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的是，社会学理论研究表明，很多直接的社会冲突与对立的发生往往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由于不同阶层或者说不同群体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而是发生在同一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不适当变化上。也就是说，个体对于自己所在群体的其他个体的变化比对其他群体中的个体的变化要更为敏感，也更为激进。福利腐败及其背后的高收入使得该类企业的员工与社会上其他行业同类劳动者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其直接表现就是他的消费水平、他的生活方式、乃至于娱乐休闲方式都与自己本来的群体发生巨大差别，这极易引发普通民众的心理不平衡。都是看大门的，都是司机，本来大家都是光着膀子在小摊上喝啤酒的人，都要为明天支付孩子上学的学费而发愁的小哥们。突然之间你告诉我们，你成为了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成功人士，你孩子上学那点学费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在话下。昔日那些小哥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尤其是在当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昔日大家都是国家职工，都是国家的主人公，事变时移，就仅仅因为你在垄断行业，我在一般竞争行业，你轻松悠闲，旱涝保收，收入丰厚，我下岗分流、转岗未能就业，艰难度日。天壤之别，这公平吗？这种心态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冲突与对立会比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还要大得多，甚至更容易爆发。
需要指出的是，对福利腐败现象进行这样的分析，甚至上升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的层面，并不是小题大做，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因为，首先福利腐败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其背后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和社会政治隐患，福利腐败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大头是隐藏在水面下的，其问题的严重性是看不见并不等于不存在。其次，当代中国正处在矛盾凸现期，倘使不能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任何细小的问题都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不稳定或者成为重大变故的导火索。
那么消除福利腐败的对策是什么呢？根本的办法就是打破行业垄断，引入市场竞争者，让成本过高的企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压力。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有控制成本的主动性，也才会有消除“福利腐败”的动力。但是目前在行政垄断不可能马上消除的前提下，强有力的行政监管与政治约束是关键的。我们不要因为是企业问题就一味强调市场手段，回避行政的手段。因为造成福利腐败是根源是行政而不是市场，所以行政产生的问题只能靠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而且重点是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政治问责和政治纪律约束。如果那些垄断企业的管理者们发现为了福利腐败这些对他们来说是蝇头小利的经济利益而有可能丧失其政治生命与前途时，他们还会去搞福利腐败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当没有了政治上的护身符也就没有了他们目前与未来的经济收益。
二、“经济畸形”需要纠偏
经济发展不可能“齐步走”“一刀切”，适度的发展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但是如果纵容这种不平衡，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就会导致“经济畸形”。畸形的经济会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误导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
（一）“干部经济”的不经济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上频频使用“干部经济”一词，初次听到让人确实有些不理解。我们知道，从经济的运行形态来看，有“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等。那么“干部经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呢？后来报道看多了，才明白原来“干部经济”并不是一种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经济现象。
比如，2004年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撤销陶乐县建制。这一撤销，在当地引发了一系列值得人深思的现象：
——汽车维修业务锐减。一家汽车维修部的老板说：原来一天能修十来部车，现在一天也就一辆，有时候连一辆也没有。原陶乐县总共有近200辆汽车，其中公车就占了80%。
——烟酒等非食物性消费锐减。据商店的售货员说：原先的酒是整箱整箱往外搬，现在货架上的酒好多天不见动，日营业额比以前少了一半多。
——餐饮消费锐减。一个酒楼的老板说：陶乐餐饮业过去以党政机关公款消费为主，一些小规模的散客也主要是党政机关干部。撤县以后，有钱人都被分流了。
买东西的是干部，吃饭的是干部，陶乐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房地产，购买者绝大多数也是党政干部。一个区域的经济繁荣不是依靠工业、农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来支撑，而是依靠公款消费、干部消费来推动，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干部经济”。那么这一经济现象的后果是什么呢？直接来看就是地方政府严重负债。陶乐2003年财政收入刚刚达到500多万元，而截至2004年1月底，原陶乐县各单位账面共形成各类债务9142.9万元，所欠数额竟相当于该县15年还要多的财政收入。再就是人人都愿意成为干部，吃财政饭。陶乐撤县时，约有2300多人吃财政饭，而全县的总人口仅为3.2万，近10个人养1名干部。更进一步来看，就是政府行政之外的社会主体极端不活跃，其他市场主体的活力被严重压抑，区域经济呈现萎缩态势。
