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曲艺演出与听书习俗
中国曲艺大体可分为说书、唱曲、谐谑三个大类；每个大类中又包括若干小类。比如说书类，包括：一、徒口讲说的，如北京评书、四川评书、扬州评话等；二、说唱相间的，如苏州弹词、湖北渔鼓、陇东道情、四川琴书等；三、韵诵表演的，如快板书、山东快书、陕西快书等。
唱曲类包括：一、板腔体的，如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等；二、曲牌体的，如单弦牌子曲、大调曲子、湖北小曲等；三、板牌混合体的，如二人转、粤曲、锦歌等。
谐谑类包括：一、相声，如北京相声、蒙古族笑嗑亚热、朝鲜族才谈等；二、快板，如数来宝、陕西快板等；三、谐戏，如上海独脚戏、四川谐剧等。
据调查统计，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或现在仍然活跃在民间的曲艺品种，至少有500个左右，流布于我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河北省为例，就流传有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沧州木板大鼓、梨花大鼓、戳古董、木板书、莲花落、河南坠子、山东柳琴、山东快书、评书、相声、快板书等十几个曲种。
一、两大曲艺盛会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两大民间曲艺盛会。这就是河南省宝丰市的马街书会和山东省惠民县的胡集书会。
马街书会。
马街现在隶属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杨庄镇，离城7.5公里，历史上是一个商贾云集，物产集散的繁盛之地。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三河南各地以及安徽、河北、山东、湖北、陕西、四川等省成百上千的民间曲艺艺人，负鼓携琴，汇聚马街，说书会友，弹唱献艺。会上曲艺种类繁多，曲目丰富多彩，有河南坠子、湖北渔鼓、四川清音、山东琴书、凤阳花鼓、上海评话、徐州琴书、三弦书、大鼓书、评书、乱弹、道情等。这就是绵延600多年而不衰、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奇观的“马街书会”。马街书会又称“十三马街书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到十五为书会的会期，十三为书会正日。
马街书会历史很久。马街广严寺及火神庙的碑文有记：元朝延佑年间，马街书会初具规模，每年约有千名艺人前来说书。曾在南阳府做过儒学教谕，告老回乡当上书会会首的文人司士选，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算过一次到会的说书艺人人数。他让这一年赶会的艺人都到火神庙里进香，香案前放一口大斗，每人只许进一文钱，下来一数两串七。也就是说，那年到会的艺人有2700人。
凡到马街书会亮书的艺人大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会场上的火神庙里烧香朝拜，然后规规矩矩地为神说唱一段，希望能得到神的保佑，能把书尽快“写出去”。火神庙位于马街村东北侧，应河桥北端的田野间，此庙是沙河、汝河流域众多火神庙的总庙。
在书会的艺人堆里，有名家大腕、高龄老人，也有四、五岁孩童。有三口之家组成的、也有几人联帮组成的说唱团，你拉、我唱、他演，配合十分默契。当然也有不少唱独角戏的艺人，他们有的在地上栽一根木杆，绑上一个小扬声器，便自拉自唱起来；有的干脆将小喇叭放在田埂上，坐在土地上或是站在田间自娱自乐。
每年的马街书会都要评出“书会状元”。“状元”都是唱得最好的，书价最高的，最受群众欢迎的艺人。
艺人在书会上说唱为“亮书”，邀请艺人说唱为“写书”。“亮书”是指艺人们在浩瀚的书会会场上摆阵对歌，以展示自己吹拉弹唱的技能。而“写书”是说乡下如果谁家过红白喜事、喜得贵子、孩子考上大学、新房落成、发财致富还誓愿等，就来到书会上选择说书人，他们选择自认为好的，私下与说书人商议书价，或找经纪人在袖筒里比划价格，说定后就留下日子，请说书人到家中演唱。主人家图吉利、体面。书价一般是根据上年收成的好坏和艺人说唱水平的高低而定。小则一棚百十元，多则一棚几千元（一个说书摊为一棚）。有时，一个村竟写回去十几棚。这样只好就街说唱，一摊挨一摊，争相亮绝活，形成了对台戏局面。
胡集书会。
胡集，是山东省惠民县（古为武定府）东南最大的一个集镇，农历二、七逢集，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是春节后的头一个大集，这天必开始举行灯节书会。胡集书会从元朝兴起，至清初极盛，一直沿袭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
书会分为前节、正节、偏节。例定正月十二逢集时书会开始。正月十一之前，来自德州、惠民、济南、淄博、烟台、沧州、石家庄、保定、唐山、北京、天津、内蒙、辽宁、黑龙江、江苏、河南等地的说书艺人，带着乐器和被褥，便三三两两云集胡集，一些业余的曲艺爱好者随之而到，散住在镇上各客栈中。艺人们来胡集的途中，沿途说书卖艺，这称为“前节”。正月十二大早，各路说书人便都来到集上，摆下摊子，扯旗挂牌，各自登场献艺。上午10时，鼓乐四起，鞭炮齐鸣，书会正式开始，由这天一直到正月十六，为“正节”。这期间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当地民间还有跑龙灯、扭秧歌、踩高跷、抬芯子、杂耍、武术等传统艺术表演，书会达到高潮。书会正节期间，艺人的演出要价最高。书会上曲种丰富多采，有西河大鼓、木板大鼓、毛竹板书、评书、渤海大鼓、山东快书、山东琴书、渔鼓书等。胡集附近村镇的农民特别爱好听书，一大早便赶来，把说书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各村派出内行人到书会上挑选中意的节目，再邀请艺人到本村演唱，由本村人付给报酬。从正月十二晚间起，一连几天，各村的白天和晚上都有艺人说唱，若主人挽留，艺人就继续说唱下去，若主人不留，艺人就再赶正月十七的大集书会。从十七日至二十一日，称为“偏节”，偏节过后，书会才散场。书会期间，艺人们互相拜年，交换书目，切磋技艺，收徒拜师，极富敬业乐群精神。书会散后，艺人们又沿途卖艺归去，翌年正月十二，艺人们又从四面八方来到胡集相聚。
