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经观察”的问答
-Q：杨哲宇（本书选编者）
-A：胡舒立（《新世纪》周刊总编辑）
-Q：《财经》是1998年4月创刊的，但“财经观察”出现得好像晚一些？
-A：我记得是从1998年8月开始的。为了谈那年增长率“保八”的事，王烁让我写一篇评论。写好后，他希望我每期都写，后来就按他的要求坚持下来了。当时，《财经》全职人员只有四五个，我是主编，王烁是执行编辑，其实就是第一“大编”了。从那以后，他也一直是“财经观察”的编辑。
-Q：你是记者出身，对写评论有特别的偏好吗？
-A：说实话，我很喜欢写评论。上大学时，我评论课的成绩就比较好，后来也很希望有机会写社论。不过，机会并不很多。我一直认为，写评论，特别是写社论性质的评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社论是报纸的旗帜。”在传统“党报”体系中，发表社论是相当重大的事情，对此观点我也是深以为然。所以，《财经》创办之初，并没有搞社论或是有社论意味的评论。8月那次尝试之后，我受到鼓励，就以个人署名文章的形式来写每期的准社评了，叫“财经观察”。这篇东西放到杂志的最后一页，也是想低调一些。
-Q：这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评了，有点类似香港《信报》早期社评的形式，由本人署名，对吧？
-A：这是我们的一种探索，与传统社评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初，《财经》是月刊，“财经观察”每月一篇，主要都由我自己来写。后来，杂志变半月刊，再办双周刊，节奏越来越快，所涉问题也越来越广泛，我就不可能从头到尾都独自操作了。最初，绝大部分还是我自己干，最近一两年，许多都是请记者或我们的经济学家起草后，我再来修改，你的编辑工作也值得肯定。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王烁，他始终负责题材的选定和最后的编辑把关，十几年如一日。在《财经》内部，大家都明白，“财经观察”虽然由个人署名，但不是纯个人栏目。“财经观察”从确定选题到最后的发稿，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财经观察”作为署名文章，一方面，具有个性化色彩，我有义务和责任将其做好；另一方面，缺点由我负责，成绩应该归功于大家。
-Q：今天再读这些文章，特别是处在当前这一你职业生涯的特殊时期，你有什么别样的感触吗？
-A：它们应该是我担任《财经》主编11年职业生涯的一个侧面记录，很有意思。其实，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唤起当时的一段故事，可惜现在没有时间把它们全部写出来、串起来。在《财经》成立五周年的时候，就曾想过出一本书，叫《我与“财经”》，当时想把所有的“财经观察”背后的故事串起来。很遗憾，一直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十周年的时候，就更没时间去干了。但是，这件事情总有一天是可以做的。把每年的文章精选出几篇，再配上当时的故事。
-Q：我们常说新闻作品是“易碎品”，现在让读者回过头去，重读这些文章，你认为价值何在？是否可以说，它提供了一种思想史，更具体地说是中国改革思想史意义上的史料？
-A：说是“思想史”之史料，可能过誉了，但对读者或多或少还有些参考价值吧？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其一，新闻的易碎性，这确实是我们常讲的话题，也是客观存在。其二，正是知道了新闻易碎，我们才希望自己的作品不碎，至少不易碎。我在1994年出版的那本《改革没有浪漫曲》后记中写到，新闻本身是易碎的，但新闻记者对于永恒性的追求是始终不渝的。我是从日报的新闻记者做起的，这么多年，想的就是能写一点有生命力、以后看了不遗憾或少些遗憾的东西。后来，有机会做《财经》杂志，更是怀着这种心愿来做编辑、做记者的。
-Q：《财经》希望其作品“不碎”，其标准是什么呢？
-A：“不碎”当然也是相对的。我觉得，如果说有个标准，就应当这样衡量：作为时代的记录员，在每个时期写的作品，固然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但要寻求超越，从而能够经得起更长时期的历史考验。
-Q：这也许正是《财经》之所以为《财经》的原因，写“财经观察”时这种意识是不是更强烈？
-A：我确实希望，这约1700字所表述的东西，能在比较长的时间站得住脚，回过头来看不感到脸红。1700字的容量非常有限，很难把每件事情都说得很周到，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多位编辑不断地对其修改完善，甚至在大样上仍要看和推敲多遍的原因。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不能说每一篇都完美，但是，可以说，“硬伤”不是很多，这一点是令我欣慰的。
-Q：本书选入的140多篇文章，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为改革鼓与呼。我们不断地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时而加快，时而滞缓。这些文章也记录了这一过程。你如何评价改革的历程？是否偶尔也会感觉到有些无奈？
-A：新闻评论这种体裁，与学术文章及一般的理论文章的写法是不同的，它追求快节奏的出版、语言和文章结构所带来的冲击力，因此，不应把新闻评论看做完整的学术阐述。以此为前提，“财经观察”确实倾注了对改革的急迫之情。尽管文章表达的向往，并不能都变为现实，只是折射了我们自己以及与我们心心相印的改革者们真切的心声，客观上对改革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回过头来看，有些文章不但是急切的，甚至是过于急切，这既是可以理解的，也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常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Q：《财经》的宗旨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三独”（独立、独家、独到），还有一种表述是“复杂的自由主义”。无疑，在《财经》的各类稿件中，“财经观察”是最直接地体现主张的。现在回过头来讲，你是否对实现的程度比较满意？
