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于《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是在学潮刚刚平息之后草草通过的，在执行中一些问题很快便暴露出来。如关于选举问题，什么是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是否需要在候选人名单上重复登记？外国学生的选票是否有效？这些细节问题在法案中均未涉及。因此在选举产生教学与科研单位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与法律相抵触的做法。如1989年初建立的623个教学与科研单位中，有210个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这些问题也为将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带来隐患。
四、改革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尽管《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未能得到全部实施，1968年高等教育改革也因大学校未被包括在内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对于打破长期以来法国大学僵化的办学模式，建立新的办学机制，加强大学的科研地位和作用，增加大学的活动，促进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以及改革教学内容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改革在法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与巴黎大学的建立、“帝国大学”的设立、19世纪末大学的重建等重大事件可相提并论，是自19世纪末大学重建以来法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次改革。这次改革，虽然更多地涉及到综合大学，但对其他类型高等学校的组织管理和教学制度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之，1968年高等教育改革奠定了法国现代高等教育教学与管理体制的基础，它“在高等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以往二百年还多”。此后，法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几乎一直没有间断，矛头所向也从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数量，转向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向、办学质量及其本身的活力。
1968年法国的高等教育法曾使人兴奋一时，院系的废止使大学在立法上获得新生，大学的自我管理以及大学在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位置得到加强，大学也一度成为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完全资格的参与者。然而，法律本身并不足以使新大学成为自治的、自我管理的机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大学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一些管理措施虽然加强了大学的政治性，但同时也削弱了校内外人们对大学的兴趣，只有每次理事会成员的竞选能给人一点暂时的刺激。有人评价这次改革是“变化的政治性大于学术性，表面性大于实质性，实用性大于长远性”。也有批评意见认为这次改革：在强调民主管理的同时，削弱了教授的作用；学校权力机构——大学理事会的组成与选举方式使其政治化，各有关势力都想方设法在其间获得席位；作为大学规模划小与重组基础的，不是学术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大学新的组成因子“教学与研究单位”（UER）只是介于美国大学的学院与系之间的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它替代过去的学院，起着类似的作用，大学更像是一个联邦。总之，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改革和以往有共同之处：它只触动了大学的结构，而没有涉及大学在其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更大空间，即整个国家教育及至政治体制，所以又是不彻底的，也不可能是彻底的。因此，从总体上讲，拿破仑式的大学依然故我。在国际国内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面前，进一步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有识之士甚至发出“寻找法国大学”的呼声。
§§§第四节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大学改革
经过20世纪60年代改革之后，围绕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数量、办学方向、办学质量及其本身的活力等问题，法国大学的改革频繁。尤其是80年代的几次改革，对法国高等教育影响较大。其中1984年的改革力度和深度甚至可以赶超1968年的改革。此次改革中，《萨瓦里法案》颁布并得到实施，进一步发展和确立了1968年提出的大学办学的三大原则，成为法国高等教育实践中重要的高等教育法律文件。此外，《德瓦凯法案》和《教育方针法》也是法国80年代后期两次重要的大学改革中出台的著名文件。
一、改革的背景
战后法国通过前五个国家计划为教育数量上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第六个计划（1971—1975年）开始，法国政府对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国家计划借鉴了美国“规划、统计和预算系统（PPBS）”的做法，试行预算投资成本的合理化。在教育方面，针对留级学生比例超出正常范围而造成极大浪费的突出问题，国家要求转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
70年代初，为满足学生就业的需要，增强同大学校的竞争力，大学第二阶段新设置了科技硕士（MST）、管理信息学硕士（MIAGE）和管理科学硕士（MSG）等学位。1972年，技术教育成为投资重点，同时放慢高等教育，尤其是文科的发展速度，强调提高经费投入的有效性。1973年，改革第一阶段教学，改变专业划分过细的现象，实行学科相通，将原有专业并为9类学科方向：法律、经济、经济与社会行政、文学、人文科学、科学、社会科学与应用数学、神学、体育运动与科学技术；各学科第一阶段文凭统称大学普通学习文凭（DEUG），取代“大学文（理）科学业文凭”。通过加大基础理论学习和加宽专业口径的办法，增加学生的适应能力。
1973年开始出现的石油危机和1974—1975年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使法国出现了战后一次较长时间的经济萧条。1974—1979年的6年间，工业总产值仅增加3%。1974年夏到1975年冬，国民生产总值反而下降5%。与经济萧条相伴的是通货膨胀加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1981年，失业人数达179万；1982年，失业人数突破200万大关，达204万之多，其中大学生占30%；1983年，失业人口升至236万，其中25岁以下的青年占44.9%。
经济萎缩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发展。1964年，法国大学生人均经费为32000法郎，1976年下降为20000法郎，到1982年仅有8000法郎。享受政府助学金的大学生从1968年的122955人下降到1977年的106384人。大学入学新生人数也从1968年的182000人分别下降为1974年的175400人和1981年的154600人，共减少15%。大学入学率低于美国、日本、加拿大、苏联等发达国家，也未达到1968年高等教育改革预期的目标。
然而，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却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法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方面的传统地位发生了动摇，不少领域已经落后于美、日、西德等国。其直接后果是法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法国经济的复苏，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大的焦虑和不安。他们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归咎于高等教育的落后与质量的低劣。
为了不被排挤在世界主流之外，并重振其大国地位，法国政府把教育当作“国家置于优先地位的事业”，要求高等教育大力促进“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并采取了一些积极发展措施，如：设立大学部，增加大学生助学金，多设应用性和职业性课程，加强科学研究，学校向社区开放等。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思想不统一，这些措施的成效均不大。
