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物价高涨。物价高涨不已之原因诚不一，然主持兹事者根本不信物价之可以管制，故不彻底的寻求办法，且作若干自相矛盾之行动（例如公营事业之加价。去年初在限价令初颁时行之，今年在物价正在摇动中行之，皆其例），实为其主要原因之一。大凡一国之管制物价，于增加生产外，最基础者不外两大工作：一、查明资本之所在，而管理之，只使其用于生产，不使其用于屯货。二、查明物资之所在，而管理之，以合理之办法征购或分别存售。未有不于此两项竭力，而可管束物价者也。中国之国情固与英、美大异，彻底查明此两者自非易事，然高度的办到，亦非不可能，此可以事实证之者也。盖今日之资本，其最刺激物价者为法币之迅速流转，而法币非可自存，必在银行、钱庄出入，其不走此路者（例如地主□其谷价存于商店）为数究竟不大，且其流转性甚慢。故如诚心诚意清查其账（帐）目，则资本之所在，可知其大概矣……银行放款仍不太紧，此中多徇情而为之，即四行之贷款，亦不以生产为限，兼以一切公营事业，每于每度物价高涨之初暴增。办事者如此统制物价，其必得相反之结果，可知矣。今日官场中更有一极危险之论调，即“任物价上涨，不致有大害”之说也。乃物价上涨之实情，或不足以引起造反，然兵士饥病，公私生产锐减，即兵工亦然，即此两事已为头等祸害矣。
乙、官箴。今日内外之指言贪污者，时不免词涉笼统，易引人之愤慨。惟若分别考索之，其待改革之处自亦不可谓少。大凡古来之所谓贪污，即直接贿赂之事，在今日政治之上层机构，似已不可谓有，然以中国之传统恶习，兼以战时特殊景况，物价高涨之结果，在下层，在地方，似更为滋长，故外国人在各地所见，其报告更坏。欲矫下层之弊，仍必先澄上层之源。上层之弊，未可直言其为贪污，然失官箴之处，则甚矣。以影响论，直接性之贪污，为害固远不逮间接性之失官箴。请分别言之。（一）高级官员兼营商业也。例如“祥记公司”之招牌，系之林森路者有年矣。中央银行总务处副处长梁子英，彼为其长官，亦为自己兼营若干规模宏大之商业，此事在重庆全无所秘密，彼自己以为当然，时对人曰，彼将为林士良第二，而不恤在此时有此风气，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二）高级官员利用其政治利（力）量以益其私营之商业也。例如今年二、三月中黄金涨落之故事，其可知者如下。先是，农民银行开始出售黄金，虽挂牌，一般人不易购到，购到之大户为山西裕华银行，此时农行虽抛出，金价转以传言而狂涨，旋则裕华以高价售出，金价转跌。此一波折，国家失去不少黄金，裕华得数万万元之净益。政府固有力安定金价，此可于以后之事证之，然则又何必先有此一序幕使中外惑骇乎（此事，美国人极注意；又，行政院张秘书长厉生亦不以此事为然，故前与顾次长翊群争吵）。（三）对于所属机关及人员，竭力掩护也。往事不待论，今财政部正有若干重大地方机关舞弊事件，壹本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原则处理之（惟恐人人知之，绝无所谓纲纪之念）。（四）自成一系统，虽有新加入良善之士，丝毫无能为力也。例如财政部次长俞鸿钧，重庆官场中认为良士，然财政部高级职员诸事直接请示部长，更挟其固有之关系，自作主意，俞次长之能力，不如一主要秘书，恐只可为装点之用而已。又如中央银行新设总务处，其处长王钟，其人为诚懿之士（彼在军器署以看不惯事，多发为精神病[彼养病住中央医院时，斯年亦正在歌乐山继续休息，知其情形甚悉]，其为直肠人可知），今虽以彼为中央银行总务处长，而以梁子英副之，王则赤手空拳，梁则上下相孚，王氏又何从发挥其正直乎？此等事例，为篇幅所限，固不能尽其什一。
