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的哀思和愤怒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国际友人。
周恩来的第一句话使在场的人都震颤了。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总理在讲话中，还欣慰地告诉罗共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共书记维尔德茨，“现在，我们的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周恩来所说的副总理，指的就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
在这次接见完毕，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向总理提出请求，要和总理在一起照像留影。周总理与工作人员合影后，意味深长地说：“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15分，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了。9日零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噩耗，讣告、哀乐在零下10℃的茫茫冬夜中传遍了神州大地。在次日清晨，北京、上海及许许多多城市的电汽车上，挤满了赶去上班的人群，但是往日的嘈杂消失了，整座城市静得出奇。人们在寒风中沉默不语，面容严峻，一些妇女、少年的眼睛是红红的。一股巨大的思想情感的浪涛正在所有中国人心底奔涌、澎湃，席卷整个中国。
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后院的一间停尸房举行。这里的面积不足一百平米，狭窄的柏油道两旁摆满了花圈，拥挤的人流缓缓地在狭小空间涌动。告别的人数本来计划是六千人，被减到四千人。前来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流排成了长队，一直伸延出北京医院后门，蜿蜒到东单公园的西侧马路。
《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作者陈明远在朋友帮助下，取得了四千人之中的一个资格，加入了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行列。当时他作为“专政对象”公然参加这一活动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但他下了决心，不惜一切，要去向敬爱的周总理致最后的敬礼！在从北京医院回家的路上，悲怆的诗句开始在他胸中萌动。在l月阴云密布、星光黯淡的日子里，他写下了《满江红·悼总理》9章，和《七律·总理魂》8首。
《满江红》（之一）天未明时闻讣告
雷击苍生，夜难晓，彤霞渗血。天何忍？未亡腐恶，先亡俊杰！我辈青春随逝去，同伦白首堪言诀？梦魇惊，心碎猛捶胸，狂风冽！
谁无泪？眶枯竭；谁无语？喉哽咽。汇声涛泪痕，欲掀天阕！赤县山崩擎柱铁，黄钟玉毁扶轮月。民族魂，大地不能埋，海难灭！
与此同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作家在他的家中也写下了悲愤的诗句。他就是在“文革”中饱受创伤的红学家周汝昌。有感于周总理临终遗言将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江河，他写下这首《七律》：
何处
何处祠堂翠柏森？鹂音草色最难吟。
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愤极心！
独有灵灰铺赤县，宁无骏骨铸黄金？
批周便是亡中国，一诵遗言泪满襟。
这首诗是从杜甫吟诵诸葛亮的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一诗化来，周汝昌把周总理比拟诸葛孔明这样的千古名相，虽然没留下“鹂音草色”加以祭奠的场所，但是他唤起亿万人心灵中正义崇高的精神。
l月11日下午，从北京医院至八宝山，首都百万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等候周恩来的灵车驶过。这是群众自发送行的队伍。在寒风中，人们扶老携幼，臂佩黑袖、胸戴白花含泪等待……天地昏暗，北风呜咽，山河震动。
三天后，1月14日，《人民日报》刊出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辩论……”一日之间有300个电话打往人民日报编辑部表示抗议，有读者将报纸撕碎寄往报社。
此时，在河南林县的招待所，二楼一间不见阳光的屋子，桌上放着一瓶速可眠，郭小川支撑着哭肿、失眠的眼睛写下了《痛悼亲爱的周总理》一诗：
这是一个--
使人难以承受的
严峻的冬季！
蓝蓝的晴空，
突然间，
降下了倾盆大雨；
纷飞的泪水，
敲打着
太行山的悬崖绝壁。
由此可以想见--
整个中国的广阔的苍天和大地，
千巅万壑，
平野高原，
势必也被雨水冲激。
在1月13日郭小川把诗念给儿子郭小林、女儿小惠，小惠的两个插队的知青朋友，她们提出，将诗中“……泪水，敲打着太行山的悬崖绝壁”改为“锤打着”。16-18日郭小川将此诗又改了二稿。
