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夫人娘家在乡村，有时傅斯年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小住，因而对农村的生活有所体验，对贫困农民的生活有较详细的了解。十几年后，他撰写了《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就是他这个时期的观察和了解之所得，也是他后来积极提倡社会革命、改造国民性、推行农村改革、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等思想的基础。他在文中强调：“我虽是山东人，过了儿童时代，即不常在山东住，而且东部各县的情况我是茫然，我只对于济南以西和北的地方曾亲身观察过……所以我现在专记山东一部分的社会的一部分——农民社会——所说是我直接得到的知识”他在文章中对鲁西一带农民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如他对农民一天的生活记述说：
一个农夫在农作时的一日生活如下：晨五时起来，整备好用畜和用具，赶紧吃了早饭（或不吃，待人送），赶到地上，工作到午；家里的人把午饭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时，忙时乃至六七时；回家，吃晚饭，趁空磨面、碾米；八九时就寝；但夜间以须饲牲畜之故，起来三四次。在收获时，有时须借月光在田中或场上劳动，必在地头上睡觉，所以劳动的时间竟达二十余小时。若当恰恰成熟时，怕被人偷或天气改变，便彻夜不眠。一个农妇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时起来，煮饭，饭后洗濯器具。午间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时又是一遍。有小儿女的，自然要伺应他；不过除吃好奶时，都是用布束着，放在一旁，有时放在沙土布袋里。到四五岁时，就全不管了；七八岁时，便要帮大人工作了。农妇管田地以外的一切农家事务，除造自己的衣食之外，还有晒菜、磨面、喂猪等等职务。纺线、织粗布、缫丝、编帽辫，都是整日彻夜的工作。
农民除春节能休息几天外，一年到头如此，一生如此，并且永远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场，如鞋、帽、染衣、弹棉、织、纺、编筐、制咸菜，甚至油酱酒醋都皆不取给于家外。所以农民的生活时常一身兼备农工商行贾，是极不分工的生活”。几千年来，农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养成了农民的愚昧、保守，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要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傅斯年幼年时对农民生活的真切了解，成为他日后提倡社会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思想渊源。
国学奠基
胡适曾在给别人的信中，议论人思想能力形成的原因。他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从母亲、奶妈、仆役……到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在那个广大的‘做人训练所’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为‘三岁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人一生的思想、知识和能力是在少年时期奠基，外来的影响除学校外，主要是家庭和社会。考察傅斯年一生所受的教育和人格锻炼，主要分两个时期，即以13岁为界，13岁以前生活在家乡，主要是学习以五经四书为主的传统文化知识，其人格培养与锻炼主要是家庭和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私塾与学堂
傅斯年幼年是在家庭完全衰败又屡遭变故中度过的。尤其是9岁时父亲去世，一家老弱失去了唯一的壮年亲人，也断绝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其生活更加窘迫。这种变故对傅斯年心理上有影响，但对其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显著，经济生活方面的重荷都由祖父和母亲苦苦支撑，他本人仍在亲人和塾师的督责下，一天到晚苦读诗书，死背儒家经传典籍。这个时期奠定了他少年时期传统国学的功底，以致他成年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对古代典籍的熟悉几乎使所有学生和同事惊羡不已。
傅斯年的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时期，这种变化影响了他的生活环境和人生趋向。
1901年，在戊戌变法的热浪中，清光绪帝下诏改科举、废八股。9月，清政府又下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实行新式教育，这在当时无疑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然而此举在偏僻落后地区很难立刻发生影响。聊城虽是东昌府治，诏令初下时，城内的府学、私塾中的生徒们，依然在那里读经书，学作八股文，整天“子曰”、“诗云”地背诵儒家经典。傅斯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熟读了十三经，奠定了其传统国学的基础。建立新学堂、废除科举制在当时是时代潮流，如春风总有一天要吹遍大地，东昌府和聊城县势必受其影响。不久，原启文书院便改为府立中学堂，摄西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原来的考院改为初级师范小学堂。