丙、救灾。救灾一事，最为英、美一流之国家所看重，以其重视人命也。此事除其本身之重要性外，即在外交上亦时有重要作用。盖如办理良善，可引起他事之愉快合作也……
其三，关于人事改革。傅斯年在信中强调，人事改革是政治改革之本：
事务改革，必以人事改革为前提。大凡今日讳言改革者，每存一心理，即深恐多事转致不安也。斯年之愚，以为今日政府之地位，如以为稳固而发挥功能，则诚稳固如磐石矣。如不以为稳固，而诸事过于迁就、迟延与隐忍，转不稳固。何以言之？抗战七年，物价之高涨如此，民困兵饥，各地并无大不安之事，足证其稳固。此之主因由于钧座精诚感召，兼以国军力量足以压倒一切土势力。而一般常则，战争中政府易于稳固，亦为一故。故战争中政府可为平日不能为之事，战争中政府最便发挥其功能。若今日不可改革之事，战争结束后更不易改革矣。若以投鼠忌器之故，坐荒时日，无异给若干恶趋势以蔓延之机会，而示恶势力以弱点，即助其焰也。故斯年之愚，以为政府之威权，愈“有为”愈稳固，愈“无为”愈不稳固。
以此心理为前提，引申得下列三义：（一）凡奉令推行之人，必其人自己信此政策，若自信与此策相反，必于辗转间将此策冲淡之，消失之。例如管制物价之人，必自信物价可以管制；整军之人，必自信不必姑息，而后可也。（二）国家基础未稳固时，用人之际，须虑其缓急可恃与否，办事之时，亦当以四围环境为虑。今既已稳固矣，用人当以才干为先，办事当以每一事本身之任务为准。盖抗战之共信既成，今昔迥不侔也。（三）改革之事，第一义为公而无私。若夫到处向人卖好以固其位之人，欲其不为官僚之事，而有新改革，难矣……事务改革必以人事改革为之本，而人事改革有迫不容缓者，综览今年内外之局势，必与倭贼争取时间，必与共党争取时间，甚且必与盟邦之军事进展争取时间。今日而言改革，其主动仍操之自我。如形势更有演变，改革为势所必至，而主动不操之于我，则其不利大矣。若钧座于此时以人事之改革，一新中外之耳目，而以事务之彻革随之（小注：一扫今日官官相维之大情面网。此中节目，所欲言者，非本文所能尽之）。在外，则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在内，则民众于焉于奋，（麻痹）因以革除。大政维新，所以转今日之危机，奠千年之伟业，伏维钧座图之。
从信的整个内容来看，涉及面相当宽，站的角度亦较高，其主题也很明确，但具体到改革要求和所举弊端，则着重于财政和人事，基本上都是针对孔祥熙的管辖范围及属下机构人事问题。实际上是轰击孔祥熙的一个重型炮弹。
孔祥熙多行不义，不仅激起了民愤，而且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和批评。傅斯年借助国际舆论，特别是英美盟国对孔祥熙不满的舆论上书蒋介石，再一次施加压力。据说美国总统罗斯福给蒋介石捎信，要求撤换孔祥熙财政部长职务。各种因素都逐步发生作用，最后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进行人事改革，进一步削弱孔祥熙的权位。
1944年11月，国民党政府迫使远在美国的孔祥熙辞去财政部长职务，由俞鸿钧接任，但仍保留行政院副院长职务。傅斯年闻知孔祥熙被罢免了财政部长职务，十分高兴，但对没有罢免行政院副院长职务不满，遂于11月22日再次上书蒋介石，要求罢免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务。信中说：
