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对既得利益保护与尊重，同时对利益群体寻求利益的行为及意识予以界定与规范。只要某一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不是违反国家法律所得，尽管其获取过程中，有不规范之处，或有历史的印记，我们都应该是认可的。应该承认，社会民众，特别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对在改革初期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阶层虽不能说非法、但至少是不太合法的行为所获取的巨额财富，在心理上是很不平衡的。我们不能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倾向，只能从制度、政策、方案等方面去逐步规范直至消除这种现象。
马克思说：“人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社会在奋斗，都在争取各自的利益。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还不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还不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我们的利益群体追求利益的时候，不可能都实现自己所期望的利益。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需要进行利益划分的问题，就是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你的利益的边界线是什么？
我们不同群体，在社会上追求利益过程中间，要知道自己争取利益时的底线是什么？天花板是什么？既不要低于底线，也不要把天花板捅破。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后，很多社会新兴阶层，包括先富起来的群体心里面很不乐意，说现在我们看明白了，共产党就是见不得人富，你看我们刚刚富起来了，马上就想让我们掏钱去救济穷人。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
我建议新兴社会群体们再往深层想一想。构建和谐社会固然有利于普通老百姓，对于这些先富起来的群体更是一种有效的保障。现在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在做什么？号称跟国际接轨，住房子分成富人区、穷人区，富人不跟穷人打交道，消费娱乐也是到富人俱乐部。但是这可能吗？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社会目前就好像在空中飞行的一架客机，不能做到一荣俱荣，但能做到一损俱损。也许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坐在飞机的头等舱，宽敞明亮，把老百姓挤到经济舱，老百姓对我们有气，没辙，为什么？因为空中还有警察，飞机头等舱跟经济舱交界处坐着警察。但是处于尾舱的老百姓说：我不能过去杀你，我自己不活了行不行。当老百姓自己把自己引爆了的时候，整个飞机就得掉下来。整个地球都已经日益缩小成一个地球村，更何况我们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往哪里去躲？
前段时间，四川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老农民和一个亿万富翁发生了纠纷，因为农民给亿万富翁打工，干工程干了半年以后，富翁欠6000块钱不给，老农一看没活路了，就不活了，绑了一包炸药找到了那个富翁，一拉炸药包两个人同归于尽。听说亿万富翁还是一个县的什么政协副主席。但在这包炸药面前，富翁农民是没分别的，炸药不可能说他是富翁就不炸他只去炸农民。我估计炸药还没有养成趋炎附势的习惯。
至于说近一段时间以来好几所学校发生的学生被恶意刺死事件，更是这一问题的升级。
这一系列事件警告我们，为了避免一损俱损，也为了我们有一个安定、持续发展的环境，一定得让中下层有他们生活的起码底线。当他们的生活有了希望、有了追求以后，这个社会才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进行利益分析，要做两个方面工作：
一是，要给先富起来的群体讲清楚这个利害关系，告诉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不要过于嚣张，不要把那层天花板捅破，捅破之后大家都会淋雨的。我们要给中下层百姓一个生存的底线，让他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让他们有活下去的理由。这个时候，社会是往前发展的。所以要做适当的控制和让步，要把这种过分追求利益的欲望控制在适当的程度。
北京前段时间，房价涨得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房。你房地产商在旁边偷着乐也就算了。但他们不满足，一边卖房子，一边说买不起房子的人成为房奴是活该，谁让他们买房呢？我建议新兴的社会群体别这样说，你得让别人也有活路。
二是，同时也得告诉普通老百姓，现在社会发展，不可能没有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动力。先富起来的人，如果人家是诚实劳动，是合法经营，富起来的人是受法律保护的。或者说哪怕他有些不合法、有些不规范、不透明的财富，但由于是在我们发展过程中间，在改革过程中间形成的，我们也不能老盯住不放，老算旧账。
现在相当多的老百姓很直白地说，我承认你经济发展取得成就，但是你经济发展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那么我们要求你给我们吐出来。
能吐出来吗？吐出来就意味着再一次革命。所以中央政府一定要从长计议。要疏解人民群众的情绪，让我们承认我们这些年的改革发展中间，出现了利益上的不规范，很多群体可能挣了不太透明、不太阳光的钱，怎么办？除了确实犯罪了，该按照法律的惩处就惩处一下，剩下的只能下不为例。我们要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阶段性。不承认这点，这个社会就没有再往前走下去的动力了。
总的来说，进行利益分析，其实也是在算一笔账。一个是告诉先富起来的人要做出适当的让步；一个是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要承认客观导致的差距，千万不能搞均贫富。这两方面在我们中国都是客观存在的，都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解决。
（三）实施既依科学规范又兼公正有效的“制度安排”
邓小平一向强调：“还是制度靠得住”，构建和谐社会，制度安排是关键。“制度安排”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规范化的制度消除人治，实现法治。规范化的、恰当的制度安排可以解决社会结构性的问题，避免人治中的随意性、时效性。如人民内部矛盾是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现象，是在本质上有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差异，一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立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用思想教育和适当的调解，并辅之以一定的行政命令即可解决；而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冲突则是社会性的现象，冲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更多的要靠政策的调整，通过改变利益格局来解决，最终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再如：腐败现象是当今社会性问题之一，其腐败程度之深、腐败涉及面之广令人震惊。很多腐败行为已经集团化、群体化、阶层化、甚至部门地区化，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腐败究竟是极少数人因理想、信念不坚定所致，还是另有原因，或者进一步讲仅仅是人的腐败，抑或是制度性的腐败？二是通过制度变迁，取消、废止旧的制度，重新进行新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必须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保守、落后、僵化的制度对社会是有害的。所以制度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深入、有利于稳定、有利于发展。要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提高社会效率，推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有三大制度安排，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单位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曾有其必要性。但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流动，限制了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实际上增加了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与心理上的对立，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甚至浪费资源。这些制度都亟待调整。
（四）着手既重崇高理想又能普遍适用的“意识培育”
“意识培育”主要是促进各个阶层在观念、文化、价值观层面上的团结与合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外部世界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进入了社会民众的头脑，并且开始影响他们的立场与行为。所以在当代社会，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冲突的情形比较普遍，程度比较严重，这除了相互之间相对利益差距大之外，还与其阶层、群体意识的觉醒有很大关系。“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只有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才可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完成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个社会必须有有助于实现共同目标的、正确的意识形态，必须坚持正确意识形态对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导向性与权威性，以期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当然，同时要注意的是，意识培育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神话。要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尤其是要培养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反映时代特征、具有广泛社会性和鲜明实践化特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敬业精神、合作意识以及诚信、律己、守纪、自强等观念。过高的道德要求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还会适得其反，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有过不少。在经历过阶级斗争和市场经济初期那种你死我活的阶段后，中国社会开始意识到原来不同乃至对立的集团、阶层、利益群体之间，也可以有相互合作、互惠互利的活动。这就是观念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不可能再搞“清一色”“一言堂”，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有了“诸子百家”，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更要有“百家争鸣”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