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之三是“权力制衡与有效监督”。深谙目前腐败丛生与制度相关，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就已经提出要“通过制度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一设想在中共十六大得到确认和落实，新一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设计者们对于权力制衡格外关注，从方案架构到细节安排都包含了对“分权”与“制约”的考虑。特别是人事体制环节容易产生腐败行为，领导干部直接插手微观经济活动可能带来权钱交易，而金融体制弊端丛生更易成为大规模腐败的温床。此次机构改革在上述诸方面进行了有心调整，虽然仍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有效性，终究是治本入手的“制度性关注”，其积极意义当予肯定。
在2003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上，与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出台并具有政治体制改革含义的举措，还包括专职人大常委的产生，以及其他。有关政治体制的动作毕竟是牵涉面更广，因而引起媒体更热烈的关注。不过，这场改革其实是一场长征，我们不应忽视始于足下的每一步努力，又该看到可能的前进定会包含巨大艰辛，甚至难遂初衷。在昭明既有目标之后，重要的不是说多少，而是把事情尽快做起来。
-2003年第5期-
金融改革不容迟疑
直面中国金融业的严峻现实，刚出台的房地产信贷规范办法显然只是着眼于降低风险的外部措施。决策层须痛下决心，加快着眼于治本的重大改革。
对于坏账成堆的中国银行界来说，国家审计总署2003年6月25日公布的建设银行所涉10亿元的虚假按揭贷款，或许只是个小事件。然而，由于此事曝光的特别时机，更因为此事仅为审计部门对“建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抽查”的结果，人们不可能不举一反三，想得更深更广，再次感受到中国金融改革路途中沉重的阴霾。
在近期以来对中国银行业的关注中，一个焦点就是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资产的质量。2003年2月20日央行公布的《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曾经披露，在该行2002年房贷检查所抽查的20901笔共计1468亿元房地产贷款中，违规金额达到总数的近1/4，总额约366亿元。央行发现房地产信贷的违规贷款，主要集中于开发贷款和个人信贷，而审计总署新近公布的对建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的调查又表明，违规房贷极易形成不良资产。例如，汕尾市一位公安局要员从建行广州一家支行骗取按揭贷款3793万元，其中3270万元已无法追回，转入个人账户的2576万元全部被提取现金，去向不明。可见问题房贷之堪忧。
不仅如此，中国房地产投资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现状，本身也包含着巨大风险。日本在经济形势火暴的20世纪80年代曾经发放了大量房地产信贷，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大量以土地资源为抵押。土地的升值和银行贷款发放形成了一种正反馈，贷款占GDP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50％左右升至80年代末的近100％。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土地价格跌去半数，日经225指数跌至历史高点的1/3以下。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或是房地产贷款，迅即变为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历史的教训近在眼前，中国没有理由不承认经济规律的现实。面对当前中国出现局部房地产过热的苗头，央行今年6月13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21号），正是出于对房地产贷款风险判断作出的理性决定。
当然，银行业的隐忧不止于房地产贷款。6月下旬，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发布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贷款中的不良资产已达到50％，总数在4万亿元以上，占了中国GDP的近半数。这一分析可能过于悲观，但纵使按照目前官方所说不良资产率为25％的口径分析，也和5％左右的国际安全标准相差甚远。特别是中国银行业普遍盈利水平偏低，如果资本充足率远不足8％，贷款损失达到一定的量，必然使银行净资产成为负值。一旦经济发展放缓，坏账造成的压力会逐渐显现，进而形成难以化解的金融危机。有鉴于中国金融业的严峻现实，刚出台的房地产信贷规范办法显然只是着眼于降低风险的外部措施。决策层须痛下决心，加快着眼于治本的重大改革。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曾出台了诸多金融改革举措，其中值得称道者，包括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剥离大批呆坏账，关闭数以千计的无效率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投入巨资为商业银行建立新的计算机系统，等等。但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的改革，却一直裹足不前。长时间徘徊之后，金融业高层人士中还出现一种误解，似乎商业银行的改革就是上市，改革时间表即为上市时间表；没有上市预期，就无法拿起银行重组的手术刀。事实上，上市虽然对银行改革有推进作用，但两者不能画等号。作为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的举措，上市不可避免地具有权宜性目标，未必能够比较彻底地同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根本制度性问题。在今年5月底发生中银香港CEO刘金宝突然去职事件后，国内外业界对此已有共识。现在已经到了调整改革方略的关键时刻。
观察家在目睹中国金融业当前的疾患时，很容易想到日本。至2003年，日本已经进入经济衰退的第12个年头，其金融危机在继续深化。在日本，政府长期插手金融市场，一方面让整个银行业“救助”濒临破产的企业和行业，一方面让资不抵债的“鬼魂银行”继续在市场上与健康银行竞争，各种短视的举措避免了眼前的震荡，金融改革却一再缓行，终使治理危机的成本越来越高。其结果是使纳税人承担了巨大损失，而经济复苏遥遥无期。
中国和日本很不相同，但日本教训中清晰地映现出中国的影子。如果不愿走上覆辙，应当从今天开始加速金融改革，无论改革的过程多么令人痛苦。
-2003年第13期-
选择“好的市场经济”
滑向诸如“裙带资本主义”之类“坏的市场经济”并不难，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则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终于，盼了很久也议了很久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2003年10月14日落下了帷幕。
我们很快将有机会看到此次全会最重要的文件，亦即《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下称《建议》）。而从全会公报透露的种种信息，从会议前后中央的一系列行动部署，已可嗅出这次全会将深刻影响历史的不同寻常之处。
从本世纪始，国内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总在说，中国在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之后，还应当懂得市场经济本身亦有好坏之分。中国应当努力探索如何走向“好的市场经济”。这话虽然通俗，其中道理却很深。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毕竟只有少数国家建立起了“好的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已经走上了改革不归路的中国会继续在市场经济道路上走下去。这个时候应当清醒的是，如要滑向诸如“裙带资本主义”之类“坏的市场经济”并不难，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则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我们有理由期待，此次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建议》，将成为中国选择“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性步骤。