昨读报纸知政府局部改组，社会论议其词自不尽同，然大体皆感若干欣慰，而更期待续有改革，其情之殷切，转甚于前。盖前者一般人颇致疑于究能改革与否，今既无所疑点，故热情期望，转而高涨。即以斯年论，闻此消息，如闻打一大胜仗，两夜为之不眠，友朋中有为之泣涕者。值此危机，钧座下此英断，国家之福，民族之幸，所以振人心，励士气者，所以使“好我者劝，恶我者惧”者，其效诚不在小。然其中即以目下最低之需要论，似尚有一著留而未下，若下，则此次改革之效至为彰明；不下，恐此次改革之分量减少甚多矣。此著，即孔副院长之留其副院长之任，因而财政部之更动亦将失更动之效，是也。久承钧座推诚相待之高厚，并承蒙恕其草野放言之罪戾，故敢冒进一言：
一、孔副院长留任之影响。孔副院长服官之为功为罪，抑或功罪各不相掩，将来历史自有定评。然政治之每一设施，实以效用为前提，不以判断功过为第一务也。若一人之一退大有利于国，可不问其功罪，即彼自己亦专为爱国之故而心安之。副院长一职，本来可重要，可不重要，然为政府全个面目计，今日一新耳目，以临兆民，此著不下，全局无著，若犹有所待，则此次改革之生效，亦有所待矣。为此次改革之整个意义与作用计，此事有不宜更缓者。斯年主观孔、宋二公，固颇难强分高下；然今日之局，此职只需一换，不论其为何人，均有全盘之效用。兹更分析孔公留任之效果如下：
（1）此次改革，虽曰局部，多少含有全局之意义。其所以慰人心，振士气，消反对之力量，杜恶意之口实者，可以此著不下而大大减少。
（2）俞次长鸿钧之升任部长，本不易办事，尤不易改革财政积弊（以其不能放手作事也），若孔公仍留副院长之位，更必书电往来于重庆、纽约间。其结果所至，俞部长有责无权，有位无能，将误大事。此意下文详说。
（3）传闻中枢某大员进言于钧座，谓孔公在美宜留副院长之名义，以便随事与美当局接洽。以斯年所知，此即恰得其反。五院制度，中国所特有，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在美无可比拟之官，故报上均译为内阁副总理(vicepremier)（多年如此，亦孔公所好也）。美国人者，一般坦率天真，有如初中学生，所有中国所谓“人事问题”，彼等最不了解，社会上觉得中国放其“副总理”长期在外，养病、谢客、入医院、经手术，必有奇异之感，无异为对我作恶意批评者作一证据。尽美、英习惯，凡长期治病必须辞职，以职守不可旷，国务重于人事故也。
二、俞部长办事之为难。新任俞部长之为人，社会上公正言论谓其为第一流之事务人才，持身清白，用心细密，是其所长，若夫澄清改革，前此尚未有所表现。今以之当此重任，苟有钧座之督责，宜有成事之望。然而彼之环境，知之者皆谓为良苦。即以发行钞票论，其权实操之于郭锦坤、李骏耀、凌宪扬诸人之手，如此三人说一不字，俞部长即一时无钞票可发，即无法办矣。郭锦坤者，又名景昆，社会上称之为K.K.Kwok。十余年前，美国国会曾调查中国购买军火收回扣事，报上曾揭露K.K.Kwok之名。闻钧座当时震怒，派人严查，查者诸人中明知其即郭锦坤，终以其力量甚大，遂以中国人无姓“廓克”者上复，其实广东读郭字，固有此尾音也。此人为孔府旧人，今为主持中央、中国两行之人（彼原为中央银行业务局长，孔公赴美，又命其每日往中国银行办事，监理一切，故两行集于一手。）李骏耀为中央银行之发行局长，凌宪扬为中央信托局之印务处长，三人皆孔夫人之义子，平日之于俞部长，不特狎之而已，且如对其他财政界人一样，颐指气使之，是则即就发行钞票一事论，俞尚须处处求人，其人又皆私而非公，何论其他。又如孔公馆之策士，如前为汉奸（勾引土肥原）之萧振瀛，久贩鸦片之谭光等等，不可胜数，俞部长恐皆无法不加以敷衍，此特举例言之而已。窃以为今日整理财政，其大者分下列诸端：
(1)整理税收。今日各种税收，如不为人事牵连，加以整理，可大量增加，即财政部人亦如此说。
(2)惩治贪污。惩治贪污之先决条件，为破除情面，然情面者相连为一串者也。
(3)增加效能。今日财政部直接、间接所辖人员约三十万人，甚浪费，其鲜效能，素闻于世人。各地税收机关中，开支、收入不易相抵者甚多。
