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有85%的同志认为现在是“条条”在膨胀，“块块”在萎缩，如何发挥好地方的积极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的样本中有接近30%的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仅有不足70%的地方领导干部。这就表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与这一问题相对应，有67%的同志承认，确实存在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上与中央政府进行二元博弈，通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使自己在区域竞争中获得利益，通过“讨价还价”的办法，在对中央政府在投资与政策上从本地利益出发，曲解、变通甚至阻隔了中央的宏观政策，使中央宏观政策在地区实施过程中受到一定阻碍。
大多数的同志都承认宏观调控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但是针对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有71%的同志认为行政手段过于多和频繁，而运用市场手段不足。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们宏观调控方式完善和改进要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当然也有15%的同志清醒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算完善的今天，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问题，从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健康因素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来看，必要的、“铁腕”式的行政调控手段恐怕还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错过调控的时机。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理想化，更不能天真。
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领导干部也承认有相当一些同志只是将科学发展观挂在嘴边，对其内涵不仅不了解甚至不去了解，在实践中不仅浅尝辄止甚至刻意回避。更有甚者，就仅仅是以讲话传达讲话，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没有人反对可持续发展，大家也都理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一涉及具体发展的问题，有12%的领导干部就认为这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甚至还表达了一种情绪，既然如此，干脆就什么都别干了，这样保证不会破坏环境、不会浪费资源。还有8%的领导干部习惯了“单打一”的发展模式，把统筹兼顾称之为是“背着包袱，拖家带口赶路”，只能“步履蹒跚”。
对于领导干部这些独立的思考的是与非，我们不易做出明确的评判。我们只能说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而且还有上升态势。
（五）对于腐败问题，领导干部从理论上是坚决反对的，但针对一些具体的腐败行为认识有些模糊
要了解领导干部对腐败问题的真实想法确实有些不易。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是不腐败的，也都是反对腐败的。比如对于“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这一问题，89%的人都予以了明确回答。但是对于腐败问题的估计就很值得我们思考。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腐败问题的比例”这一问题，选择5%以下的竟然有43%，选择5%～10%的为32%，选择10%以上的竟然只有5%，有10%的人没有回答。我们承认这个判断与我们公开的数据是比较吻合，但与社会民众的感受、甚至与领导干部日常私下的交谈相比，其差距也是较大的。这当然与领导干部的自身情感有关系，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身处其中的队伍腐败现象是严重的。当然，当我们把问题前面加上“一些”这一限定语时，领导干部的态度马上就明朗起来，其话语的表达也明显严肃起来。比如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接近78%，认为存在一些干部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干工作干事业上，而是用在跑官要官上，用在通路、搭关系、要领导赏识等等方面；同样有近80%的同志认为，有些干部把手中的权力看做是为个人捞取好处，谋取私利的资本，大搞权钱交易，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侵夺国有资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的领导干部甚至用了“吞食人民血汗的蛀虫，危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人”的说法。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当我们在个别交流与访谈时，有相当的领导干部对自己认识的或者熟悉的但已经成为腐败分子的那些干部恨不起来，倒往往还找一些客观原因为其开脱。针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官员腐败这一问题，竟然有79%强的人认为是“体制缺陷”、有68%的人认为是“外在环境”，而选择“自身原因”的只有17%。
（六）对于依法行政，领导干部的态度是含混的、心情是复杂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以及中国加入WTO，客观上对政府管理机制及运作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向我们提出了反思传统政府行为的新任务。比如，政府理念要从直接进行生产建设向主要保障社会运行转变、从提供具体性的政策便利向提供普遍性的制度环境转变、从强调行政审批向注重公共服务转变、从实施计划管理向依靠市场宏观调控转变等等。特别是约束政府行为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发出了“这官越来越不好当了”的感慨。
对于政府职能定位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干部的心情是复杂的。首先无论是作为一个党员还是公务员，其信念与职责都让他们要以服务与奉献为宗旨，因而构建一个现代化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建设一个服务政府、廉洁政府、廉价政府，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服务，他们从理性上都是认可的。对于机构臃肿，职能交叉，程序繁杂，效率低下，审批混乱，寻租、腐败问题严重，体制成本过高，官僚主义盛行，政务不公开，依法行政程度不高等问题，他们也是反对的。52%的被调查者认为，由于多少年的传统体制的影响，现在相当多的政府（包括各级政府和各个职能部门）仍然基本上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号召部署工作，靠检查推进落实，实际上仍然沿袭了过去计划经济的模式，而并非实施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有24%的同志认为，现在政府仍然习惯以“全能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经济中，涉足了企业、市场、社会的职责管理范围，管了许多不该由政府管、而且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也经常讲“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可是他们实际上不自觉地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不自觉地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加诸于社会，在很多问题上、包括关系社会民众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自己治下的“百姓”做主。