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875年的梅森学院，这所学院成立后为伯明翰的经济发展做出很大了的贡献，但一直没有独立授予学位的权利，它于1898年1月1日成为梅森大学学院。伯明翰市的市民非常希望能有自己的城市大学为中部地区培养能够创建和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人才。1900年曾经担任过伯明翰市市长的政治家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为梅森大学学院赢得了皇家特许状，使其成为伯明翰大学。作为“效率”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伯明翰大学第一任校长，张伯伦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大学不应模仿牛津和剑桥培养人才的方法，应该强调科技教育，为经济发展培养人才。大学从一开始便以科学和工程教学为主，并且在英国的大学中第一个设立了商学院。伯明翰大学建立后使该市的酿造、采矿、有色金属冶炼和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也为其他的城市学院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利物浦大学、利兹大学及曼彻斯特大学曾是联邦制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的组成部分，维多利亚大学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1903—04年维多利亚大学分裂为三所大学：利物浦大学、利兹大学及曼彻斯特大学。这三所大学也是从城市学院发展而来。利物浦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881年的大学学院，学院开办之初得到了利物浦市民在财力方面的大力支持，也吸引了极为出色的教授，如发明锥形喇叭的奥里佛·洛奇爵士（Oliver Lodge）。学院一直坚持科技教育，1899年成立了热带医学院，此学院在热带医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罗纳德·罗斯爵士曾因对疟疾的研究而获得英国第一个诺贝尔奖。1892年学院的维多利亚楼（The Victoria Building）竣工，它由红砖建成，建筑风格迥异于牛津和剑桥大学，由此城市大学获得了“红砖大学”的别称。作为维多利亚大学的组成部分，利物浦一直不满于大学对学院的过多限制，非常希望能成为独立的大学。1903年维多利亚大学解体，利物浦大学学院获得特许状，成为独立的城市大学。利物浦大学极为重视科学研究，1917年和1935年查里斯·G·巴克拉（Charles Glover Barkla）教授和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Sir James Chadwick）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二次大战前，利物浦大学在细菌学和麻醉学等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曼彻斯特大学由欧文斯学院发展而来，学院的目标是教授“英格兰大学通常教授的各门学问和现在以及将来的科学。”曼彻斯特是当时英格兰北部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学院随着城市的发展迅速成长。1884年欧文斯学院与利物浦的大学学院合并成联邦制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从而获得了授予学位的大学地位。1887年位于利兹的（Leeds）约克郡学院（Yorkshire）加入，但维多利亚大学于1903年解体，曼彻斯特大学成为真正独立的城市大学。利兹大学处于毛纺业发达的利兹，1874建立了一所科学和技术学院——约克郡学院。与伦敦大学的其他大学学院一样，约克郡学院向所有教派开放，特别重视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学院建立之初就设置实验物理、数学、地质、采矿、化学和生物等科目，随后几年中古典人文科目、现代文学以及历史等科目也先后开设，学院由理工性质的学校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学校。1884年学院合并了一所医学院，三年后并入维多利亚大学。当时各个工业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城市大学，维多利亚大学最终解体，1904年爱德华七世授予学校大学特许状，约克郡学院由此成为利兹大学。与利物浦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相比，利兹大学在财力和设施上处于劣势，但学校发展迅速，在一次大战爆发前，利兹大学在应用科学方面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应用科学在利兹大学依然是最大的系科。
谢菲尔德大学的前身是谢菲尔德医学校，弗思学院（Firth College）和谢菲尔德技术学校。1897年三所学校合并成谢菲尔德大学学院，试图合并进维多利亚大学中，此愿望由于维多利亚大学的解体未能实现，但学院一直没有放弃成为独立大学的追求。1905年学院终于获得皇家特许状，谢菲尔德市也有了自己的城市大学。大学成立之初有全日制学生114人，分别攻读文学、纯科学、医学和应用科学学位。学校的非学位课程极为广泛，除了一般性的学术科目，还有诸如奶牛饲养、铁路经济、采矿、刀具磨制等。一战期间很多专业都被军火制造、医疗器械设计及制作、翻译及政治学等取代。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全日制学生达到了1000人，应用科学院也分成了工程和冶金两部分。两次大战期间大学的学生数基本稳定在750人左右。
1876年布里斯托尔成立了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学院虽然资源稀少，但得到了当地商人的大力支持。1889年大学学院获得了政府的拨款，1893年开办了医学院和工程学院。1908年维尔斯家族和福瑞家族为学校捐助了大量的财物，使得学校有能力争取皇家的大学特许状，1909年底布里斯托尔的大学学院获得了独立大学地位。大学在建立之初就坚持为地方服务的理念，1924年创办了校外成人教育系，为当地社区提供课程，这种做法延续至今。
利物浦等城市大学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一些比较小的中心城市，如列斯特（Leicester）、诺丁汉、南安普顿、爱塞特（Exeter）和里丁，里丁的城市学院于1926年获得了皇家特许状成为能够独立授予学位的大学，其他的城市学院继续努力，有的到20世纪50年代才获得独立大学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在创建自己城市大学的过程中，城市的自豪感以及民众对大学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学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个地方或区域的荣誉，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国家或民族的遗产，这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威尔士大学在创建过程中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1872年在阿伯里斯威斯（Abrystwyth）开办了大学学院，随后在80年代南部的卡的夫（Cardiff）和北部的班戈（Bangor）也先后建立了类似的学院，1893年王室下达了建立威尔士大学的皇家特许状，于是三所学院合并成为威尔士大学。1920年斯旺西学院并入，威尔士大学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壮大。