(4)更易首长。财政部所属各机关首长，固不可一概而论，然风气恶劣，彻上彻下者，实不为少。如贸易委员会，惯为私人套取大量外汇，所经营者，几无事不腐。又如监务局，积弊原多，近年更以大速度进展，他如外汇管理会，专为有力私人送人情。此类事虽浅深有异，亦说不胜说。此等事，俞部长形格势禁，恐无能为力，将来或又代人受过也。
(5)清理大事件。举例言之，美金储蓄券发行总额，连合云南之一千万粮食券，共为一万一千一百万，其数实超过甲午赔款，而国家所换回之法币，仅近一年余以来之二十万二，今日即已多数换成美金存款，且不少汇美者矣。又如黄金，公卖私收，市场操纵，国家所换回之法币有限，而私人之利益无穷。此等滥帐，皆待清理，而一清理即涉多数私人利益。今日财政部所管各事，恐无一而非滥帐者，以其风气滋长太久，原来势力太大故也。
此外，如决定财政之政策，运用计算之手腕，更非有自由、有力量之财政部长，不易从事也。即使孔副院长离行政院，俞部长之困难仍极大；若其留副院长，恐俞部长只有一切照常，一切电报请示而已。
三、结语。总括以上所检讨，不免得以下之结论。
(1)副院长一职如无更动，自一般言之，失其振人心之效；自财政言之，失其改革之功。
(2)俞部长既应此大任，似宜责成其澈底整理，无所瞻徇。
(3)改组中央银行与中央信托局，使其人事与机能皆正规化。今之中央银行，其外貌全是一谜，其内容更不似正规之国家机关。
傅斯年在信中所谈情况皆符合事实，要求免去孔祥熙副院长职务的理由也很充分，确实是为抗战大局、国民党政府改革前途着想。
从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看，傅斯年的信也确实打动了蒋介石。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一中会上，经蒋介石提议，选举宋子文、翁文灏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免去了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职务。
3. 将孔祥熙轰下政治舞台
1945年5月，国民党政府将孔祥熙的主要职务皆罢免，只保留了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两个财政金融方面的专门职务。傅斯年认为，中央银行总裁是财政金融要职，是孔祥熙的根，不把根拔去，孔祥熙不会彻底垮台，因此决定继续努力，搜集孔祥熙等人贪污中饱以权谋私的材料，除恶务尽，穷追猛打，不给孔祥熙卷土重来的机会。正好，此时黄金公债案被揭露。傅斯年抓住时机，奋力一击，终于将孔祥熙轰下了政治舞台。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傅斯年参加了会议。由于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傅斯年口头质询美金公债舞弊事，财政部的答复敷衍塞责，否认事实，会后傅斯年又掌握到一些有关信息，遂决定在此次会上再次提出质询。会议开始不久，参政员陈赓雅拜访傅斯年，将收集到的孔祥熙等人侵吞美金公债的详细材料，写成提案让傅斯年过目，并请傅斯年联署，准备提交大会讨论通过。傅斯年看后十分高兴。陈赓雅的提案，详细记述了孔祥熙和国库局局长吕咸等人侵吞美金公债的过程、数量，并附有原始账目和知情工作人员提供的证据，使傅斯年了解了此次巨大舞弊案的内幕详情，为傅斯年提供了轰击孔祥熙的重磅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