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重病的老舍来到卧佛寺静养。卧佛寺是北京西山著名的古老寺院，因寺内铸造的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涅槃铜像而得名，周围山清水秀，景色优美。在静谧清幽、远离尘嚣的寺院中，老舍虔诚地面对着青灯古佛，想起种种荒唐不经的过往，追悔不已。钟声又敲响了，悠远地传去，在山间回荡不息。仿佛从噩梦中惊醒，老舍放下了尘世的包袱，梳理了沉迷的思绪，顿悟般找回了丢失的本心。他开始检讨自己，立志戒除那些恶习嗜好，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静养归来，老舍的身体有了起色，心中的郁结也慢慢打开，他开始着手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重新规划。
首先是搬家。老舍搬离了不时引诱自己打牌玩乐的翊教寺胡同公寓，来到京师教育局所属的儿童图书馆（现在西直门大街57号）居住。中国古代就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故事，环境在个人发展中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与昼夜搓麻相比，在书海中的倘佯自然更加宁静，更加充实。
其次是多做事。老舍不断反思自己：
为什么要学这些恶嗜好呢？啊，原来是因为月间有百十块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作；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小型的复活》）老舍把自己工作之余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他到贫儿学校当义务教员，到缸瓦市基督教堂参加英文夜校，加入“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研讨教育、文学、宗教以及社会改造问题，而且还抽空练起了形意拳、六合拳和剑术，强身健体。
最后，老舍毅然辞了劝学员的工作。既不愿随波逐流，又无法保持本心，纵然是高官厚禄，在老舍眼中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尝尽个中滋味的老舍决定放弃这个让自己迷失的职位。
1922年9月，辞职后的老舍应邀到南开大学中学部担任初中国文教员兼初级二年七组辅导员。1923年2月，老舍又从天津回到北京，在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做文书，在京师第一中学兼任国文、修身和音乐教师。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语课，到基督教会灯市口地方服务团兼任干事，负责灾荒赈济、办女工厂、卫生知识宣传讲演、普及牛痘接种等一系列工作。
这时的老舍工作任务很重，在南开教书时一天要上三班，一星期就是18个钟头，还得改一百五六十本卷子，远不像之前那么清闲；另一方面，每月收入只有50元左右，与做劝学员时的100多元相差甚远，经济上也不似之前那般富足。有天晚上，好友罗常培到教育会所看老舍，看到大冬天里老舍却穿着单衣，十分不解，老舍说：“昨天把皮袍卖掉，给老母亲添置寒衣和米面了。”罗常培心疼地质问：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老舍坚定地对好友说：“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但是，老舍并不后悔，他说：“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除了还吸烟以外，我把别的不良嗜好全部戒除掉了。挣的钱少，做的事多，不肯花钱也没有闲工夫去花。半年下来，我没有吃醉过一回，没有摸过一次牌。累了，在校园转一转，或到运动场外看学生们打球。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静，生活有规律……”（《小型的复活》）虽然这样忙，没有时间，日子也十分清苦，但老舍天天和书本、和学生接触，感觉自己特别充实、满足。这一时期，老舍还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小铃儿》，开启了日后的写作之路。而参加英文夜校、旁听英语课等一系列活动，则为日后远渡英伦埋下了伏笔。比起当劝学员时一本书也不念，天天忙着应酬，老舍仿佛脱胎换骨，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觉得舒畅。
老舍曾送给同窗好友白涤洲一幅手写条幅，正文写着“笃信好学”四个大字，另有两行小字款书：“读书达理则心平识远，富贵名利无所乞求。旦夕警策，守之终身，便是真君子，大英雄。”
“读书达理则心平识远，富贵名利无所乞求”，这是老舍历经挫折后总结出的生活真谛，也是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和对自己的鞭策警示。正是内心的这种清醒认识与理智抉择，帮助老舍完成了人生的自我选择。日后的老舍在回过头看这段经历时，把这种转变称为“小型的复活”。是的，老舍又活过来了，学生对当年授课情景的回忆，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时期老舍的精神状态：
老舍先生在国文课上，讲到兴浓处还要结合课文表演起来，他常常以手击拍，唱一段《弹词》或者表演一番京剧中的做派和念唱工夫，同学们都说：“先生乃神人也！”
——一如当年在方家胡同小学，逸兴思飞，神采奕奕。
假如当年没有提交辞呈，继续作劝学员，将来又会是怎样的呢？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一诗中吟道：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夜兴阑珊时，老舍也许偶尔还会想起劝学员时醉酒归来，把钱包一齐交给洋车夫“保管”的豪放不羁。好在历史没有“假如”，否则中国无非多了一位醉生梦死的小官僚，却损失了一位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