中英关系的日益改善和“新界”租期届满之日接近，英国方面一反讳言香港问题的常态，开始表示愿意与中国解决“新界”问题。香港的中外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也表示关切。这些情况表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已日趋成熟。
早在1978年下半年，在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提出以一个国家容许两种社会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到了1979年初，他已开始考虑用同样的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3月29日，他在北京向来访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指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 由此可以看出，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已初见端倪。以后，逐渐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概念和战略方针。
到了1982年初，中英两国实际上都在做就香港问题举行正式谈判的准备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有新华社香港分社成员参加的专门小组，进行调查研究，起草1997年后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即后来的“十二条”），邓小平也曾多次派人前往香港，作实地考察，并多次约请香港各界人士访京，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意向是：中国对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全部领土拥有主权；中国重视香港作为自由港、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较近的将来，双方就香港未来的地位进行协商，中国方面的态度必定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起初，英国无意结束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1972年11月，当联合国第27届大会通过决议，将香港的名字从联合国殖民地区名单中删除时，英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于同年12月公开表示，“联合国大会的行动，绝不影响香港的法理地位”。所谓法理地位，就是根据三个不平等条约对香港的统治权。英国采取这种态度是不奇怪的，因为香港不仅为英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对英国有独特的战略价值。1982年，曾任过英国外交大臣的大卫·欧文在香港坦白地承认，香港对英国除经济利益外，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好处，其中政治上的因素应占更重要的地位。他说：“英国作为国际性的贸易国家，香港可以保证我们（英国）通透亚洲地区的事态，同时对英联邦的组织也有重要作用，香港的位置可以加强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屿等英联邦国家的联系。” 事实也是如此。香港是英国在亚太地区开展各项活动，包括经贸活动的中途站，也是西方国家环球情报搜集网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价值是极其重要的。作为英国来说，这么大的利益，是不可不争的。
然而，时间对英国不利，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按照条约规定，届时英国必须将“新界”归还中国。而有关香港的三个中英条约，中国政府早就宣布不受它们的约束，有权决定在任何时候收回香港。这样，1997年就成了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无法回避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新界”占香港地区总面积的92%，随着香港的发展，在经济上已与香港岛、九龙融成一体。归还“新界”意味着香港要失去很大一部分工业、全部农田、大部分供水系统、启德机场、铁路和其他重要资产，剩下的8%的土地难以独立存在。所以，“新界”租约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可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端分别处理的孤立问题，而是一个牵动香港全局的重大问题。英国当局也看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早在1979年初，英国工党政府就开始行动试图解决香港问题。当时的外交大臣欧文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在1997年前由英国先行让出香港整个地区的名义主权；作为回报，中国应作出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使英国现行对香港的统治权至少延续到1997，然后逐年作滚动式延长，直至21世纪。该方案的实质是以主权换治权，延长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欧文打算在4月份访华时提出此方案。可是不久，工党政府在大选中失败，欧文的计划落空。
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仍很积极，朝野两党人士频繁访华，以了解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并谋求扩大双边关系，其积极性之高前所未有。英阿马岛之战曾一度转移了英国人对香港问题的注意力。然而，战争刚刚结束，7月28日，撒切尔夫人就立即在首相府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香港的前途问题，为即将开始的访华之行作最后的准备。会前，她已获悉中国领导人与英国一些政界人士的谈话内容，也深知香港不是马岛，中国也不是阿根廷，马岛事件不能成为处理香港问题的先例。但是她仍倚仗马岛战争胜利的余威，拒绝接受中国的建议。她宣称，英国是根据19世纪与中国签订的三个条约来占有香港的，其中香港与九龙是永久割让地，只有“新界”是租借地。还说：“依据英国理解的国际法，所有这三个条约都是有效的”，中国政府要收回整个香港，就必须与英国达成协议，修改那两个割让条约的相关条款。 会上，外交部的一些人士提出，不能简单地拒绝中国的主权要求，应当朝着同中国妥协的方向努力。他们认为最理想的结局是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国缔结某种形式的使英国得以继续管治香港的“管理合同”，至少也应在双方已达成的“维持香港稳定与繁荣”的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正式谈判，并发表联合公报，以增强香港各界的信心。但是，撒切尔夫人反对放弃主权的思想，她强调英国拥有相当大的谈判实力，足以与中国周旋。
撒切尔夫人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她有三张很硬的牌，一个是“经济牌”，另一个是“民意牌”，再一个是“政治牌”。香港现行制度运作良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巨大，因此，维持香港的现状，对中国比对英国更有价值，因此，中国会坐下来与英国谈判而不是相反。香港市民大多数由中国内地迁来，在经济上已经得到实惠，赞成维持现状，在意识形态上难以与中国大陆认同。撒切尔夫人还认为，中国只能以和平方式与英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以便对台湾当局起示范作用，反之将对中国和平统一的计划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寓意就是英国可以在谈判中开出高价，并令中国就范。可以看出，这时的撒切尔夫人还以英帝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来审时度势、观察香港问题。她对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和能力缺乏了解，而且也高估了香港经济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她的这种态度肯定会给最初的谈判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访问，这是她执政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任首相。在北京，她先同中国总理赵紫阳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会谈，揭开了中英香港问题会谈的序幕。撒切尔夫人首先发言，陈述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她一方面表示理解中国关于收回香港主权和维持香港繁荣的立场，但又说香港的繁荣全赖英国的管治，如果现在宣布对香港治权作出重大改变，肯定会导致香港人对前途的信心下降，从而使香港繁荣难保。随后她提出了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赵紫阳在随后的发言中明确地拒绝了撒切尔夫人的主张，并声明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但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以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赵紫阳强调，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