郭小川对郭小林、郭小惠和知青朋友说，“如果江青一伙儿上了台，我就上太行山打游击，在过去革命战争牺牲了多少同志，我是一个幸存者，还怕什么？”
郭小川将他的《痛悼敬爱的周总理》一诗（长达461行）分别寄给了毛泽东主席和邓颖超大姐。不久，郭小川接到了回信。
郭小川同志：
你给邓大姐寄来的悼念总理的诗已收到，看到你写的长诗感谢你。非常同意，你考虑不发表，而且永远不要发表。留作纪念吧！
她谢谢你对她的关心和问候，问你好。
致以
敬礼！
XX（秘书）
1月15日，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将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一天，北京最高气温零下2度，三至四级大风，502所二百多人的队伍，包括戴“特务”帽子的60岁的研究员、老所长也一同骑车、乘车赶到广场。下午3点追悼会开始，中午12时广场已经戒严。赶在戒严之前，已有几万人在广场集合，任寒风吹刮，默默流泪等待。10点一过，警察、民兵把人群往北压，一片“清场”的喊声。几万人被压到长安街北红墙下，不相识的人们低声议论：“他们会抓人吗？”在天津下了夜班就赶来的一名工人哭喊着：“我们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为什么赶我们走？”三个哭喊着要见总理的女孩子，被警察架走了。一部分人硬被挤进了观礼台西侧的厕所，不准出来。更多的人要上厕所，无法上。人群被围住不许动。3点，嘈杂声静下来。红旗车一辆辆驶过……人们翘首张望、等待，饥饿的人开始啃干馒头，不相识的人相互分食点心和水。等到晚8点，警察、工人民兵撤走了，人们走向广场、走向纪念碑。广场是黑暗的，没有一盏灯亮着。
在茫茫黑暗中，人们总算自由了，眼泪可以尽情地流，想放声大哭的可以尽情地号啕。戒严寂静了一个白天的纪念碑、广场草坪、松林，突然爆发出了悲壮、深沉的歌声：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首歌在广场黑暗的石阶、草坪、冬青树以及松林和长松道上回荡……人们分手时低声交换着三个字：清明节。
1月8日以来，上海市民冒着严寒排队买黑纱，几天内黑纱销了60万米。王洪文在周总理逝世第二天，就电话指示上海的小兄弟“化悲痛为力量，首先要批邓！”工人群众抬花圈上街，受到批评、阻止。
15日这一天，上午9时57分（1月8日周恩来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上海港响起了汽笛，笛声持续37分钟。外滩、街口红灯亮着，所有汽车停驶，警察、行人全部原地肃立。
中午1时，又一批船拉响汽笛。
下午3时，北京追悼会开始的时间，汽笛群鸣，连外轮也鸣笛致哀。汽笛声在港口回荡，传遍整个大上海。
马天水三次电话到港务局斥责，派出联络员追查。
这时，工人、市民、学生、干部开始涌向市委大楼，人群和花圈拥满了大街。长航职工医院的高音喇叭对准市委大楼播放哀乐，哀乐在空中回旋，仿佛重磅炸弹投入市委大楼窗子。马天水写手令，让人去掐断广播。他们在医院大楼转了半天才找见隐蔽在小会议室里的唱机。“文工武卫”人员要求打开被乒乓球台挡住并紧锁的房门，被干部拒绝，一名团干部说：“你们可以开除我的党籍，悼念总理如果有罪，我愿坐牢！”
在1月寒冷、悲伤而又激愤不平的日子里，为总理佩戴黑纱的人群中，有一名沉默的青年，他就是江河。
江河（1949-），原名于友泽。1968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文革”后期才有机会返城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他自幼喜爱文学、喜欢音乐、绘画，曾与诗人多多、宫继隋有过一个三人游戏小圈子，常作彻夜谈。
“文革”10年，他经历了由单纯、幼稚到被欺骗、被扭曲；由苦闷、思考到觉醒、奋起的精神历程。在1月11日那个寒冷的冬日，首都百万群众伫立街头向总理告别的情景，仿佛是一幅悲壮而又令人战栗的油画，印刻在他的脑海中。江青一伙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这种强奸民意的批邓文章，深深刺痛了他。他想到了周恩来--一个人民英雄在历史中的地位，想到人民在“文革”蒙受的耻辱和苦难，他思考着人的尊严与地位，思考着光明的未来……他心中的泪搅拌着血，酝酿着诗行，这诗句像血滴渗下，一点一滴淌下来，逐渐汇聚成溪流，最后融汇成澎湃的波涛、洪流：
风吹动我的不安
吹动了我的民族的黑色头发
像我的夜晚一样黑暗，像我的夜晚一样不安
无数战死的灵魂在我头上萦绕
呐喊、真理、号角和枪声从历史中传来
如果血不能在身体里自由地流动
就让他流出
流遍祖国
为了黎明的诞生
又一个英雄死在夜里
把生命留给战斗的岁月
把看着未来的眼睛献给旗帜上的星星
灵车载着英雄纯朴的遗愿
像犁一样走过
冻结的土地松动了
埋藏了许多年的感情？
在潮湿的土地上翻滚
仇恨、爱、信仰，合着血
庄严地哼着挽歌
时辰到了
英雄最后一次
把自己交给火
在没有太阳的时候
熊熊燃烧
--《葬礼》
这首诗没有停留在情感的层面上，诗人的思绪大胆地飞翔，穿越广阔的时空，展开了一幅历史画卷。这是江河十年来积淀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这种理性的清醒意识，把1月11日长安街告别灵车的画面延伸入历史的纵深。