要做的事情很多，而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如何突破种种障碍，加速而且深化改革，包括许多早已经确定、却因为各种利益阻碍无法大步推进的改革。例如经济体的所有制形式，在明确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应当成为眼前的必需；而且在公有制的范畴之内也应承认，股份制，特别是混合所有制，应当是比国有独资更有效率也更值得在当前提倡的所有制形式。唯如此，方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三中全会公报语）。再例如私有产权保障，直接关乎经济的发展和私人投资意愿，学界业界呼吁期盼已有经年，理应建议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如此还有许多，包括金融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包括让行政之手退出市场的种种改革，这些都是目标明确的基本改革，改革的步伐要坚决地迈出去。这是因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基于市场的原则和理念不能退让或动摇。
“好的市场经济”还有更高层次的价值诉求，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正体现了这种诉求，即所谓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中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很快，而在赞叹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发展的代价。就社会角度而言，这意味着对弱势群体的关心，意味着兼顾发展与公平，意味着付诸实质性努力改变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教育、卫生、社会保险诸项事业发展等，也意味着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应步骤，其目标是让改革使大多数人受益，防止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因为好的市场经济应当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石，形成稳定和均衡的发展。就自然角度而言，则意味着对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看重。但愿经历了春季的SARS、夏季的洪水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已经感受深切，再不踌躇。
如何确立政府角色，明确政府和经济人的关系，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必然应对的根本性挑战。中国传统的计划体制赋予政府无限权力，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改革转型中政府退出很难，却又常走向甩手不管的另一极端。此次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给政府角色作出清晰规定，“竞争”意味着政府之手不能笼罩经济活动，而“有序”意味着政府应当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守夜人”。当好这个“守夜人”并不容易，因为如果对政府不进行约束，从“守夜”到“寻租”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寻求“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呼唤的是有效却也有限的政府，这就需要制约权力，由是需要法治、民主建设和公民社会成长。
从1979年算起，中国改革已经走了25年，经历了五届关键性的中共三中全会。诸家媒体的有关回顾很多，可知改革并不顺畅，大方向确定后仍然会有曲折有弯路，路径的明晰是渐次逐步的。如今，中国改革又走在新的岔口上。此次三中全会正确地选择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真正理解这种选择，然后在这条光明却异常艰辛的道路上走到底。
-2003年第20期-
事业单位改革的“破”与“立”
下一步事业单位改革所面临的任务一为分类剥离转制，一为重建公共服务体制，后者更具挑战性。
千呼万唤，在2004年3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主办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终于听到了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权威性说法。新华社一则“改革要牵动三千万人”的消息颇具震动性，虽然消息表明是项改革仍在“研究建议”阶段，最多只能算是“着手展开”，仍然引起业界的诸多关注和议论。
据统计，中国的事业单位多达130万家，人员2900万，资产近3000亿元。改革牵涉面如此之广，人们在议及改革之初，便很容易将视线集中于解决事业单位之冗员，或是通过撤并和转制来减少事业单位本身。但只要认真分析事业单位的性质和构成就会发现，大步推进这项相对滞后的改革，其实是相当庞大的系统工程，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向来称为难题的国有企业改革。
何谓“事业单位”？对于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过去曾有不同的解释和翻译。目前经过专业斟酌的准确译法是“Public Service Unit”（PSU），意即公共服务机构，正给出了事业单位的应有释义。当然，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过去生存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事业单位”已经演变为企业，或是从来就属于企业性质。还有些“事业单位”本来就是“站错了队”，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不过，中国事业单位的主体，仍然是最基本的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和农业技术服务领域的公共服务机构。目前，单教育和卫生两个行业的职工，就占了事业单位全部职工人数的70％；而中国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由政府出资举办的各类事业单位。这些数字都足证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性质。
由是，我们基本可以把下一步事业单位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归纳成两部分，一为分类剥离转制，一为重建公共服务体制。就事业单位本身来说，两部分任务或可分别称为“破”与“立”，抑或“减法”与“加法”。后者较前者更具挑战性。
根据研究和试点改革经验，专家们一般将中国跨行业、跨部门的庞大的事业单位群体分为三类，亦即行政类、公益类及生产经营类。在改革中，将行政类与生产经营类进行清理和规范至为重要。一些行政执法部门以“事业单位”出现，兼具政策、监督、执行、处罚职能，且以财务自收自支的方式运行，因为“政事不分”而利益冲突显著；一些生产竞争性产品的实体以“事业单位”身份自重，无法建立合理的公司化治理结构，由于“事企不分”而严重影响经济效率。
对这些名实相悖的“事业单位”，当然应当进行清理规范，剥离转制。特别是对那些明显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事业单位”，在确认其所提供产品或服务并不具备类似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的公益性特征之后，应当坚决改为产权明晰的企业，使其可以按市场化原则准入、发展和退出，其员工的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可更好地纳入正在完善中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领域若有行业严格监管需要，亦应以市场化方式通过法治渠道落实。这是符合改革方向和尊重市场经济原则的正确做法，最终将更加有利于相关领域事业的繁荣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