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时代的责任感。傅斯年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推翻中国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改革中国政治，完善社会制度，把中国建成独立、富强的国家。为此他们必须吸收各国文化的精华，学习各种进步的知识，从整体上了解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同时，他们到西方后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们深入了解各国的基本情况。他们到达的欧美各国，正好是一战后的恢复时期，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组织和领导人们采取有力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虽然各国政治制度不同，但在领导国家建设、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学术研究、发展新兴学科等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这批出国留学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出国前了解的中国社会与此大不相同，他们所目睹的中国现实是：国家各级政权都已腐败到极点，统治者抱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僵尸不放，极力维持统治者特权，不思改革，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各地军阀争取不同的帝国主义作靠山，相互厮杀，争权夺利，为建立各人的独裁统治而不择手段；各帝国主义则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以便攫取更多的利益。国家四分五裂，濒临危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两相比较，自然促使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以寻求医国救民的途径。正如当时人的评论：这段期间在欧陆负笈求学的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欧洲在一次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以及战后各国的整建与复原所做的努力，再想起远在万里以外的苦难祖国，正遭逢国内外变局的摧残！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气干云的情操。要“究天人之际”，要“通古今之变”，要“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当时，在欧陆时常往来的一批浮云游子，包括了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等，这些人日后学成归来，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现代史里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秀异分子”。可以说他们勤奋攻读，兼收并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救国，以实现自己最高的人生价值。
其二，对知识的渴求。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往往有这样一种状况，人的知识如同画圆，个人是圆心，圆是知识面，圆画得越大，它的内涵和外延面积越大。人的知识面越宽，对知识的兴趣就越浓，对知识的追求越热烈。人生有涯，知识无涯。因此，追求知识的人毕生在追求，傅斯年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在国内对许多学科领域已有所了解，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已有相当深厚的功底，他希望再用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自己。在大学时期，他已开始阅读外文原版著作，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对西方各类学科的知识还只是初步的了解。到了西方以后，开了眼界，许多知识都急需充实，在国内所获得的知识也需要验证。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在学习各种知识时，触类旁通，通博结合，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傅斯年的同学好友罗家伦对傅斯年知之甚深。他曾分析傅斯年对知识追求的心理，说：“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学，进而治物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他对于数学的兴趣比较浓，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喜欢看逻辑的书，研究皮尔生的《科学规律》（Karl pearson 的 Grammar of Science）和或然律(Law of Probability)。后来像金斯（CJ.M.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类的书，都是他很欣赏的。所以可以说，孟真深通科学方法论。当然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兴趣决不会限于一方面。他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不但能看，而且能体会。……还有一种，这群人的学术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帮助了解当时那种旁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之言’。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无可嘉之处。”傅斯年在留学过程中，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主要表现是不拘一格，博采并蓄。这或许是人们求学的一种规律，人的知识积累经常如此，在某种学科知识达到一定程度，需要联系相关学科，便立即进行学习和研究，对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都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以便收到触类旁通，互相引发的效果，在旁征博采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后来许多对傅斯年有所了解的人，无不佩服他知识的广博，这与他早年的刻苦求学有密切关系。如他的老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说他：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程沧波评论他：“孟真的智慧学识，是值得骄傲的，他真够得上说‘学者根底’，什么问题和他一谈，他可以从根源谈起。关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他够得上‘博大精深’。他的治学方法，集会了中国经史和西洋的科学方法”。屈万里赞扬傅斯年知识之博几乎无边无涯，他说：“他研究历史，研究心理学、研究物理学、研究数学、研究医学，都有深湛的造诣。”虽然傅斯年一生没有很多专门论著传世，但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是为当时所公认的。而知识的取得与他一生对知识孜孜追求是分不开的。