问题主要集中于大学。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招生与就业的矛盾。虽然法国80年代的大学生人数达80余万，比60年代增加了一倍，但入学率只占同龄人的20%，远远低于美、日、苏等发达国家。因而舆论要求进一步推进民主化进程，增加招生数量。然而，现有经济力量又不允许过分扩大招生量，另外，毕业生中还有一部分人，因为质量上不合社会需要或数量上超过社会接受能力而找不到工作。1973—1983年，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从8%增加到14%。
此外，财政紧缩和学生人数的急剧扩张使大学的经费极其困难。1970—1979年的10年中，高等教育的支出增长7%，而学生人数增加23%；在1980—1985年里，支出增加12%，而学生人数增加21%。经费困难引发大学办学条件的严重恶化，如设备陈旧损坏、运转经费不足、教师升迁冻结等。但大学校由于背后有企业界的支持，较少受到紧缩政策的影响。
1968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不够全面、彻底，也是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那次改革是法国当局迫于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而仓促进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找到一个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以渡过危机。因此，尽管《高等教育教育方向指导法》几乎是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改革也触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在大学与大学校之间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招生与就业的关系、自治与管理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突破不大，致使这些老问题和旧矛盾，在1974年以后新的经济危机中又得以凸显出来。即便是《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全落实，有的甚至沦为空谈。例如，财政自治问题，原则上各大学、甚至各教学与科研单位都有权决定财政开支，但实际上由于国家是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大学自身创收很少，一般不超过10%，因而这方面的自治权非常有限。因此，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的自治是将财权和人事权留给国家管理的自治，在实践中该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大学似乎又恢复到1968年以前的局面。
那些反对或者怀疑1968年改革不彻底的人们也一直不断尝试其他的途径和方法，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改革均以失败而告终，有的甚至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
1975年，当时的高等教育司司长盖尔莫纳（Guermonne）提出大学经费分配合同制的主张。几个月后，政府改组，部长易人，该主张再无人问津。
1980年，在“五月风暴”中按照高等教育改革新原则建立的新型大学——万森大学（即巴黎第八大学）宣告关闭，也反映了法国战后高等教育民主化改革与实验的困难状况。
1983年，教育部改变了科研经费的发放制度，由一年一拨改为四年一个合同，引导学校制定自己的中期规划，便于资助重点，提高经费的实际效益。但由于涉及经费有限而且还是以专业为单位申报，特别是更多的经费来自以专业为渠道的其他科研管理机构，因此也没有获得成功。
二、改革的内容和纲领
（一）《萨瓦里法案》
1981年5月，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密特朗当选总统。为扭转国家当时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密特朗制订了“扩大国有化”、“改变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社会改革、消除不平等现象”的施政纲领。社会党要求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参与技术进步，并着眼于未来从事的职业去培养青年”。显然，法国政府迫切希望通过迅速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及人才素质，使法国能够更好地迎接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技术发展的挑战。为此，围绕放权、现代化和适应等方面，法国教育开展了全方位的改革，开始制定新的高等教育改革法案，重点解决扩大招生和减少失业两大问题。
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反复的修改，1984年1月26日，密特朗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新的《高等教育法》，即《萨瓦里法案》（Loi Savary），法国继1968年高等教育改革后第二次重大改革就此展开。《萨瓦里法案》有两大特点：一是将两大类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即大学和大学校写在同一条例中，法案引导高等教育机构向更广大的外部世界开放，确定了高等教育机构执行国家优先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的密切合作关系；二是将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特征扩充为“科学、文化和职业教育”，指出“高等教育要特别为从事一种职业做准备”，设立职业高等教育文凭。
这次改革的侧重点是提高高等学校的质量，调整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向。新法令确认了1968年《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的“自治”、“参与”和“多科性”三项原则，同时规定高等教育的总体目标为：开放、教学改革和职业化，旨在通过加强方向指导和教学的职业化，解决学习过程中淘汰率高和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两大难题。
《高等教育法》规定：“全部中等教育以后的、包括大学校与继续教育，都应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高等教育机构的性质是“公立的科学、文化和职业教育”的独立实体；除了对学生进行科学、文化和职业教育外，高等教育的任务还应包括：开展继续教育、从事科学和工艺技术研究及成果推广工作、传播文化和科技信息、加强与企业合作、加强国际合作等。
在招生制度方面，法案规定凡获得中等毕业文凭者及具有同等学历者，均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大学学习。
在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与企业的联系、推动科技研究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法案也确立了相对应的改革原则，使1968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改革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入。改革中把过去相当于系一级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单位”改成“培训与研究单位”，明确提出综合性大学除培养研究人员与师资外，还要对学生实施职业教育，还应承担职业继续教育的任务。学校在传播文化、提供科技信息的同时，还要注意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及时转变为生产力，强调高等学校既是发明创造的基地，又是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学校应该成为知识、青年与经济、社会之间的桥梁，成为高等学校—科研—工业这个现代化大三角的基础。为此，政府鼓励高等学校要解放思想，打破“自我封锁”状况，进一步面向社会，面向实际，通过提供科技咨询、签订科研合同、承担在职培训等方式，及时灵活地满足工业和企业界的需要，改变高等学校特别是综合大学的形象。在加强大学职业化方面，要求高等学校要密切跟踪新技术革命的势头，淘汰一些过时的课程，更新专业设置和科研设备，调整内部教学与科研相脱节的局面，打破专业割裂状况，加强不同基础学科的相互渗透。为此，对综合大学第一阶段（一、二年级）的教学进行了重大改革，加强了对在此阶段学习的学生的方向指导，增设新的国家文凭——大学科技学习文凭（DEU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