“文化大革命”中，历史悠久、闻名全国的灯节书会被迫中断。1988年夏历正月十二日，书会又正式恢复，此后一年比一年红火。胡集镇政府拨款30多万元，修建了一个大型曲艺厅，为书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演唱环境。
二、曲艺演出习俗
新中国建立前，少数城市建有书场、书馆，多数城市的曲艺演出场所设在茶社、茶馆、浴室等处。比如民国年间河北省的张家口市，桥东有瑞兰轩、刘家茶馆、白家茶馆、贾家茶馆、虎家茶馆等；桥西的清河轩、全林茶馆等都有为说书等曲艺艺人提供的演出场所。1924年张家口市大水灾后，南北市场自然形成并繁华起来，说书唱曲儿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在这里空前活跃。在农村、草原则搭棚或打地摊演出。
建国后，京津沪、各省和部分市、县成立了专业曲艺团队，企业、部队文工团中也有曲艺队组，曲艺演出队伍壮大，演出活动频繁。为了适应需要，多数城市建了曲艺厅、书场、书曲之家、职工俱乐部等。城市、厂矿的曲艺演出常在剧场及上述曲艺演出场所进行。比如河北省邯郸市建国后建有曲艺厅，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曲艺演出很活跃。
除在上述书场、书馆营业演出外，在没有演出场所的城乡一带，如逢集过庙会、寺庙开光、节庆娱乐、红白喜事、作满月、拜寿、开业庆典、商业促销等演出机会，则搭棚或打地摊演出曲艺。
曲艺艺人在农村、草原，演出的书目曲目有长篇，可连演一两个月，有中短篇；有以中国古典文学名着改编及众多的传统书目曲目；也有配合各个时期形势的新编曲目。建国初期出现了许多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现代书目曲目。
曲艺团队和个人演出的取酬方式有多种，在剧场、曲艺厅、书场、职工俱乐部演出，实行售门票的方式收费。曲艺团队和剧场各按比例分成。为庙会敬神演出，为农村年节或庆丰收演出，为各业庆典演出，由庙会香火社、村上及各业出资，支付艺人的演出报酬。曲艺艺人在城乡搭棚或打地摊演出，演出中间暂时打住扣子，或在演出时向观众收费。观众出多出少自便。
建国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曲艺栏目，成为覆盖面最广的传播方式。已故着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马季等的传世相声段子《马大哈》、《打电话》等，就是通过广播给全国听众带来了欢乐。上世纪80年代后，电视又成为传播曲艺节目的重要大众媒体。
三、“写书”与听书
曲艺是深受全国民众喜欢的艺术门类。20世纪50年代，市、县级城市有了有线广播后，广播相声、评书等曲艺节目时，安装喇叭的电线杆下围满了听众。20世纪8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电线杆下又围满了听众。对长篇书目曲目，一些曲艺迷能连续观看和听取。
正式邀请曲艺班或艺人到某处演出，俗称“写书”。“文革”后，恢复曲艺演出，一些退休职工等中老年观众，有的买书场月票，有的买固定坐位，连续听书。在城乡打地摊演出，更满足了文化生活匮乏地区群众听书的需要，有些曲艺迷是场场到，一场不落。如今中央电视台节目中有了《曲苑杂谈》和评书节目，各省市地方台也开设了曲艺类节目，均受到曲艺爱好者的欢迎。在城市和乡村，早晨散步时仍有不少中老年人手拿袖珍收音机边散步，边收听新闻和曲艺节目。
§§§第二节说书类曲艺
说书类曲艺包括徒口讲说、说唱相间、韵诵表演等三种类型。现分述如下：
一、徒口讲说类
有评书、北京评书、四川评书、扬州评话等。
评书。评书是由唐代“变文”和宋代“说话”艺术演化而来的。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一种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作为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力，以加强表演效果，故名）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表演中，既有娓娓的叙述，也有琅琅的朗诵。到了20世纪中叶，发展为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是站立说演，衣着也不固定为专穿长衫。
