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夏，13岁的沈德鸿从植材高等小学毕业了。有人给陈爱珠出主意，让儿子去考杭州的一所初级师范学校，说是不收学费、食宿费，每年还发两套制服，但有一条规定，毕业后必须当教员。陈爱珠想了想，觉得不行。入师范虽不必花钱，但让儿子当教员有违丈夫的遗愿，他希望儿子念理工，学实业。陈爱珠决定让德鸿进中学。
中学只有府里有，也就是在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地有。
当然杭州的学校最好，但陈爱珠嫌杭州路途远，让德鸿一个人在那里读书不放心，就选了湖州中学。其实杭州、湖州距离乌镇的远近差不多，只是镇上有个亲戚正在湖州中学读书，论起来还是德鸿的表叔，陈爱珠觉得有人可以照顾儿子，比较放心。这也是作母亲的用心。
这是沈德鸿第一次离家远行，心里充满了好奇。湖州距乌镇有百里之遥，陈爱珠特别不放心，带着德济一直送到小火轮上，千叮咛万嘱咐：用心读书，注意身体，凡事谨言慎行。
在小火轮离开码头的瞬间，沈德鸿一边挥手向母亲告别，一边心头浮现出一丝不安。这毕竟是初次离开母亲羽翼的呵护，独自去体验新的学校生活了。“湖州中学会是什么样子呢？”
湖州中学就是湖州府立的中学堂，建于1902年，利用原来的爱山书院旧址，加建了洋式教室。这时担任校长的沈谱琴是清末举人，又是湖州颇有名望的士绅。他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从不到校理事，但所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之人。
办学实际上是他为日后的革命活动所做的一种准备，当然，这是沈德鸿后来才知道的。
到了湖州中学，沈德鸿原想插班考入三年级，但他把算术题全答错了，只能插入二年级。从此，湖州中学的生活给沈德鸿大大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许多原来不曾听说过的事情。
国文课的杨笏斋先生给学生讲授的是《古诗十九首》。左太冲的咏史诗和白居易的新乐府，比沈德鸿在植材学校所读的《易经》有趣味得多。杨先生特别推崇《庄子》，以为是最好的古文，就从《庄子》中选出若干篇作为教材，讲授庄子文章的精妙。沈德鸿这才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么多的“子”，而在植材学校时，他只知道有《孟子》。
地理在沈德鸿头脑里一直是门枯燥无味的课程，但湖州中学的地理老师却能把枯燥的山山水水和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古战场、古代名人，结合起来，形象地在课堂上讲给学生们听。沈德鸿听得津津有味。
学校的体育课也别有特色。除了“走天桥”、“翻铁杆”，还有用真枪训练的枪操。这些枪都是有真子弹的，平日就放在体操器械储藏室里。沈德鸿人还没有真枪高，枪上刺刀后，更显得人矮小了。
枪一上肩，沈德鸿就站不稳了。老师喊开步走，他挪上一步，枪便滑落下来，于是成了“曳兵而走”。此后，老师免了他的枪操课。踢足球，沈德鸿也不行。用尽全身的力气，也只能将足球踢上七八米远。
所以，同学们在球场上热火朝天地比赛，他就坐在旁边当观众。
湖州中学每个学期都安排一次远足。第一次是去30里外的道场山，去时沈德鸿走不了多远就得歇一歇，腿上像灌了铅，还需同学在一旁扶着走，归途居然也就自己走回来了。
湖州中学的这种体操课和“远足”训练，也就是一种变相的军事操练。在两年以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校长沈谱琴率领着学生军，正是用学校的真枪实弹，光复了湖州、嘉兴两城。
沈德鸿在湖州中学的校园中，不知不觉地感受着一种时代气息的熏染。入学的第二年秋季，学校组织学生去南京参观中国最早举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沈德鸿高兴极了，马上报了名，并且给母亲发出一封信征求同意。信上说：“……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需交费十元，我身边尚有十来元，是母亲所给下半年的零用钱，如母亲不同意我去参观‘劝业会’，就用这零用钱抵账吧。”
他没想到，出发的前夕，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和十块大洋。母亲在信上叮嘱道：“你在南京看到喜欢的书，或其他东西，只要手头的钱够，可以买下，日后我再寄钱。”
为让德鸿广见博识，陈爱珠是不在乎花钱的。钱不论多少，要用对地方。
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创意，是因为南洋各地有许多拥有大资产的爱国华侨，他们想为祖国发展工业尽其所能，于是办一个“劝业会”来招揽他们投资办厂，传授工业管理和技术的经验。当时由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请获准，官商合办的。“劝业会”场地修建用了两年时间，展览会设有教育、工艺、武备、农业、器械、卫生等诸馆，以及一些省设的馆，共有数十个之多。
沈德鸿他们用了三天时间仔细地观看了各个馆。他对馆内展出的丰富多彩的实物大为赞叹，第一次感性地知道了祖国是那样地大物博，有着发展工业的无限前途。由此，他进一步领悟到父亲、母亲希望他学实业的苦心孤诣。