很显然，“干部经济”现象的意义应该是负面的。至少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干部经济”是不经济的。
首先，“干部经济”助长了公款消费和铺张浪费之风，增加了行政成本，损害了社会群众的利益。这些年来地方财政本来就不宽松，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财政的蛋糕只有那么大，行政成本切去一大块，必然相应挤占教育、养老、治安等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影响公共财政的使用与老百姓切身需要的满足。机构臃肿的地方政府光是“人吃车喂”就把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甚至是“讨饭财政”，在这种情况下何谈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其次，“干部经济”浪费了本已紧张的土地、资金等各种经济资源，如许多地方政府出于创造政绩和树立形象的需要，大规模启动效率很低的投资项目，有许多项目建成之日即是亏损之时，不仅造成了大量的银行呆账坏账和地方债务，而且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素质和质量。有的项目甚至连决策的干部本人也不看好，但为了保证在任期间经济的活跃和经济活动所能带来的公开的利税和不公开的灰色资金支配权，便无限制地铺摊子、上项目，扩大投资规模。这种行为扭曲了市场信号，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对正常的经济活动损害极大。
再次，党员干部也好，政府官员也罢，从理论上和我们的政治要求来说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应该是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应该是群众先富我们后富，而不是当普通群众尚处在低水平生活状况的时候，我们却已经进入了高消费与乱消费，而且这消费花的还不是自己的钱。这种状况长此以往势必败坏了党与群众、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败坏了党与政府的形象。从经济角度来讲，增加了党与政府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成本，降低了党与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实际效益，最终严重损害党执政和政府行政的权威和合法性。
但从经济学上来看，任何一个经济现象的出现必有其符合经济原理的原因，也就是说任何经济现象都肯定有其经济性的根源。那么“干部经济”的经济性又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公款消费和职务消费是刚性的。一个地区经济再落后，其政府行政支出和职务消费都是有一定规模的，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尤其是在公务消费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各种不合理、不合规的消费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这一名义下支出。对于市场来说，它不管你这需求是否合理、是否合法，关键在于这需求是真实的消费需求，是有支付力的需求，用经济学话语来说，是市场青睐的“有效需求”。尤其是在区域经济不发达，社会其他群体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干部确实成为了市场难得的“优质客户”，“干部经济”确实可以支撑起相当的经济规模。
第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信用乃至政权信用是可以经济化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变现”的，这构成了“干部经济”存在的巨大经济基础。尽管政府与干部手中没有钱，尽管他们可能已经负了巨额的债务，但在和平环境下，政府的信用近乎无限，信不过什么，难道还信不过政府，在这样的理念预期下，企业、银行当然巴不得与政府合作。地方政府不仅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向建筑商、向供应商等企业欠款，向饭店、宾馆赊账等，而且还可以运用政府信用向银行贷款，虽然这是不可公开的秘密，但确实是实际存在的事实。这段时间来审计署公布的审计通报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现象。
认识到了“干部经济”存在的经济之因与不经济之害，我们也就找到了解决之法。杜绝“干部经济”现象，宣传教育固然是必要的，但规范公务消费、限制公款消费，压缩执政与行政成本更是当务之急，这才是釜底抽薪；同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淡化政府直接进行经济建设的色彩，更加注重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义务，这才是治本之策。
（二）消费热中的冷思考
2004年的国庆黄金周消费依然很热，不论是交通、旅游还是商业服务部门都赚了个钵满盆溢，高兴地宣称同比增长了多少多少。比如，北京铁路分局宣布，尽管黄金周运输旅客比2002年同期略有减少，但软卧售票增加了近10倍。还比如，北京市商业部门称，全市各大百货商场通过引进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商品如国际一线服装及化妆品牌等带动市场销售增长了30%以上。再比如，北京市旅游部门称，2010年北京接待的400多万游客中，本市游客近三分之二，自驾车旅游成为许多市民出游的主要方式，郊县旅游收入很是可观。又比如，香港旅游业方面人士称，由于内地赴港人员中大多数不是第一次到香港，所以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数据让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我国的消费结构在提升，整体消费总量的绝对值在上升，消费能力很强劲。我们不否定这种结论的客观性与良好愿望，毕竟消费热比消费冷要好。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不是一直担心社会消费趋冷嘛。
但也正是这些数据，还能让我们读出另外一些东西来。这就是，第一，来北京旅游的人数少了，日常基本性的商品消费少了；第二，在消费者中，新面孔似乎不多了，回头客、老顾客成为了主力军。进一步讲，就是实际消费人数的绝对值在下降，有消费力的消费群体在相对固定化。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新增花钱的人少了，但已经花钱的人的花钱能量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