1905年春，傅淦顺应时代风尚，把傅斯年送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当时的小学堂虽设算术、地理等新课程，但未完全摆脱传统，照常要读经传、诸子之书。傅斯年曾追忆说：“清未改革教育……当时竟移书院中之科目，即旧新各式八股于学堂。”即便如此，傅淦仍担心傅斯年入“洋学堂”学不到真学问，继续坚持在课余时间督导傅斯年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当时学堂学习的内容，傅斯年后来回忆说：“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今文为‘康梁逆党’，不得用，读经乃令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八股时，那时学堂读经的笑话真正成千成万。少年学生上此课时，如做梦一般。”
由是观之，傅斯年虽然读了几年高等小学堂，但所学的内容并没有摆脱传统国学的窠臼，只是接受了很少一点近代科学知识而已。
就目前所得资料来看，傅斯年从5岁入私塾，到他13岁离开聊城，这8年间，不论是在私塾还是在府立高等小学堂，他始终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学习成绩却总是最好。传统的说法总归结为他天生异质，禀赋聪慧，实际并非完全如此，更重要的原因还有两个：
其一，勤奋好学。他能集中精力于学业之中，对其所学，必求正解，自幼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平时读书，凡遇到不识的字，不懂的词，难解的句子，总是要问个明白，有时教师不在身边，他便记下来，有机会时请教教师或祖父。遇到问题，若身边无纸，年幼的他便信手写在手上、臂上乃至大腿、肚皮上，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种“记笔记”的习惯，因此，他的衣服往往被弄得墨迹斑斑，母亲为他洗衣时，颇费气力。这是其母晚年常向人们说起的趣事，傅斯年学习的刻苦认真从中可略见一斑。
其二，良好的学习环境。傅斯年家庭虽然完全破落，生活困难，但是他的祖父和母亲宁肯自己艰辛操持，也不把生活的重荷让孩子承担，只希望他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所以家虽贫寒，其学却无太大经济压力。在学习上，其祖父督导，严而不苛，诲而不倦。上学之余他可以在深宅大院里安静地读书、习字。这种良好的环境是他学好课业的必要条件。
傅斯年在塾馆与高级小学堂学习时，由于勤奋，每一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深为同学敬佩。他塾馆时的同学朱笠升，在同学中年龄最长，同学们都称他为大学长，他与傅斯年关系亲密，由于功课不如傅斯年，经常向傅斯年讨教。傅斯年与他开玩笑，戏称朱笠升为“大徒弟”。
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知识面宽博，善于属文，其作文为其他同学所不及。每次作文，先生出题之后，傅斯年略作思索，便奋笔疾书，常常一挥而就，却可得到先生的赞许。而其他同学看到题目后往往趴在书桌上苦思冥想，半天写不出几句话来，于是有些富家子弟便想投机“作弊”，他们求傅斯年代其作文，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买一个烧饼作为报酬。傅斯年自幼仗义，乐于助人，有时又碍于情面不好推却，写篇作文对他来说也不算难事，所以不管给不给烧饼，他一律慨然应诺。有时，他竟能在完成自己的作文之后，再为两位同学写出内容不相重复的作文。这种儿童把戏，自然难逃教师的慧眼。后来，每发现傅斯年代写文章并了解真相后，教师评讲作文前常戏问傅斯年：傅老大，你这次是不是又换了两个烧饼。傅斯年不好意思回答，只好投以幽默的一笑。老师自然只是开导，并不严厉处置。傅斯年在聊城度过了儿童时代，这个时代对傅斯年个人而论，是颇为特殊的，其特殊性可从两个方面分析：
就大环境而论，他童年生活的聊城正处于变革的转折时期。首先，聊城地区的经济发展日趋停滞，原来运河航运发达，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和进步。而此时由于黄河改道，大运河河道堵塞，再加上海运兴盛，其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消失，于是，聊城的农业又回复到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时期，农民生活更为贫困。但原来经济发展时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部分地保留下来，仍然影响着社会。这在当时有明显表现。傅斯年后来对此也有所认识，他说：“山东西部在当年并不是不济的地方。有一条运河和南北大道，所以当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为当地富庶，一般工人和农民都不肯迁地求事业，远不如东部的人的精神（当时，山东东部的生计艰苦）。譬如就聊城县一地而论，聊城在当地是山东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济宁、聊城、临清，商务在济南之上），又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点’，于是地方上颇少刚气，而多怠性。……现在经济上状况一落千丈了，只有当时造成的恶根性存在着，妨害生活的发展。八股文化也无用武之地了，但仍用着旧精神妨害新文化的进来”。由于形成八股文化中心点，使这个地区的士人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和八股文的写作，希望靠此途径获取功名，混上一官半职。因此上学就是习举子之业。傅斯年就在这种文化气氛中度过了童年时代。