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从它问世以来，就引起了古今社会的高度重视。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极深。
过去几十年多次阅读《西游记》，我只注重了一些格言、哲理的理解，以及局部故事和现实社会结合的解读，在理解上始终未能突破神话故事的思维。直到退休以后，重温《西游记》原著，特别是注意到了对作者家庭出身、人生时代背景的进一步了解，并把书中叙述的故事人物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现状相联系。依据小说中通过对唐僧以及唐王朝故事的描述和明王朝中叶的社情进行了对照，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联系，随即产生了创作《也说西游》的想法，来试说《西游记》作者写神话故事，不专神仙鬼怪，其实着意“人间”社会的真实用意……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约公元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他的曾祖父、祖父曾做过学官一类文职小官，到他父亲时家道沦落，成为一个小商人，靠“卖彩线和绉纱一类丝织品”为生，生活虽清贫，但他父亲极好读书，知识比较渊博，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关于吴承恩，前人吴国荣在《射阳先生存稿跋》中说他“髫龄即文鸣于淮”也就是说他“童年时代就以文才闻名于淮安一带”。他又极聪明智慧，好诙谐，酷爱神怪故事，儿童时即偷买稗官野史于没人处阅读，他性敏而多慧，博览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是淮安为人称道的“神童”。
根据射阳先生存稿卷三及卷一，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赠沙星士诗：“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的记载。这就充分说明吴承恩为人性格比较率直、倔强、不善阿谀奉迎。他在科举上很不得志，四十多岁时才得了个“岁贡生”。直至五六十岁时因母老家贫，不得已屈就长兴县丞，但不久就因与长官意见不合，“耻于折腰遂拂袖而归”。从此放浪诗酒，从事写作。他一生贫寒，潦倒不堪。他的创作很多，在他诗文中，有不少是揭露当时风俗败坏的、读书人唯利是图的现象。还有不少同情被压迫被剥削民众的苦难生活，赞扬反抗强暴，揭露贪官污吏，歌颂社会正义，为民众鸣不平的内容。《西游记》就是他在晚年写成的。
由于吴承恩儿时就经常偷买稗官野史书籍，喜读古代神话故事，对很多民间传闻轶事非常熟悉，胸中装有满腹稗史野言趣闻。年长时更是旁求曲致，因此所贮越多。除《西游记》外，他还写过一部志怪小说《禹鼎志》，写的都是神仙鬼怪故事，他在射阳先生存稿卷二《禹鼎志》序中，明确告诉人们：“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记人间变异微有鉴戒寓焉。”说明他写志怪小说、神话，写的虽然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就是“人间”社会。
吴承恩在他父亲的影响下，极好读书。“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浏览”，他不专修“八股文”，这与他年轻时科举场上很不得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对社会现实极度不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来探索他创作《西游记》“不专鬼神，专寓人间”的真实思想。
吴承恩的一生，经历了五位皇帝：孝宗弘治皇帝，在位十八年；武宗正德皇帝，在位十六年；世宗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穆宗隆庆皇帝，在位六年；神宗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他生于弘治十二年，正德元年时六岁，嘉靖元年时二十二岁，隆庆元年时六十七岁，万历元年时七十三岁，卒于万历十年，享年八十二岁）。
