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通篇的主题就是讲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也是他首次提出了要实行党内民主生活的原则。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一贯强调群众路线，他根据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所以遇到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的倾向，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要充分依靠群众，听从群众意见来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以克服各种困难。要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把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同1957年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联系起来，他指出：“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毛泽东的深刻论述，不仅深化了社会建设目标的内涵，而且把目标和基本方针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的条件是民主集中制。
对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但同时又指出，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了一个很好的定义：“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他还强调，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2．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发展规律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要求人们一定要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规律性问题。他根据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客观实际，指出“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强调，在认识规律过程中，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许多经济发展的规律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调查研究，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长期性的发展规律，这对当时克服盲目性，制定整套适合情况、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起到了理论上的指导作用。
3．强调依靠团结，把中国建设好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他指出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这种论述，进一步阐发了1956年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指出了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要发扬党内民主。要让人敢说话，不能拿帽子压人，对犯错误的要允许改正，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民积极性，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但由于经验的不足，在探索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失误。毛泽东正是根据中国具体情况，从一开始就注意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总结，从照抄苏联的经验到吸取社会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建设的路线。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到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到以后的诸多社会建设思想和理论成果，逐步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框架。
当然，我们说除了以上三篇文章，毛泽东在建国后许多文章都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如1950年6月6日的《不要四面出击》、1955年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6年11月15日的《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2日的《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1957年11月18日的《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等等。
（四）毛泽东晚年社会建设思想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仍然离不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性问题。他从苏联的变化中高度警惕，为防止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习惯上称之为《“五七”指示》。它描绘了一幅当前理想社会的蓝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
《五七指示》原本是回复林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但它已经超出了对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指导，它把一个涉及社会各方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淡化商品流通的、强调社会公平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社会模式总体规划呈现在人们眼前。这成为毛泽东晚年主要的社会建设思想。
1．建立一个学校式的社会。
毛泽东把社会各行业都比喻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生产劳动，思想改造，文化活动等等都不是分割独立的，一切社会生活在每个行业中都可以得到统一，以达到一种完全公平的形式。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强调：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战争时期，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在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对于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参加批判资产阶级，从事农副业生产。对于农民，除了要以农为主外，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对于学生，以学为主，也要兼学别样，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另外，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总之，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人们样样要学，还要改造人们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为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规定了相应的学习内容、目标和手段。
2．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
《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人员都能做工、务农、打仗、斗私批修，不论工农学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能务农，农能从文，学能做工，商能打仗，社会明显的分工将消失，正像当时一些流行的培养目标中戏称：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各行各业已经没有分别，完全平等的景象一显无遗。
从《五七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各行各业都要能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而不需要通过产品交换来获得，彼此间也不需要与外界交流，当然，也无法与国外进行交流，产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这就形成一个自给自足、封闭的、自我隔绝的社会状态。毛泽东过分强调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目标的终极模式，虽然在当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了一专多能的新式人才起到了一定作为，但是受自然经济模式的影响，毛泽东忽略了社会形式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在一体化社会中的作用，从而适得其反。
毛泽东晚年，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在分配领域中强调缩小工资级别的差距，取消奖金和实物奖励，取消记件工资制，只承认国家的统一计划，否认市场调节的作用，取消自由市场，等等。其结果是按劳分配原则遭破坏，平均主义盛行，商品流通不畅，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
3．“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思想对进行社会建设的影响
毛泽东一贯坚持群众路线，但在晚年，却错误采取群众革命、群众斗争的形式，直至进行“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当时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对社会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毛泽东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是一种新的革命内容，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在晚年，希望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思想，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改进工作、克服缺点，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行社会各项建设，并把“四大”写进了宪法，强调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要采取这个方法。但事与愿违，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矛盾，相反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破坏了安定团结，破坏了党、政、军的正常关系，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使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无法正常进行。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和毛泽东本人的个性分不开的。对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富贵财富。”毛泽东在晚年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中所提出的理想社会设计方案，背离了当时社会实际，实际上也背离了毛泽东本人的正确思想，这些失误应算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经过拨乱反正已纠正过来，不应被包含在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