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学堂斥退了的郭开贞，并没有显得多么沮丧，毋宁说倒有那么一点摆脱拘束的得意。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我可以去成都继续上学，说不定还可以出省呢！”想到这里的开贞简直就觉得自己成为一个幸运儿了。
父亲这一次的反应也没有那么沉重，他同意开贞去成都继续学业。毕竟遭到斥退的开贞，嘉定其他的学校是不好收留的。
郭开贞是与他的五哥一起前往成都的，这时已近1909年的初冬。
路经嘉定城时，他们在五哥的岳父王畏岩先生家中落脚耽搁了一日。
王畏岩在省分设中学做了几年教员，刚刚卸任返乡，他为开贞写了几封介绍信给在分设中学的旧同事。
晓行夜宿，开贞和五哥第四天才到达成都。这是郭开贞初次到省城来，他们投宿在嘉定同乡常住的一家旅店里，张伯安已经先到了。
他们一起找到正在提学使衙门做科长的原高等小学的杜先生，商议投考什么学校。杜先生建议他们考中等工业学校，实业救国嘛。但两人都不甘心，毕竟他们已经有了两年半的中学学历。最后决定作插班生考中学堂。杜先生热心地为他们写了几封信，介绍他们去投考分设中学堂。
分设中学堂就是省立高等学堂的附属中学，校长不喜欢附属之名，遂改用了个分设名义。大约是有杜先生的介绍信之故，郭开贞、张伯安一到分设中学就得到校长传见。在略问了几句他们的学习情况后，这位都姓校长当即叫来一位国文老师出了一道国文题，让郭开贞和张伯安在他的会客室做。两人十分惊讶，原以为以被斥退的身份，怎么也得经过点周折呢，所以全无准备，连笔都没有带着。
好在只是做一篇文章，郭、张二人都算得手到擒来，按时交了卷。都校长亲自阅卷，粗粗看了一遍，当时便同意录取二人，并把他们分在丙班插班。分设中学的年级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丙班是三年级。
投考的事情如此顺利，使郭开贞、张伯安大喜过望，以至于他们也搞不清，到底是自己的文章做得好，还是那些介绍信的作用大。不过管它呢，分设中学可是省城数一数二的学校啊！马上给家里寄了封信，告知父母情况，郭开贞第二天就搬进了学校。
从偏僻小镇一夜间进入省城名校的激动，加上初到成都的新奇，着实让郭开贞兴奋了一些日子。想起在乐山时一直憧憬着的“奋飞”，虽然海外留学的梦想一时还做不成，但能考进成都的名校，也算如愿所偿了。
在这里应该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可以任一颗渴求未知世界的心纵情地飞翔吧！至少在那一刻郭开贞是这样期待的。
然而，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郭开贞的兴奋就冷却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失望的情绪。“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鲁卫之政’”，郭开贞甚至得出了这样一个幻灭的结论。
分设中学的许多教职员也同嘉定中学堂一样，是些像在官场里混日子讨生活的人，徒有虚名，而无真才实学。讲经学的先生乃成都鼎鼎大名的名士，却捧着一本《左传事纬》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国文老师只把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颠来倒去地讲，历史课则给学生们堆砌一大溜历代帝王世系表和历朝历代的年号表。郭开贞觉得这甚至不如嘉定府的学堂，至少那里还有黄先生那样对于传统经学有着独特见解的老师。
成都是四川省的政治文化中心，郭开贞以为这里的新学应该远比地方府县上丰富精彩。可一上课，他发现，教数理化的教师，有些居然把教科书的文字读不成断句，所有的问题，老师并不要学生思考，只告诉你一个结果，然后不停地灌输，习题也为学生演算出来，落得一个师生都省事，但最终的结果是误人子弟。教英语的那位老师是上海教会学校出身，一身身时髦的装束带着上海滩说不尽的繁华，确实让乡镇里走出来的郭开贞们长了见识。然而，他拿起英文课本讲《一条New
found land的狗》时，竟然把应该是纽芬兰岛的“New found land”翻译成“新大陆”。
成都名校的分设中学尚且如此，其他中学的情况自然可想而知。
又过了一段时间，郭开贞发现了更让他沮丧的情况，那就是学界污浊的空气。除分设中学外，成都另有几所官立中学，还有许多私立中学，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文凭都是可以花钱买到的。小学都没毕业的人，只要缴足中学五年的学费，外加一笔手续费，即可拿到一纸中学毕业文凭。当时的中学毕业生相当于过去举人的资格，拿着这张文凭就可以去官场里混事情，也可以投考高等学堂，乃至取得赴海外留学的资格。郭开贞亲眼见到旁边的省立高等学堂中就有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穿梭在校园中，这让他的自尊心、自信心大受打击。原来引以为自豪和充满期待的分设中学的学习，却如此不堪一提。
眼见得这样的现实，郭开贞在失望之余，痛恨那些教育家们误国、误人，痛恨中国为什么这样不长进。他把这归之于人们良心的丧失，归之于社会道德的缺失。他还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社会的腐败，是这个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和毁灭的征兆。郭开贞觉得自己和同学们当然无力改变现状，于是内心的失望、焦躁、愤懑、烦恼等种种情绪，便汇集为“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
课余的时间，郭开贞结交了几个酒友同学，每逢周日他们便凑在一起吃酒。下雨的时候在城里找家小酒馆，天晴时便游到城外的名胜古迹去。成都是个人文荟萃之地，有足够多的名胜供他们游玩。东门外的望江亭、薛涛井，南门外的武侯祠，西南郊的草堂寺、青羊宫、浣花潭……无一处不留下他们的足迹。杯盏交错之间议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不过总是一肚子的牢骚不平。于是，痛骂学校腐败，痛骂学界腐败，更骂办事职员的腐败，骂得酣畅淋漓。痛骂之后，自然又都说起各自对于京、沪、欧、美的憧憬。
每一次吃酒时固然都能一逞口舌之快，但学校里的状况，继续无情地击打着“奋飞”的梦想。而另一件家事，则在郭开贞人生的道路上投下了又一个巨大的阴影，无形中给他套上一道精神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