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次经济发展论坛上讲“既得利益群体”时，下边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坐不住了，站起来问我：辛教授，你为什么要与我们过不去呢？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后才明白他们以为我说的既得利益群体是指他们。我笑着跟他们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你们民营企业家群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确实得到了额外的照顾，与普通的工人农民群体相比，也得到了很多的额外利益。但要说你们是既得利益群体，也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一些，你们根本不够格！这下轮到他们愣了。我们不够格谁够格？我说，我先不说谁够格，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中有的人肯定做过国有企业改制、兼并、收购的工作。一个本来值1个亿的国有企业，你们可能3000万就买到手了，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事？他们说有。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你们为了收购这个企业全部费用果真就是3000万吗？请注意是“全部”，包括账面上的和非账面上的。结果他们笑了，笑而不答。我说你们没有必要回答，我也不指望你们回答，只要你们心中有数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为了买那个企业，除了账面上的钱之外可能又花了一个3000万甚至更多。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多花那3000万呢？民营企业家不是傻瓜，因为他们明白不花那另外的3000万他就不可能以3000万的账面价格买到1个亿的企业，即使花6000万买一个1亿的企业也合算啊。那么这3000万花到何处去了呢？我不好武断地指出来，毕竟没有证据。可是我们可以推断，市场经济，公平交易，卖方不愿意卖，你买方再上杆子也不行啊。看来还是卖方愿意贱卖了。那么谁是卖方呢？
现代社会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需要公共部门和成员来承担，必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共权力会让渡给这些成员。当这些成员拥有了公共权力而又没有必要的手段制约他们运用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为自己和自己这一群体谋求利益的时候，既得利益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就出现了。我们前总书记江泽民所说的“决不允许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空穴来风。但不允许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
而且尤为可怕的是，这既得利益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通过违法乱纪、腐败堕落实现自己利益的。这样的人也有但毕竟是少数，我们可以通过党纪和国法有效地去遏制。问题在于更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以名正言顺的手段和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出台某一制度，看起来这一制度很规范，其实是有利于他们那一群体的。我们所谓的公务车改革给公务员进行津贴补助，公务员强制休假并给与经济补贴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制度安排，这只是一些很小的细节。而反过来，当中央政府出于大局考虑要进行宏观调控，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改革措施、修补改革中的漏洞时，就会遇到重重的阻力，而且这些阻力往往还师出有名。所谓不利于宏观管理，其实潜台词是如果那样我的审批权力就没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朱镕基总理曾经感叹说：原来地雷阵就在我身边。
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可能会有同志不满意。说我们发自真心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不能怀疑我们的真诚动机和善良愿望。但我们要说的是，就算你这一切说的都是真的，大家都是很善良、很大公无私的，但从愿望到事实毕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们如何保证或者说又有什么样的机制能保证说的肯定能做到呢？
所以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可以期望它并不存在，但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足够的警觉并时时提防它的存在。因为毕竟它确实也存在。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面对的新变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了。60多年的执政，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究竟怎么样？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去回答。用个成语讲，就是“审时度势”。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审时度势是基本功。要想承续光荣，再造辉煌，必须对变化了的环境有科学准确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执政62年、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论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还是执政党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此做了清晰的判断：“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这“三大历史性转变”，表明中国的社会状态、发展主题、发展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政党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了，政党的行为模式当然也要相应变化。像第一个历史性转变反映到政党形态，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第二个历史性转变则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主要任务；第三个历史性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更高。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教科书可参考、全要靠自己探索的全新实践，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62年来的执政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党的建设比没有执政时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比在封闭半封闭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也要复杂得多。
更需要注意的是，从认识到三大历史性转变到适应三大历史性转变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路并不好走。因为一个政党的行为模式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没有终止符的过程。姑且不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已经习惯了的一些行为模式不可能随着执政就马上全然改变，就算已经执政后形成的行为模式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任务的变化而要有新变化。
比如，社会利益逐渐多元化，产生了相当多的具有不同利益追求的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我们在执政时可能更多的是要讲“协调”与“协商”，而不是“团结”与“命令”；再比如，社会状态更加开放化，各种交往空前活跃，各种社会性活动此起彼伏，这种情形下执政更主要的恐怕是科学、有机、柔性地“整合”，而不是僵化、死板、刚性地“控制”；还比如，随着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民众势必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相应、同步发展提出诉求，我们执政不仅要继续解决好温饱，还要学会并解决好在思想充分解放与精神极大满足情况下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适应中国社会的这“三大历史性转变”已属不易，加上当前国际环境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再加上执政党自身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面临“四个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指出：“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了事情不可。”如何“执住政不失政”并且“执好政不乱政”，这是执政的考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就是没有经住执政考验的例子。
——改革开放的考验就是中国共产党“变与不变”的考验。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改变过去的做法。但在改变的过程中，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应该变、必须变，不变就不能进步的，什么是不去变、不能变，变了就会灭亡的。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这个界限在理论与实践中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能否把持得住，不糊涂、不迷失、不昏头，需要大定力。这是改革开放的考验。十七届四中全会在讲执政党存在问题时，特别点到党内也存在不少“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这就是没有经住改革开放考验的例子。
——趋利避害的利益原则、市场原则被认可、被引入后，与政党固有的高扬信仰的党性原则不可避免会有直接的交锋。如何协调，既能推进市场经济又不失共产党的宗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市场经济考验。
——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贸易摩擦、世界局部地区政治乃至战争争端、国际日益蔓延的恐怖主义，等等，所有这些世界变化的不确定性背后固然有很大的机遇，也有更大的风险与雷区。这是外部环境考验。
从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状态与执政绩效来看，这些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成为了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主基调。“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中国共产党对全体党员提出这样的要求，背后既寄予着殷切的期望，更隐含着沉甸甸的警觉。
讲了这么多变化，总要有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呢？两句话：
第一句，遵循发展规律与发展要求，不得不新。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是有着深层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事变时移，变法宜矣。对此我们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新对策、新举措。我们的发展不能再仅仅停留于经济总量的提升，而要着眼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以人为本；我们的执政不能仅仅满足于管得住、守得住、执得住，更要着眼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好政；我们的社会不能成为死气沉沉、鸦雀无声的僵滞社会，而要成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我们对于新变化、新要求的新举措、新对策。
第二句，面对发展实际与现实状况，不得不旧。这就是说尽管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状态，但毕竟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多少年来形成的既得利益框架和约定俗成的观念以及行为模式并不会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它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会起很明显的甚至很关键的作用。我们还必须去有限度地适应它、尊重它。如果急于求成，风卷残云，可能很痛快，但会欲速则不达。
但是，不管怎样，有一个趋势是明确的，这就是当代中国已经到了走一条新路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走上了这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