这种大的文化环境，使他在童年时期系统地受到儒家文化的濡染，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复杂影响，其正面影响是得以奠定深厚的国学基础；其负面影响是，使他在儿童时期没有机会接受近代科学知识，这制约了他知识结构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心理健康发展。正如他所说：“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这说明童年枯燥无味地死记硬背儒经，严重妨害了他的成长。他成年后坚决反对让中小学生读经与此经历颇有关系。又由于童年亲眼目睹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所以他后来强烈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反对贫富不均。
就小环境而论，傅斯年生活在破落的书香世家，这种家庭环境对他一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的家庭是个比较典型的书香世家，所谓书香世家一般说来有两层含义：一是重视文化的传承，即世代重视对子弟的文化教育。从傅斯年很小开始，其父祖就教他识字、读书，尤其是他的祖父，以向孙子传授文化为自己最大责任，一刻也没有放松，这对傅斯年文化知识的学习具有重要影响。二是重视品德教育。旧时的书香世家几乎都希望自己的子孙有所成就，建功立业，对自己子弟的教育都具有如何对待社会、人生的内容。傅斯年受的家庭品德教育，可以说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要求其忠孝节义、建功立业、忠君爱国等，这对傅斯年思想的形成和一生的节操有着深刻的影响。
其二，傅斯年出生时，他的家庭已经完全破落，尽管其父祖都曾取得功名，还属于士大夫阶层，但经济上已到了求温饱而不可得的窘困境地。这使傅斯年不仅没有染上传统纨绔子弟的作风，反而备尝贫困子弟的辛酸，在幼小心灵里奠定了人生维艰的意识。他曾不止一次叙述自己早年的生活，如：“我出身于士族的贫家，因为极穷，所以知道生活的艰苦。”他一生痛恨贪官污吏，抨击奢侈腐败现象，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他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意识与他早年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更为突出的一点，是他一生对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有着深切的同情心，任教职数十年，一贯提倡教育平等，设立奖学金，千方百计为贫穷的学生争取救济，以使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学习机会，这种思想观点形成的深层原因，应该追溯到他本人早年贫困生活的境遇。
（二）天津求学
1908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傅斯年有机会到天津求学，实现了他人生的一次转折。这次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学业与人生发展的方向。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字佰隽，号晓麓，生于1866年。自幼勤学好问，攻举子之业，性仁厚，有文名。光绪甲午（1894）年乡试中举。因家庭经济窘迫，为全家生活计，谋职养家，没有入仕，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靠其束脩维持家计。傅旭安既为人师，不仅知识渊博，对学生教诲有方，而且尤能极力扶掖生活贫苦的学生，使其不因家贫而辍学，因此得到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但不幸的是，傅旭安中年病殁，1904年死于任所，是年傅斯年仅9岁，其弟傅斯岩仅出生7个月。可以说傅斯年父亲对其一生影响甚微。可是，傅斯年父亲生前结成的一段特殊的师生因缘，却对傅斯年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逛，步入一家商店，此店顾客不多，冷冷清清，一位青年学徒正在那里专心读书。傅旭安上前一看，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便与之闲聊了一会，知其姓侯，名延塽，字雪舫，是东平县大羊村人，因家境贫寒，奉后母之命来聊城这家商店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学问已有一定功底。交谈之后，傅旭安对侯延塽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从此二人开始来往。1899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便让侯延塽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自己代为解决。侯延塽意外得到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自然更加刻苦自励。苦读了3年，参加光绪壬寅年乡试，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予刑部主事。侯延塽本是重情义之人，对恩师的提携诱掖之恩更是铭记在心。他第一次回乡省亲，专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亲到恩师墓前祭拜。他在傅旭安墓前自誓，以培养恩师的两位公子为己任，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知遇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