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区--“文革”中的爱情文学
在“文化大革命”中，男女爱情以及男女关系都成为人们最忌讳的话题。在公开场合，人们对此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形诸文字就更加慎之又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革命样板戏中，京剧《龙江颂》江水英是军属，舞剧《沂蒙颂》红嫂是军属，京剧《海港》方海珍则干脆略其婚姻关系不论，依此类推，不仅八个样板戏，其余作品中的正面英雄都是不存在爱情生活的。即便涉及这一领域，也都步履维艰，其作品有时让人看了如坠雾中，摸不着头脑。
“文革”中创办的《朝霞》丛刊，刊址在上海，刊物发行全国，最能传达出典型的时代精神。丛刊上刊登的一部中篇小说《战地春秋》中，有一段涉及爱情的描述，摘录如下：
“大钻机即将开钻的时候，韩珍（女共产党员、工程师）和王大成（钳工，‘文革’中入党并结合进指挥部当干部）站在一起。方也平（革命干部）和梁辉（革命干部）边看边商量工作。韩珍对王大成说：‘这是一对多么好的老战友啊！’
王大成回答说：‘对，我很羡慕这样的战友。’
韩珍水晶似的眼睛瞧着王大成，毫不掩饰地说：‘大成同志！你看我们能成为好战友吗？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战友永远在一起，是会很高兴的。’
王大成呆了一呆，心里突地清醒过来，激动地红着脸说：‘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会感到很幸福的。’
韩珍一听，格格地笑了。
在他们周围的人，完全听清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但谁也没有理解他们谈话的真实内容。当然，我们的读者是完全能理解的，这是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感情的特殊的新方式吧？”
《金光大道》发表于1972年5月，是“文革”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作者在涉及一号英雄人物高大泉与妻子吕瑞芬夫妻关系时，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三十出头的高大泉离开芳草地进北京城，离开家有两个多月之久，回到家中，月光下吕瑞芬“深情地望着这个好容易才盼回来的男人”。
“他们面对面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都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了。”
“高大泉咧嘴笑笑，吕瑞芬也对他笑笑，这就算打了招呼。”
两口子上炕，吹熄了灯，除了谈“带着全村闹增产，奔社会主义”，就是各自闭眼睡觉。高大泉真是“高、大、全”。
在整个“文革”时代，社会舆论否定男女情爱，甚至抹煞两性区别，把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倡导“铁姑娘队”，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服饰混淆，试图用政治观念消解两性间的关系。
地下文学对爱情禁区的突破
在地下文学中突入爱情禁区的作品并不罕见。在爱情方面，这些作品没有丝毫犹豫。
《第二次握手》在扉页上笔录了恩格斯的语录：“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这是作者为自己写爱情生活的重要辩护。
“我已做了保证，我一定对你好！”苏冠兰紧紧盯住叶玉菡，激动地说：“我反复想了，我一定要好好地，真心实意地爱你：当然，我不是为了执行爹的遗嘱，而是你二十多年来的言行……”
“哎哟！”叶玉菡低低地惊叫一声，一个踉跄摔倒了。原来她无意中绊着一块石头。苏冠兰惊骇地俯下身来，一把抱住叶玉菡，焦急地连声喊道：“玉菡、玉菡！摔着哪儿啦？”
叶玉菡闭着眼，脸色苍白，她的头无力地依偎在苏冠兰腮边。他俩几乎从来没有依偎得如此亲密过，以致苏冠兰可以明晰地感触到叶玉菡身上淡淡的芳馨，可以数得清玉菡鬓角上的根根白发，以及她苍白面孔上条条浅细的皱纹。是谁使这位纯洁善良的女性从精神到肉体上受了如此深重的创伤？是谁使她过早地衰弱、苍老？
叶玉菡的父亲与苏冠兰的父亲是同窗，叶玉菡之父临终托孤，并且与苏冠兰的父亲为一对儿女“订下婚约”。叶玉菡从小寄养苏家。叶玉菡与苏冠兰一同读书两小无猜。苏冠兰爱上丁洁琼后，在其父压迫破坏下，被迫赌气同意与叶玉菡结婚，却要对方等二十年。而叶玉菡“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爱情”，然而，她也没有过分迫切地接近和追求苏冠兰。她变得更加沉默、温柔、寡言……
