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诗人，是在湍急的江流和险峻的峰峦之间以一叶扁舟把酒临风，沉着而动情地吟出心中精神与感动的人，就像李白在白帝城悄然登舟，没有多大事由，没有多大仪式，却被传记千年。而那些驰骋沙场的战将和战事则随着滔滔江水滚滚东去。三峡，是名副其实的诗歌的摇篮，有《早发白帝城》作证，有李白作证。请那些在青灯黄卷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再写诗了，那模样原不属于诗人。
余秋雨先生说：“在李白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
三峡，不仅留下了珠泪轻垂的神女、把酒游吟的诗人，还留下了满目的热泪和亘古不变的奔腾瑰丽。
◎都江堰水沃西川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都江堰》
毫无疑问，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因为和它同时代或晚于它出现的水利工程都干涸了、断流了、淤塞了、废弛了，甚至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而都江堰不仅是唯一留存于世的无坝引水工程，并且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都江堰水利工程建于公元前256年，而长城最早是在大概公元前656年由楚国修筑的。余秋雨先生在《都江堰》中写道，“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这样的论调虽然有些冒险且备受争议，但余秋雨先生作了辩述：“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并且发出“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的赞叹。
这是对于古老的物质文化造福于后人的赞颂，也是对于那些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中的精英们的文化意义上的审美。端坐于河流之上，怀念一些人的名字，就像怀念他们流水一样干净而透明的身影。都江堰的建成和维缮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千千万万在这里劳动过的人们共同智慧的结晶。李冰、文翁、诸葛亮、高俭、刘熙古、阿尔泰……站在都江堰两旁的是无数默默的身影，他们身居高位而俯首民间，他们的身影遥远而清晰……
余秋雨先生对于建造这个伟大工程的秦国蜀守李冰进行了高度的赞扬，这是赞扬都江堰，而非李冰，“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很可惜的是古书上并没有关于李冰生平的记载，那是因为秦始皇坑儒焚书以及秦汉时战争，使得档案文书损毁太多的缘故。
在2200多年前，那时还没有发明火药，蜀地的太守李冰为了治水，曾刻苦钻研数载，从而总结出了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做堰”，以及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他们靠最原始的方式，以大火烧红岩石，然后冷却，利用冷热交替，将山崖推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被称为“宝瓶口”。岷江水分流之后，其中一支就是从宝瓶口乖顺地流出，然后灌溉千里农田的，水流量因为这个工程而被很好地控制，即使遭遇滔滔洪水，也不会泛滥成灾，淹没下游的农田和村庄。宝瓶口与飞沙堰、鱼嘴，三点一线，共同组成了一个完美无比、天衣无缝、令人叹绝的都江堰。都江堰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的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到今天，仍发挥着巨大的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都江堰不愧为文明世界的惊世杰作，造福万民的伟大水利工程。成都平原能够如此富饶，被人们誉为“天府”乐土，从根本上说，是得益于李冰创建的都江堰。所以《史记》上说：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没有李冰的出现，没有都江堰的修建，就不会有航运便利、农业丰收、丰衣足食、富足安定的成都，汉代中国的五大都会也会因此而缺少一个。成都这座城市必将和其他缺水的城市一样，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成都因水而生，因锦而盛。如果没有都江堰，成都就不可能有濯锦浣纱的锦江，也就不可能有闻名世界的蜀锦，“锦城”或许会成为另一个城市的美誉；如果没有都江堰，成都就不会成为“文章冠天下”的文化中心，就不可能有“天下诗人皆入蜀”的朝圣似的聚集。而对盛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诗意的耳廓必将损失惨重，因为即使他们沐浴在洁白的月光下，也无缘听闻成都的美女们在锦江边濯锦的水声和嬉笑声。刘禹锡也许会懊丧地掷笔于地，因为他写不出“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这样美妙的佳句。杜甫也许会在刚刚吟到“晓看红湿处，花重——”时突然卡住，因为他不知道，除了“锦官城”还有什么可以更贴切地形容成都。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成都建成大约43年后，李冰在它的西北地区修建了水利工程都江堰，从此，一座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城市在都江堰的滋养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李冰不仅是—位爱民的地方官，还是一位杰出的科技专家。他在四川任职期间，不但创建了造福万世的都江堰，而且还建造了许多有益于民的工程。比如，他在成都市造了七座桥，修石犀溪；在广部凿盐井；在祟庆县修建文井江；在宜宾治理水道；在乐山三江江流处治理河道；在什邡县疏通洛水河道，引水灌溉。他的功绩，当真算得上是“泽被千秋”，万古不朽，其巨大的科学价值与经济效益，在人类史上至今仍是首屈一指的。
当然李冰的治水之功不能只算在他一人身上。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建设外，还有他的儿子李二郎。史料中关于李二郎的记载非常少，而且众说纷纭，有的说确有其人，有的说子虚乌有。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中说“溜口二郎乃是李冰第二个儿子”，于是，宋贞宗“御刺李二郎神碑”。这样一来他也就正式成为李冰家族中的一员了，成为辅佐其父成就伟业的元勋之一，千百年来受到广大民众的推崇、敬仰和膜拜。
中国人有句老话：创业难，守业更难。创建都江堰的伟绩丰功无疑是属于李冰的，但要永远保持也确非一件易事。两千年中，暴雨连降，特大洪灾，白浪滔天，决堤泛滥，农田淹没，沃野平原汪洋一片的事时有发生。因此，历朝历代都把维修都江堰作为当时的一件大事。回望历史，汉文帝时的蜀郡守文翁，三国时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唐贞观年间的孟州长史高俭，武则天时的彭州长史刘易从，唐玄宗时的章仇兼琼，唐末的四川节度使高骈，宋代的赵不白，元代的李秉彝、吉当普，明代的卢立羽、施千祥，清代的王来通、丁宝祯、强望泰，民国时的张沅等都为修固完善都江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成为都江堰的功臣而被载入史册，名垂千古。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早在一千多年前，一代诗圣杜甫立于挺拔峻美的玉垒山麓、浩荡奔流的岷江之侧，临江迎风，忍不住豪气干云，朗声吟诵出他胸中的壮丽诗篇，脱口而出一首《登楼》，遂成千古名篇，世代传诵。而激发他创作灵感的，正是他脚下汩汩东流的秦时水，润泽万物的都江堰。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肃宗时，官至左拾遗。公元759年弃官，移家成都，筑寓草堂。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参军，严武奏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杜甫寓居成都期间，遍游巴山蜀水，因为都江堰与成都相距甚近，便成了杜甫必来之地，也让杜甫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
杜甫看见了李冰用以镇水的石牛时，曾写下了诗句“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人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这些都是破除迷信、倡导科学的好诗。在游览宝瓶口时，杜甫写下了“灌口江如练，吞崖雪似银”的诗句。参观青城山时，杜甫又留下了千古名句“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观看岷山沱江画图时，他又写下了“沱水临中坐，岷山到北堂”这样的诗句。
一代诗圣因都江堰而感慨万千，由此可见一斑。孔子说：“智者乐水。”《淮南子》说：“有象之类，莫尊水。”司马迁说：“水之为利害也。”宗炳说：“山水质而有趣灵。”都江堰是科技的都江堰，同时也是文化的都江堰，它奔涌了两千多年的水文化源远流长，沉厚凝重，灌溉了天府之国，滋润了巴蜀文明，甚至永久性地哺育着中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