其三，同学间的相互影响。傅斯年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代，这激励了一代知识分子奋发努力，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时期就聚集了这样一批人，他们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共同进步。傅斯年在学业上的进步，与这批人的影响和互相砥砺密切相关。傅斯年由英国去德国柏林大学，原因之一就是一批青年学子包括陈寅恪、俞大维等人正在柏林大学留学。他到柏林大学不久，何思源、毛子水、罗家伦等也相继到了柏林大学。这里简要叙述他们互相砥砺和互相启发的情况。
陈寅恪生于1890年，和傅斯年一样，也出身于世代书香世家。其祖父陈宝箴，清末官至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后革职。父亲陈三立，晚年号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为晚清著名诗人。陈寅恪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6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识字，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和诸子之学。俞大维回忆说：“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由此可知陈寅恪幼年读书的勤奋和国学功底的深厚。陈寅恪从十三岁开始随从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去日本留学，后来一度回国，进一步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书籍。其侄陈封怀回忆说：“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陈寅恪）在他十几岁时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陈寅恪自己也说：“因髫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以后又留学美、英、德等国，精通几十种文字，正如罗家伦所说：“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厘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运用的总计不止十六七种”。在德国留学期间，他们各有自己的专业，利用吃饭和晚上互相讨论，切磋学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回忆说：“我们1924年5月离美（到了柏林），会见了一大些旧识新知，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么。”傅斯年留学期间受陈寅恪的启发和帮助很大，以后的长期共事中，两人互相帮助，互相尊重，成为学人交往的典范。
俞大维，浙江人，也是出身于书香世家。其伯父俞明震，清代进士，翰林院学士。其父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总办。其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曾纪鸿的女儿。俞大维与陈寅恪是姻亲，俞大维的姑母俞明诗是陈寅恪的母亲，其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妹妹，两人的父祖都是好友，所以俞大维在谈陈寅恪时，说他们是三代世交、两代姻亲、七年同学。他们曾在美国共同留学3年，又在柏林大学同学4年。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后来与傅斯年结为伉俪。他们在柏林大学期间关系很密切，在学业上互相砥砺又互相佩服。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期间，也是兼收并蓄，广泛涉猎、求博求通。罗家伦回忆说：“俞大维则天才横溢，触手成春；他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的研究（即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典籍所谓Lissucal Studies）；从历史、法理、到音乐，再从音乐到开枪放炮的弹道学，和再进而研究战略战术。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莱白尼兹(Leibnitz)是不见得十分冤他的。”
据说俞大维原先也侧重学习文史，自从与傅斯年交往，深感功底不如傅斯年，才改学了自然科学。他曾对别人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弃文学理，最后成为著名的弹道专家。据后人记载，多少年来，在美国一个权威的数学刊物上只发表过两篇中国人写的论文，其中第一篇便是俞大维的，另一篇是多年以后华罗庚的。可见俞大维的学术研究也有独到之处。傅斯年对俞大维也很佩服。傅斯年到德国柏林大学不久，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同学好友毛子水也到德国留学，见面后傅斯年向他介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情况时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说明他对俞大维是十分推重的。
除陈寅恪和俞大维外，对傅斯年较有影响的是何思源。何思源字仙槎，山东菏泽人，与傅斯年同岁。几乎与傅斯年同样，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家庭，靠自己努力和师友的经济资助，1915年考入北大预科，学习哲学，1918年升入文科哲学门。傅斯年等人组织新潮社，何思源亦是重要成员。何思源与傅斯年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二人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志趣相同，关系十分密切。1919年，两人同时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何思源赴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又选修了天文学等课程，获哲学硕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2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主要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何思源自己回忆说：“我在美国上了三年大学，自感一无所成，1922年转赴欧洲，先到德国学习……在德国三年，学经济和政治。我觉得美国的自由经济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他们的思想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家没有政策与计划，而德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干预较多，人民也有服从国家管理的习惯。我对经济政策与计划问题发生兴趣，想写一本书。”何思源在德国两年多，与傅斯年相处一年多。主要研究德国的传统学科政治经济学，考察德国的社会与政治，为他撰写《国际经济政策》积累了大量材料。1924年，何思源又写了《德国民族及德国人之国家观念》一文。他与傅斯年对德国人的认识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的共识应该说是互相启发的结果。正如罗家伦所说：“在民国十二至十四年之间，不期而然的，这些人大都集中在德国柏林。如赵元任、徐志摩、金岳霖诸位，也时来时去，有时候大家晚上闲谈的时候，各拈妙谛，趣语横生。回想起来，真是人间一种至乐，可是此乐已不可再得了！”的确如此，几个同学好友，学业上各有专攻，各有所长，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切磋学问，互相启发，互相吸收，不仅能学到许多知识，而且能刺激学习知识的兴趣和热情。正如了解傅斯年甚深的罗家伦所说：“孟真是好强好胜的人，这种空气自然更刺激他博学好问的精神。”傅斯年在英德留学期间兼收并蓄，求博求通与他几位好学深思、互相砥砺的同学有重要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