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扩张相比，20世纪初的独立大学运动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红砖大学都脱胎于原来的城市学院，它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升格而来。在帮助学生攻读伦敦大学校外学位的过程中，它们提高了自身的学术水平；在与地方经济互动中，它们更是找准了立足地方，服务全国的办学方向。伯明翰大学以电子及机械工程、采矿、经济学、商业、生物化学、音乐及美术著称；利物浦大学的建筑、商业、热带医学闻名于世；里丁与剑桥和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Wye College）拥有全国最好的农学院；曼彻斯特大学也反映出该市机械加工和纺织业的特点。这些大学与当地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其与牛津和剑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牛津和剑桥，甚至伦敦大学和杜伦大学而言，大学与工业之间的联系是无足轻重的。这些红砖大学基本上都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先是通过私人的赞助建成一个地区性的学院或技术学校，然后兼并当地的医学院或任何开设高等文科课程的大学附属机构，最后在市政府支持下形成为一个大学学院，最终升格为独立的大学。这些红砖大学最后都成为了英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如伯明翰大学，心脏起博器和人造心脏阀门是在这里开发的；维生素C是在这里合成的；地球的重量是在这里核算的；人工血液的主要成分是在这里合成的。利物浦大学从建校至今已有8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独立大学运动开创了英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它不仅使受教育对象扩大了，受教育者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的子弟得以进入大学，打破了上层社会垄断高等教育的局面。它有别于牛桥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使高等教育走出了“象牙之塔”，在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同时，它也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
二、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建立以及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变化
英国的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很多国家不同，大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治的传统，这种自治的重要基础是财政上的完全独立。19世纪中期牛桥对政府提议的大学改革进行抵制其力量主要源自于学者们对大学产权的自信。大学在财政上的独立性以及对政府干预的厌恶导致在高等教育管理上形成了具有英国特色的制度，即在政府和大学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器”来满足双方的需要，这个缓冲器便是1919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GC）。
在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之前，一些政界人士从德国的经验出发，认为大学的功能在于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国家理应为大学提供资助。政府也逐渐认同了这种观点，并开始为出现经费短缺的“红砖大学”提供部分资助。1905年政府成立了一个常设性的大学学院拨款咨询委员会负责大学学院的拨款事宜，该委员会由中央教育局负责。其后政府先后在1909年和1913年在农业和医学领域成立了委员会，于1915成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署，这三个机构一度成为大学从政府获得资金的来源。
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学在国家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以中央教育局局长费舍为代表的政治家们认识到政府应该通过加大投入来促进教育的发展，政府应该在巩固对红砖大学资助的基础上将资助范围扩大到牛津和剑桥大学。1918年11月牛津和剑桥受邀参加了中央教育局组织的讨论战后如何用公共资金资助大学发展的一个会议，会上牛津和剑桥提出了接受政府经常性补助金的申请，随后政府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评估两校有效利用这些资金的能力。经过考察评估，委员会向国会建议牛桥应该与“红砖大学”一样获得政府补助金的支持。
为向大学分配公共资金，政府于1919年成立了由若干学者组成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大学拨款委员会处在大学和政府之间，其任务是协调大学学术自治与依赖政府财政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为大学和政府之间的“缓冲器”，它既要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不受干涉，又要保证政府的慷慨不被滥用。在69年的时间里（1919－1988），大学拨款委员会对英国的高等教育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大学拨款委员会对各大学采取每5年拨款一次的方式。在审核了各大学的财政要求后向财政部提出拨款建议，财政部一般都会按拨款委员会的建议进行拨款。从1919年到70年代早期，大学的拨款只有1923年被消减过一次。对于大学所获得的款项，大学拨款委员会和政府都不去干涉其用途。在1945年之前，大学处于财政自立时代。大学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得到的政府资助只占总收入的13，其余的23来自捐赠和地方当局。以1928－29年度为例，英国大学（牛桥除外）获得的中央拨款占总收入的35.9%，牛津大学低于30％，剑桥为25.6%。同上，第29页。不管是大学、大学拨款委员会还是政府都认为这种财政格局是极为必要的，政府的资金只能作为大学经费的补充，大学失去财政独立，必将会影响到大学的学术自由。然而这种一致的观点在二次大战后出现了分歧，政府开始以资金为杠杆对高等教育进行干预。
二次大战引发了人们对大学作用的新认识，也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大学和政府间的关系。1946年发表的要求英国加强科技教育的《巴洛报告》（Barlow Report）提出大学拨款委员会要转变角色，“我们认为环境要求它（大学拨款委员会）应该加强对积极的大学政策的关注”，“为了这个目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最好修改它的授权调查范围”。随后财政部便为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职责做了新的规定，它不再仅仅是个咨询机构，而要在和大学极其相关机构协商基础上，协助制定及执行充分满足国家需要的大学发展计划。大学拨款委员会职责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政府和大学关系的变化。战前只占大学收入13的政府资金只是大学经费的一种补充，战后，中央政府的拨款成为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1946年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经费占大学总收入的52.7%，而1949—1950年，政府的拨款达到大学总收入的61.5%。随着大学获得的公共资金不断增长，英国的大学从一定意义上由私立大学变成了国立大学。此后，大学拨款委员会继续发挥其在大学和政府之间的“缓冲器”作用。到了80年代，大学拨款委员会在政府的压力面前越来越难以维持政府干预和大学自治之间的平衡，1988年终于被大学基金委员会所取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四节20世纪中期的英国大学改革
战后不久，英国政府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时普遍认识到，现代战争的胜败和国家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科技教育。因此战后到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重点主要是振兴高等科技教育，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
一、战后高等科技教育的发展
战争期间英国有些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高等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在战后众多勾画英国未来教育蓝图的报告中，关于高等科技教育的《帕西报告》（Percy Report）和《巴洛报告》显得非常突出，它们使英国的高等科技教育在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帕西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