从南京返回湖州后不几天，从不到校亲自视事的校长沈谱琴来到学校，集合全校师生，宣布了一个决定：聘请曾在多国出任外交官，通晓世界大事，学贯中西的钱念劬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学校应兴应革的方略。这是沈琴谱力图进一步改革教育之举。
钱念劬曾随政府代表团出使欧洲，先后在驻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使馆任职，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代理校长后，他将这样的理念体现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钱老先生安排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人作代课老师，取代那些因不满他的批评而罢教的旧派教师。代课老师中就有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钱玄同，当时他单名一个夏字。
钱老先生亲自执掌教鞭，教学生们作文。沈德鸿以前上过的作文课都是由先生出题，讲题，学生作，钱先生却不出题目，让学生自己命题，立意，只管去写自己喜欢做的事、想做的事，或是喜欢做怎样的人。一下子，做惯了先生命题的史论或游记的学生们，都茫然无措，不知从何处下笔。
沈德鸿也有同感。随自己意去写，看似容易，反而像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急切之中想起杨老师讲过的《庄子》中的寓言，决定模仿着写一篇寓言，遂写下一篇《志在鸿鹄》，借鸿鹄自诉抱负，因为自己名字中也有个“鸿”字。第二天作文发下来，钱老先生不但给沈德鸿的作文加了许多圈、点（先生认为好的句子加点，更好的加圈），而且批下一句话：“是将来能为文者。”老先生果然有眼力。
钱老先生那时借住在湖州陆家花园，这里曾是江南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花园。钱老先生邀请全校同学去游玩，而且亲自引导大家游园，还找出许多欧洲国家的风景画册给学生们观赏。这让沈德鸿大开眼界，也从这种新派的师生关系中呼吸到民主、平等的空气。
给沈德鸿他们代国文课的钱夏，在课堂上教授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太平天国檄文》、黄遵宪的《台湾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等文章，向学生们灌输“扫除虏秽，再造河山”的爱国主义思想，让沈德鸿他们觉得耳目一新。
一个月后，钱老先生和代课的老师们走了，但他们带来的新理念已经在湖州中学的师生中产生了影响。沈德鸿和同学们要求重新回校上课的杨先生讲些新鲜的内容，他还问杨先生：“讲些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不知有没有？”
杨笏斋历来主张“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写信拟六朝人的小札”，当然讲不了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但他也改变了所坚持的“书不读秦汉以下”的说法，从复社首领张溥编选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选讲可以古为今用的文章。
他还学起钱念劬批作文卷子时不改学生的文章，只圈点好坏的方法。
杨先生以骈体为文章正宗，所以也教沈德鸿他们学作骈体文。沈德鸿写过一篇叫作《说梦》的作文，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富于想象力，已显露出文学的潜能。杨先生给他的批语是：“构思新颖，文字不俗。”
这一年的寒假过后，学校里发生了一件让沈德鸿很气恼的事情，让他决心转学。学校一年级有个年纪在20多岁的学生，身材高大，力气也大，但嗓音尖尖，像个女人，盛夏之际也不脱衣服，同学们说他是个两性人。这个学生偏又喜欢与年龄比他小的同学玩耍，沈德鸿即是其中之一，这就引来一些调皮的同学总盯着沈德鸿说些低级下流的话。沈德鸿又气又恼，课也听不好，但又没办法，所以想离开这个环境。
转学的想法其实早在寒假时就有了。那时沈德鸿的叔叔沈凯崧回家度假，说起他就读的嘉兴中学的好处：教师与学生平等相处，宛如朋友，英文教师都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德鸿听了就很动心，比较湖州中学的英文教师连音都读不准，舍监专横无比，他就有了转学的念头，只是没有对母亲提起。这次加上校园里不愉快的生活，他坚定了转学的想法。
读完三年级的暑假，沈德鸿回到家中告诉了母亲决定转学嘉兴中学的想法。陈爱珠得知原委后，特意请来沈凯崧，询问嘉兴中学的情况。当她听到沈凯崧说，嘉兴中学的数学教师学问好，教法也好，当即便同意了儿子转学的决定。她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丈夫希望儿子学理工科的嘱托。
暑假过后，沈德鸿随凯崧叔走进了嘉兴中学。转学很容易，他把在湖州中学的成绩单拿给学监看，学监点头同意就行了。
嘉兴处于杭嘉平原的腹地，物产丰饶，风光秀丽。城南有著名的南湖，又名鸳鸯湖，可与杭州西湖媲美。湖中小岛上有建于五代的烟雨楼，飞檐斗拱，古木参天，是江南的名胜古迹。乾隆下江南时，路过此地，总要登楼览胜，留下一块题有“六龙曾驻”的匾额和题诗的御碑。