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登出“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大批忧字，把悼念周总理的人民群众污蔑为“哭丧妇”。3月5日《文汇报》砍掉了周总理关于学习**的题词。25日，《文汇报》一版文章竟然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后者指的是邓小平同志，前者是周总理。这种公然污蔑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
在河南林县，郭小林读了2月13日的《光明日报》，看到江青一伙污蔑人民群众的哭泣是“哭丧妇”“哭哭啼啼”，他在租来的农民土屋中昏暗的油灯下，写下这样的愤怒的诗句：
人民的眼泪是封锁不住的，
一只手岂能把十六亿双眼睛尽遮！
啊！眼泪，我甚至怀疑你不是水，
--放进汽缸里就能爆炸起火；
我甚至怀疑你
并不来自眼窝--
洒在花圈上
白纸素绢全变成鲜红的花朵；
当心！它们全是熔化了的铅弹，
冲出来就能洞穿你们的心窝！
此时，在全国各地正流传着一份周总理的“遗言”，仅安徽一省就抄出“遗言”6903份，收缴30028份，可见它的流传之广，威力之强大。
所谓的“周总理遗言”
这篇“遗言”的真正作者是杭州汽轮机厂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他也没料到这篇“遗言”能够在一两个月传遍大半个中国。在追查中，李君旭被捕，许多人受到株连，其中李君旭的父亲和同学，以及同学的姐姐、父母等十余人在这一案件中被捕入狱。
现将这份周总理的“遗言”转录如下：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多，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们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一九二六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共产主义万岁！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份“遗言”在1976年曾使千百万人感动的掉泪，纷纷抄转，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心愿。在“遗言”中，周总理在弥留之际，还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为了人民的利益进行思考，忠诚于革命事业，这种对人民对同志、战友的真挚情意感人至深，也确实符合周总理的精神品质。其中，“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一句，尤为动人心魄，催人泪下。
这篇“遗言”打动人心之处，还在于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心情：早日将国家的路线方针转向建设“四化”，以及肯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的巨大成绩，要邓小平承担更重的工作担子，要小平同志致悼词。这一切都是全国当时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党政军干部的强烈愿望。
这份“遗言”曾引起“四人帮”的极大恐慌，他们把“遗言”作为“政治谣言”进行批判、查收。但它的精神力量是不可磨灭的。
这实际是借周总理的名义“代民立言”，是“文革”中人们所能运用的一种巧妙的表露心愿、传达思想情感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遗言”虽不是总理写的，却是人民群众写的，它属于文学创作。
“遗言”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周恩来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也是一面鼓，敲击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这是一篇出色的“散文”，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有文学价值。“遗言”是散文式的代民立言之作，体现了民心向背。
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见闻
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中国人民在“文革”浩劫中长期积压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在全国爆发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就是这一总爆发的炽热的“爆心”。诗词，在千百万人民手中焕发出异彩，爆发出振聋发聩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