-A：我只能说还算欣慰吧。第一，“财经观察”总是能保持独立的气质，也许与有些人的想法一致，也有可能与之不同，但是，无论如何，是我真实的看法，是“我们”的立场。第二，所有的评论虽然重心各有不同，但能够体现某种一致性。“一致性”是很难的。在《财经》创刊十周年的时候，王烁定了一个题目，叫“财经十年——一以贯之”。汪丁丁以及很多人都讲过，《财经》的特点是consistency。我觉得，写几篇好文章、做几篇好报道，这些并不难，难的是这么多年的一致性。汪丁丁在《财经》创刊十周年时说过，要完整地揭示真相，并且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去表达真相，这是很难的。《财经》的十年就是这样一点点走过来的。回过头来看，坚持consistency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比别人强，而是说，要不断地学习，去提高自己。consistency并不是说，有一个简单的教条，可以处处搬来套用；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信念，只要“信”就万事顺遂，它是在找到了正确的认识框架和方法之后，不断学习和改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
-Q：“财经观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读者可能会好奇，“财经观察”的选题是怎么定的？
-A：选题与每期《财经》杂志都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有时候会以《财经》的主体报道作为评论的对象，但更多时候与重点报道无关，有时甚至有意与其错开。总的来讲，在两周之内发生的事情很多，我们的选择无一不是紧扣经济社会热点问题，但与杂志报道有补充、呼应的作用，很难具体地讲每篇“观察”选题确定时的情形。
-Q：每篇“观察”都有鲜明的主题思想，这自然是你的阅历、观察、思考的结晶。但是，我想知道，每篇的主题思想是如何突破那些大而化之的信念，直达事实和思想的深处的？
-A：谢谢你的肯定。正如我刚才所说，选题经过了非常细致的筛选和深入的讨论。我自己在写作之前，会把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看一遍，所幸我们有互联网这一工具，使得熟悉背景的工作做起来相对容易了。我争取自己写作的时候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另外，我还要真诚地感谢很多同事的帮助，特别是遇到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的时候。很容易理解，在信息爆炸、知识分科越来越细的时代，所谓的“万事通”是不存在的。我得到了《财经》当时的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学术顾问汪丁丁、首席研究员陆磊等多位专家的智力支持；《财经》当时的助理主编、研究部主管编辑叶伟强等同事都给予了我很多专业上的帮助。法律、财税、农业等问题，也不全是我日常知识积累的重点，我之所以能迅速进入某一领域，也得益于相关的专业记者或主管编辑。所以，尽管是我署名，但是，“财经观察”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这样说并非客套。
-Q：你一再强调写作中分寸的重要性，特别是立论的分寸把握。可以具体谈谈吗？
-A：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俗话说“文如其人”。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有的时候非常急；但是，我写文章又非常审慎。每一个提法都要想很长时间，加很多的限定。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人，是多么矛盾！不过，我自己觉得，“财经观察”所体现的风格，可能倒是更接近于我作为一名文人或者说记者的本来面目。我是一个写东西比较慢的人，写封信都要想很长时间。这一方面是我不够有才华的表现，“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在这个快节奏，甚至不无浮躁的时代，能够沉下心来写东西，能够反复推敲，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记得鲁迅说过，写一篇作品，初稿写完要放在抽屉里，两三天以后拿出来再看一遍。我即使做不到这么沉着周详，最紧张的时候也会隔几小时再看一看，这样改写过的文章才能更少遗憾。
-Q：这本书分为七个专辑。我发现，你写得最得心应手的，是被命名为“政经风云”的这一辑，介乎政治与经济之间。你写得可谓“凌云健笔意纵横”，这是因为有话要说，因而情感充沛、思如泉涌，还是别的什么？
-A：这还是因为一方面，我是新闻记者，而不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学的造诣远远谈不上，但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对我影响很深。也可能恰恰是因为经济学修养不够，所以，写东西的时候，遇到比较贴近现实生活题材的时候，写起来更容易一些。我不认为这表明我在这些领域有过人之处，只是因为这些问题分析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其实，我发现，当初在做SARS报道的时候，《财经》记者写起来就比较自如。把一个经济专业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同时又富有激情地表述出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表述的时候，为了追求严谨性，评论这种体裁所要求的晓畅和生动，就会遇到困难。相反，既涉及经济又不囿于经济的题材，处理起来就会容易一些。我想，仅此而已。