地方官员被称为百姓的“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赞誉为“民之父母”，都是见惯不怪的事情。至于一些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势对百姓颐指气使，不但不受选民和纳税人的监督，甚至连请愿和“上访”也被看成“违法”“犯上”行为从而被禁止，事主甚至遭到迫害的现象也客观存在。结果导致了群众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有意见、有怨言，政府官员吃力不讨好、自身又很委屈的现象发生。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实事求是讲，体制环境也会塑造人。这么多年的计划体制，不仅使得政府官员从思维模式到能力结构都迎合了这种管理模式，更是使得政府作为一个主体已经具有了自己的一些特殊利益，政府官员也已自觉不自觉地在维护着一种既得的利益。所以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不得不新”与在实践中的“不得不旧”之间恐怕还有相当长的磨合期。32%的领导干部认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主要困难，既来自政府内部，也来自政府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86%的同志认为，政府不能以参与经济建设为主要职责，不能把自己也当成了一个“市场主体”参与经济运行。
（七）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认同率极高，但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侧重点有自己的考虑
多年的领导经历和领导实践，使得我们的领导干部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强与弱、高与低、成功之处和不足方面等等都是有亲身感受和深刻体会的。出于纪律要求和职责所在，他们可能不会过分渲染什么，但“执政能力够格吗”这样的疑问也好、忧患意识也罢，经常在警示着他们。因而他们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抓住了问题的关键。89%的同志认为，尽管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仅是个政治态度问题，同时也有个执政能力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领导干部们承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但是他们更为强调的是，执政党的能力与执政党成员的能力并不完全等同。他们认为，党的执政能力更应该是一种“系统”的能力、“组织”的能力，提高执政党成员的能力只是其中一方面内容，其实转变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行执政体制制度的整体创新更为重要，也尤为紧迫。有75%的人认为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执政党体制机制创新”是比“执政党成员素质提高”更为重要的内容，很多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还是制度靠得住”。还有47%的同志把“加强执政党组织建设”排在了“执政党成员素质提高”之前。我们认为，领导干部的这些选择，固然体现了他们对于自身素质与能力的自信，但确实也抓住了我们党在执政方面存在问题的要害与关键。这一意见值得重视。
（八）对于“矛盾凸显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领导干部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准备不足
多年以来，我们的社会管理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常态假设之上，也即社会管理职能定位于正常的社会发展形态的基础上。在这种假设下，我们的管理表现出很强的事后性和守成特点。往往是事情发生了，我们才会去调查研究、开会讨论、分析评估、上报请示，经过长长一系列的行政链条之后，才可能提出解决方案，等到落实方案、解决问题，又可能是一个长长的过程。可是随着中国社会生活深刻变革，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总是客观存在，特别是在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发展节奏也更加快速的现代社会，各种突发事件和风险的出现概率更是相应增大。尤其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冲突越来越显性化，频率也越来越高。比如，由于拆迁补偿问题引发的冲突、由于干群关系紧张产生的纠纷、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对立等等。虽然对于这些问题，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是心中有数的。有71%的人认为这样的问题出现是有客观原因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还会越来越多。所以更有95%的同志认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是天灾人祸和各种各样的危机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危机突现的时候，传统常态管理假设下的社会管理体系马上会体现出其脆弱性。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要么惊慌失措，要么麻木不仁，有的甚至采取鸵鸟行径来得过且过。譬如对于2003年4月前政府应对非典的一些做法，有87%的人认为“很不妥”，但是同时又有66%的人认为“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也会那样去做”。这不仅是因为有苦衷，担心报忧得忧，引起上级领导的不高兴，或者说由于担心信息披露不当，还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更重要的是缺少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风险的技能准备与体制准备。
更进一步讲，对于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冲突导致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有了宽容的心态，有83%的同志认为对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本着兼顾协调的原则，不能动辄就认为是无理取闹，而是要探索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使得不同利益主体能有效和规范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如果这一机制不建立或者没有，社会群体就只能以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其利益，其结果就可能铤而走险，也可能演化为激烈对抗，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对于如何建立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其具体内容是什么，也有近60%的同志表示“说不清”“不知道”。有30%多的同志明确认为“上访”不应该成为社情民意反映的唯一或者主要渠道，而是应该建立主动的社会舆情的收集渠道与收集机制，主动让民众有地方和有途径可以说话，以免一味地掩盖、漠视，积小患为大害，痛失适宜处理的时机，最终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看得出，从提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到真正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调研活动纯系学理性研究，不代表调研参与者所在的单位与部门意见。为了尊重调研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本报告并没有采用全部数据；本报告得出的结论与被调查者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