作者不仅在苏冠兰面前构置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姐姐”，而且还设置了一个拨乱其间、搞阴谋诡计的“小人”--查路德神甫，一个帝国主义特务，也为叶玉菡设置了一个学绘画的年轻追求者朱尔同，还有党的地下工作者关山巍“穿插”其中。小说中，苏冠兰写信给丁洁琼：“琼姐，我亲爱的琼姐！在这封信的末尾，请允许我写一句冒昧的、然而也是真挚的话吧：当不久后我们重会的那一刹那，我一定要紧紧拥抱你！那时啊，你一定会用温柔的手为我拭净夺眶而出的泪花，用爱情为我弥补心灵上的创伤，用欢笑为我染黑开始变得灰白的鬓发……”
苏叶两人的关系以“两次握手”悲剧性的结束。这部写爱情的小说，也许会让现在的人们感到过分夸张，但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文革”时代千百读者的心。
对地下文学来讲，爱情主题的表述从来没有休止过。对爱情伦理的开掘，也并不是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著）所开始的。“文革”时代的地下文学，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审美诸多方面并不比“文革”后新时期文学逊色。在爱情题材上，既有让读者沉醉其中的作品，也不乏冷静得令人战栗的小说。
中篇小说《波动》讲述了北京下乡知青杨讯与肖凌的爱情。
“她从书包里掏出蓝皮笔记本。‘带上吧，答应我，等车开了再看。’
我默默地接过本子，紧紧抓住，好像怕被风吹走似的。”
--《波动》
这是一种心心相印的“友爱”，仿佛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妹。这是大多数知青曾体验过的那种群体之爱，是对于对方--另一个知青的珍视。
突然，哐的一声，列车缓缓移动了。她的下巴哆嗦了一下，猛地背过身去。
“肖凌--”
她转回身，脸色苍白，神情呆滞。她举起手臂，袖子滑落了。这纤细的手臂，浮在人群的上面，浮在远去的城市上面。
--《波动》
“她举起手臂，袖子滑落了……”，这里已升华为诗。当我们合上《波动》，那只纤细的女知青的手臂还像旗帜一样挥动在苍茫的天际上……这后面有着千百万知青群体的背景，衣衫褴褛，面目黝黑，大睁着双目……
当杨讯责备肖凌隐瞒了曾同别人生有一个两岁的女孩时，肖凌说：“诚实？像我们学生时代所理解的诚实早就不存在了。你怎么能要求一个爱你的拆去自己伤口上的绷带呢？而另一种诚实需要的是沉默，默默地爱。默默地死！”
肖凌的真实思想是怕失去杨讯。当杨讯第二天即将调回北京，可能像头一个抛弃了她的干部子弟一样，一去不回，肖凌仍然紧紧拥抱了他，嘴唇上沾满了他咸涩的泪水，“一种母爱的感情油然而生”。她所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我应该帮助他（杨讯），保护他”。这种像母亲一般的仁慈之心，是从苦难、贫困和磨折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一种为当时知青并不陌生的情感。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赋予那个时期的男女爱情以独特的方式、特有的社会生活内容。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慈悲以及相互珍重的情感，是当年知青群体之中所曾产生过的最可贵、最高尚的品质。肖凌与杨讯的爱情也渗透了这种相互间的“仁慈”，作者的确把握了这一时代知青爱情的典型特征。
在城市知青的爱情生活中，爱情的表达方式更为细腻、婉转。“文革”运动的狂暴袭击总有间隙，在短暂的宁静中，在一个个无风的小角落便会滋生出爱情的小花。一些爱情短诗，记述了这种曲折、微妙的心态，某个静默、意味深长的瞬间。
赠 （1975.11.11 舒婷）
我为你扼腕可惜
在那些月光流动的舷边
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
你拱着肩，袖着手
怕冷似得
深藏着你的思想
你没有觉察到
我在你身边的步子
放得多么慢
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炭
想这样安慰你
然而我不敢
我为你举手加额
为你窗扉上闪熠的午夜灯光
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
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
说春洪重又漫过了
你的河岸
你没有问问
走过你的窗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