孝宗弘治皇帝在位期间，采纳右谕德王华的建议，经常举行经筵。“涵养本源，熏陶德性”，接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大学士邱睿上书谈时下的弊端，大略说：“陛下应当端正自身确立根本，清心寡欲以应付事务，谨慎确定个人好尚不要流于异端，节省财费不至于消耗国用，秉公任用人才不要失于偏听偏信，禁止拉关系走私人门路，以严肃内政，审明义理杜绝奸佞，谨慎地保持俭得而胸怀长远计划，勤政务借以弘扬最好的政治，我认为这样就可以挽回天灾，消除异物，帝王之治就有希望了。”顺便编为22条，作为朝廷抑止奸言，杜塞非分要求，节财用，重名器的资助，共一万多字。皇上看过这一奏章十分喜悦，认为切中时弊，立即采纳。遇灾荒，下诏停止纳粮。采纳大学士徐溥、刘健等人的上书，禁止斋醮，烧炼这些异端惑世之术，疏远奸邪佞幸之人，排斥诬罔骗人说教。严格早朝制度，恢复奏事规定，认真关注四方奏报，使太平基业得以保持。吴承恩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的。
明武宗正德皇帝在位期间，宠幸太监刘瑾，刘瑾与马永成、高风、罗祥等8人组成奸党，刘瑾尤其狡诈奸猾，善于辞令而且颇通古今，从早到晚与其同党搞些狗马玩好之物、架鹰斗狗之事以及唱歌跳舞、摔跤角斗等活动，借以让皇上娱乐。正德皇帝昏于行事竟将天下奏章全部交给刘瑾处理。他们掌控朝政、假传圣旨、陷害忠良、收受贿赂、特务横行、无恶不作，使得朝中政治腐败，政事荒废。这期间先后发生了安化（今甘肃庆阳县）王朱寘造反、宁王朱宸濠造反事件，虽经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率兵镇压，但国力已大大下降。处在这一时期的吴承恩6岁-22岁，正是人生发展的黄金阶段，他科场不能得意或许因于这一背景。
世宗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是吴承恩人生旅程中经历最长的时期。嘉靖八年，大理事评事林希元奏上《荒政丛言》，其中说，“救荒有二难：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极贫的人们便于赈米，次贫的人们便于赈钱，稍贫的人们便于赈贷。有六急：垂死的贫民急于喝碗稠粥，有疾病的贫民急于得到医药，病刚好的贫民急于得到汤水，已死的贫民急于埋葬，被遗失的小儿急于被收养，罪刑轻重不同的囚犯急于得到宽大处理。有三个权宜之计：权借官钱用来粜籴，权兴工作以助赈，权货牛种以通变。有六禁：禁止征敛侵夺，禁止抢劫盗窃，禁止囤积居奇，禁止操纵物价，禁止宰杀耕牛，禁止剃度僧人。有三戒：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皇上认为这些主张切合于救民的需要，都采纳了。对此吴承恩对嘉靖皇帝存有很高的期望，这从射阳先生存稿里面的许多诗文书信可以得到说明①。譬如该书的第一篇作品《明堂赋》，就是一篇为当朝皇帝歌功颂德的典型作品。他赞美嘉靖皇帝是什么“崇功伟烈”的天子，说他的统治是什么“顺人望，承天心”，“纳黎元于化日（使老百姓生活在和煦的阳光中）合上下于和气”等等。接下来嘉靖的表现却让他彻底失望了。其实嘉靖是一个很昏庸的皇帝，根据史书记载，他“崇尚道教”，先是封道士邵元节为致一真人，并受到宠幸。后又封道士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负责管理道教，不久又加授少保、礼部尚书，又加授少傅，享受一品官的俸禄。嘉靖二十三年，大同边兵捉获了叛人王三，嘉靖皇帝说：“叛变的恶人就擒，固然是因为义勇效力，实际上是神鬼从暗中杀戮他。”于是又加授陶仲文为少师，原来的少傅、少保职衔仍然保留。在此之前，大臣中还没有人像仲文一样身兼三孤（少师、少傅、少保）的称号。嘉靖皇帝还自号什么“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其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嘉靖皇帝长年不理朝政，深居宫内，专干那些“服丹药，求长生”之类的蠢事。有些人劝他停止这类迷信活动，竟遭迫害，有的甚至当场被活活打死②。嘉靖四十五年，嘉靖皇帝生病，方士王金、陶仿等人，伪造各种仙方，用金石药进献皇上，药性燥热，服下后慢慢发火，不能治愈。
嘉靖皇帝长期让严嵩一伙腐败贪官把持和掌握大权，行政文武百官升迁，不论能力水平，但以金钱多少为标准。行政官员纳贿于严嵩不得不滥取于百姓、武将纳贿于严嵩不得不剥削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