评书以北方语音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普通话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因使用口头语言说演，所以在语言运用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和介绍为主，并在艺术上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程式与规范。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故事中的人情事理为主，如果介绍新出现的人物，就要说“开脸儿”，即将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特征作一描述或交代；讲述故事的场景，称作“摆砌末”；而如果赞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相貌或风景名胜，又往往会念诵大段对偶句式的骈体韵文，称作“赋赞”，富有音乐性和语言的美感；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又会使用“垛句”或曰“串口”，即使用排比重迭的句式以强化说演效果。在故事的说演上，为了吸引听众，把制造悬念，以及使用“关子”和“扣子”作为根本的结构手法。从而使其表演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表演者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须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好比一首《西江月》词所说的那样：“世间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评书的节目以长篇大书为主，所说演的内容多为历史朝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主要书目有《东周列国》、《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等，新书目有《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等长篇。长篇书俗称蔓子活，一部书可连续说上几个月。短篇书主要是说生活中一段最精彩的故事、趣闻轶事或长篇小说的片断。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长篇大书仍为主流。
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二、说唱相间类
有苏州评弹、湖北渔鼓、陇东道情、四川琴书、西藏说唱《格萨尔王传》等。
苏州评弹。
苏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俗称说书，是用苏州方言进行说唱、表现的地方曲种，在江浙两省及上海等地都颇受欢迎。评弹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明朝末年，开始强调说书人要进入角色，说书时要“我即成古，笑啼皆一”。入清以后评弹进一步吴语化，在说表上有官白、私白（苏州话）之分。到了清乾隆以后，苏州评弹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据说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经征召过一位叫王周士的艺人御前弹唱。王周士后来在苏州成立光裕公所，自此以后苏州评弹事业欣欣向荣。
20世纪30年代，评弹已经在上海等地区非常流行。由于上海话和苏州话同属吴语，极为接近，所以评弹在上海不会有语言方面的障碍。当时上海有很多书场，许多弹词名家如张鉴庭、张鉴国兄弟，杨振雄，蒋月泉等都在上海演出。曲目也从传统的古典话本扩展到现代小说，如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等。上海取代苏州成为当时的评弹中心。
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两人的双档，三人的三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唱腔音乐为板式变化体，主要曲调为能演唱不同风格内容的〔书调〕，同时也吸收许多曲牌及民歌小调，如〔费伽调〕、〔乱鸡啼〕等。〔书调〕是各种流派唱腔发展的基础，它通过不同艺人演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流派唱腔。
弹词比较大的流派有陈调、马调和俞调。三个流派的创始人是陈遇干、马如飞和俞秀山。陈和俞是清朝嘉庆、道光时人，马略晚一些，约是咸丰、同治时期的艺人。这三个流派经过近200年的流传、革新和融合，又不断出现继承这三位名家风格，且又有创造发展自成一家的新流派。如“陈调”的继承人刘天韵、杨振雄；“俞调”的继承者夏荷生、朱慧珍，均已自成一家。其中“马调”对后世影响最大，多有继承并自成一派者，如薛（筱卿）调、沈（俭安）调和“琴调”，是着名评弹艺术家朱雪琴在“薛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此发展繁衍形成了苏州评弹流派唱腔千姿百态的兴旺景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州评弹受到了政府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苏州建立了苏州评弹学校，80年代又成立评弹研究所。苏州评弹也逐渐走出国门，名杨海内外。
藏族说唱《格萨尔王传》。
《格萨尔王传》说唱是流传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藏族聚居地的曲艺品种。《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早在公元七世纪前就已经开始流传，约在公元九世纪时，内容趋于完整。迄今已丰富为近百部、约170多万行的篇幅，成为藏族篇幅宏大的民族英雄史诗。主人公格萨尔相传是天神白梵王之子，因人间多有不平之事，便投生在一个有钱有势的头人家里，长大后骑术超人，武艺高强，因在赛马会上得胜而被拥为岭国君王。自此他率领国人降妖驱怪、东征西讨，扶弱济贫，维护本民族利益，深得人们的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