嘉兴中学校址在嘉兴城里小西门内，分南北两院，南院是原鸳鸯书院旧址，北院为旧秀水县署旧址。来校之前，沈凯崧就告诉德鸿，嘉兴中学的革命党多，校长方青箱和大部分教员都是革命党人。学生有很多人剪了辫子，沈凯崧自已也把辫子剪了。他说的“革命党”就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一进校，沈德鸿果然看到许多光头。校长方青箱倒是拖着一条辫子，同学说那是假辫子，因为他常要去官府打交道，不得不装上一条假辫子。几位国文老师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也是革命党人，但他们课上并不公开讲授反清的内容，反而教的是些古书。朱希祖是后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教的《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专门到了冷僻的程度。马裕藻讲授《春秋左氏传》，只涉及春秋时期的历史。朱蓬仙教的修身课是自编讲义，最爱用《颜氏家训》作集句，似乎寓有什么深意。总之，这些革命党人教师，给沈德鸿的感觉是真人不露相。教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的老师更不用说了。
只有剃了个和尚头的体育老师，因后脑有块隆起，被代数老师当众称作“反骨”，所以不怕露相。中秋节那天，他与沈德鸿等学生们一起饮酒赏月，喝得痛快，谈得也痛快，他当着学生们的面，拍拍自己的反骨道：“快了！快了！”说罢仰天大笑。
时局确实正在山雨欲来之际。嘉兴中学的老师们不时到住在城里的老革命党人范古农府上，以听讲佛经为名，会见外地来的革命党人，互通消息，讨论起义的方案。
中秋之后不久，终于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全校立刻轰动起来。
辛亥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浙江各地，学校老师中的许多革命党人都投身到光复杭州、嘉兴等地的战斗之中，学生们也自动组织起来每天去火车站买当天上海的报纸，将报道革命的消息张贴在校内的墙上。沈德鸿和他的同学们都“无条件地拥护革命，毫无犹豫地相信革命一定会马上成功”。
但是不久，学校的空气紧张起来，因为一时的社会秩序混乱，学校领不到经费，不得不提前放假。放假的当天，传来杭州光复的消息，参加战斗的革命党人中就有沈德鸿的数学老师。沈德鸿是怀着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回到乌镇的，走进家门时他喊出的第一句话是：杭州光复了！
乌镇也被革命浪潮波及到，驻守在镇上的旗人已经悄悄溜走，年轻人结伴到庙里向和尚发难，攀上供桌在菩萨像上涂抹粉笔。
很快学校又通知开学了。回到学校的沈德鸿发现，校长方青箱担任了嘉兴军政分司，几个是革命党人的老师也都另有高就，学校新来了一位学监。这位学监借整顿校风，限制学生的自由。这让沈德鸿他们气愤无比：革命虽已成功，他们却失去了以前都曾有的自由。于是，他们就有意给学监捣乱，学监则利用手中的权利以给学生记过威慑学生，沈德鸿也被记了过。
学生们当然不服，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沈德鸿找了一只死老鼠装在信封里，在封套上题写了《庄子》中“鸱得腐鼠”的寓言，放在学监的办公桌上，借《庄子》寓言讥讽学监，发泄心中的不平。大考完了以后，沈德鸿、沈凯崧和一帮同学去游南湖，在烟雨楼以酒浇愤，然后借着酒力一同找到学监质问他：“凭什么记我们的过？”
寒假回家时的沈德鸿，心情已经与两个月前大不相同。兴奋、激动是早已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失望与愤愤不平。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回到家中半个月后，收到学校寄来的一纸通知——给他以“除名”的处分。
通知是陈爱珠先看到的，当然十分生气，立即叫来德鸿，把通知甩给他，厉声问道：
“你在学校干了什么坏事，竟得个除名的处分？”
“没干什么。”
沈德鸿只是连声否认，没有提反抗学监的事，母亲自然不信，马上派人请来沈凯崧。
沈凯崧进屋，不等陈爱珠开口，便掏出一纸相同的通知给她看，原来他也“荣获”除名的处分。沈凯崧接着把他们在学校里经历的事情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
陈爱珠听罢，气立刻就消了，说道：“既然是反对学监的专制作风，方式虽有些不当，却不为过错。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只是今后你们到何处去读书呢？”
德鸿和凯崧都还没来得及考虑此事，所以一时无话可答，但湖州中学德鸿是坚决不去的。
“可也是，这事得仔细想想。”陈爱珠接着说道：“去何处读书，一时倒不忙，正在假期里，只是将来在年份上不能吃亏，德鸿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一场沈德鸿“毫无犹豫”地相信会“马上成功”的革命风暴，转瞬之间烟消云散。他在风暴之后抓在手里的，只有那一纸“除名”的通知单和深深的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