-Q：如何看待过去有些文章，如《何必讳言“不救市”》等，造成的社会轰动？
-A：“财经观察”有不少篇章影响很大，大部分时候得到了读者的肯定。我们的观点，在1700字内经过了反复推敲，我自认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坦诚地说，我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有争论是正常的，真理只有在不同观点的自由碰撞之中才能璀璨。不能不说，宽容对待异见，理性分辨是非，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比较稀缺的元素。那种动辄追究动机和背景、惯于深文周纳的做法，应该说是历史上不健康因素的残留，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
《何必讳言“不救市”》这篇文章是一篇非常有争议的社评。受到的批评，包括在互联网上受到的批评也比较多。首先，我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次，即使是有所批评，也很正常，也是我们应该承受和面对的。不过，我至今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表述都是立得住的。
-Q：你是新闻科班出身，当然知道中国新闻史上有“文人论政”的传统，最为后人崇敬的就是《大公报》的张季鸾、《观察》的储安平。我冒昧问一句，你有没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一种自我期许、自我定位，来延续这一传统？
-A：我当然很敬佩这些先贤，但自认并没有前辈们那样伟大的抱负和才气。我更多地把写评论看成一项工作，一种责任。或者说，《财经》有这样一个舞台，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既然需要我去做，我就会尽力把它做好。在与很多的读者交谈后，我发现，他们很注意“财经观察”，这样，原本被放在杂志的末页，后来放在了卷首。有些人甚至对我说，看《财经》杂志，首先就读“财经观察”；如果没有时间看别的，就只看“财经观察”。我听了以后，觉得责任非常重大。另外，也可能因为这个栏目篇幅比较短，比较易读，大家都能看懂。
-Q：你已经出过好几本书了，影响也都比较大，比如《改革没有浪漫曲》、《新金融时代》等。你怎么看待即将出版的这本书在你职业生涯中的地位？
-A：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刚才说过，作为一名新闻人，我其实比较喜欢写评论，这是我职业偏好中的一个侧面，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当记者，可以采访很多人，也可以写东西。不过，我对写评论也情有独钟。当年在《工人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就希望去评论部工作。1992年到了《中华工商时报》，9月赶上纪念创刊三周年，准备出一期24版的报纸，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篇幅。我就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写社评行不行？”大家就让我写。我写了篇社论，题目叫“不同寻常的时刻”。当时就觉得很过瘾。现在回想起来，那篇文章还明显带有党报社论味儿，不过，我确实是喜欢写。这是我的内心偏好。我把社论看得十分神圣，又认为自己少有机会去接触，心里痒痒的。以后写“财经观察”，自身对社会、对改革的认识水平都较当年有很大提升，我对评论的爱好也有机会去释放。当然，我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评论家。写得越多，更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做事情只是职责所在，尽力而为。这样写了十多年以后，有读者欢迎，有同行认可，我当然很高兴，但也觉得可能有些过誉了。
其实，写好评论还是要具备更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等尽可能全面的理论功底，尽管“术业有专攻”，但单打一肯定不行，靠“聪明劲儿”和玩弄文字技巧来支撑更不行。毕竟，“绳短不可以汲长”，我自己欠缺的实在是太多了。
-Q：接下来，你要“二次创业”。你对自己的“笔政”作何展望？
-A：我还是这样想：有责任、有义务，就要写，此其一。其二，我希望未来能把自己所要表述的东西，从比较凝重的感觉中适当地释放出来，变得轻快一些，只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到。
当下的社会五光十色，我们经历的东西多姿多彩。稍微释放一些凝重感，可以在多样化的尝试上有一些进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大才华的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新闻人，被各种机缘推到了某个位置上。当要做的事其实超过自己能力的时候，一方面要有担当、不退却；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活得更加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