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5为我们展示了七种领导风格，其中，最极端的两种行为风格分别是最左边的独裁型领导风格和最右边的民主型领导风格。人们往往认为民主型领导风格是最好的，但是在中国，能被领导者高度认同和接受的却是居中的咨询型领导风格。这种领导风格与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十分相像，也类似于毛泽东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式的组织领导模式。
中庸思想或民主集中制在佛教教义中也有非常明确的体现，具体体现在佛教的“中观理论”中。该理论的创立人龙树菩萨在继承和发扬了《大般若经》的“空”和“中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的“八不”缘起观。中观理论不肯定事物的“有”和“非有”两个极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彼此相对、相互依存的因缘关系。“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中观理论体系认为，只有排除了因缘关系，破除“有”、“无”的极端相对，才能证悟佛法的“空”和“中道”的最高真理。同理，领导风格也是一样，只有排除了极端的独裁和极端的民主两种绝对的因素，合理选择符合领导者个性特点的模式，才是最好的领导风格。
人的性格无好坏之分，每一种性格都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最早由古苏菲教派提出的九型人格理论（见图3-6），在今天的管理界非常盛行。九型人格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人的性格都可以按某种内在规律划分为九类，它们分别是：1号完美型、2号助人型、3号成就型、4号浪漫型、5号思考型、6号忠诚型、7号享乐型、8号领袖型和9号和平型。
图3-6 九型人格图
不同性格的领导者认同的领导行为不同，不同性格的领导者表现的领导风格也不一样。没有哪一种性格是没有缺陷的，就像没有哪一种领导风格是完美的。领导者不妨利用“九型人格”工具，对照一下自己的性格归属，再理智地选择适合自己个性的领导风格。
只有充分认识到个人性格上的优劣，有意识地扬长避短、有的放矢，并尽量规避性格上的劣势，取长补短，才有可能提炼和培养出具有个性化特质的、与众不同的领导风格。
寂静涅槃，领导境界与领导艺术
什么是“涅槃”？《中论》中说“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意思就是，人生的本质是苦，生死轮回受之不尽皆由因缘而生。只有到达超越生死轮回的彼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脱。这种超越生死、脱离轮回之苦的最高境界，就是涅槃。
涅槃，是所有佛教徒的最高追求，也是修行者通过禅修期望达到的法道正果，它是只有诸佛才能感知的“常乐我净”的终极目标。《法华经》上说“惟如来证大菩提，究竟圆满一切智慧，是名大涅槃”，这句话是指，涅槃境界只有成佛才能证得，所以又被叫做“如来不共果”。可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涅槃境界是何等的甚深微妙和殊胜圆满。
涅槃，是诸佛追求的最高境界。那么，领导者又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最高境界呢？
“领导”一词属管理学范畴。《管理学基础》一书对领导的解释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内，为实现组织的预定目标，运用其法定权力和自身影响力影响被领导者的行为，并将其导向组织目标的过程”。简单地说，领导就是“带领别人，实现目标”。而“带领别人，实现目标”的方法，就是领导方法；“带领别人，实现目标”的行为，就是领导行为。
“影响被领导者的行为”和“将其导向组织目标的过程”，是管理学对“领导”内涵的定义。通俗地说，最高境界的领导力是调动别人按照领导者的意愿，自动自发地采取行动的智慧和能力。
《孙子兵法》有云：“使敌自致者明。”这句话的意思是，战场上最高明的将军，永远都是懂得如何调动敌人的高手。1935年，红军在长征途中发起的“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中这句话进行的一次出神入化的运用。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布防川黔边境封锁长江，同时指派中央军、川军、滇军、湘军、桂军和黔军以及各地地方保安团等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围堵红军，企图将红军围困在川、滇、黔接壤的狭小地区内进行彻底“剿灭”。
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果断改变进军路线，放弃原先设定好的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西渡赤水，进军云南扎西。随后又二渡赤水，返回贵州，奇袭娄山关。
晕头转向的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再向遵义合围。红军却出其不意地转兵西进，从茅台镇三渡赤水，再回川南。
蒋介石第三次中计，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却突然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1935年3月21日四渡赤水。接着调头向南，直抵乌江北岸，再次南渡乌江。南渡乌江后，红军主力摆出佯攻贵阳之势，使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惊慌失措，令滇军孙渡率部紧急增援贵阳，从而实现了“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有利局面。
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寻找战机，最终彻底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在川南和黔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白军好像一条狗，红军牵着到处走。白军好像一头牛，红军牵着到处游。”
毛泽东的这种有效调动敌人、歼灭敌人的思维模式，就是军事统帅的最高境界。
调动，在管理学的概念中，是指领导者让下属变被动为主动的领导方式。但在中国，领导者往往习惯于对下属发出简单粗暴的命令，这使得命令具有明显的高压性和强迫性，被指挥的人当然也只能是被动而不可能是主动的。在美国人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一书里，有一个让读者津津乐道的小故事。
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一起讨论过一个关于“如何让猫喜欢吃辣椒”的话题。***认为只有使用强制手段才能达到“让猫吃辣椒”的目的，周恩来的意见是使用诱导的方法，而毛泽东采取的方式是在猫的尾巴上涂上辣椒粉，利用猫喜欢舔尾巴的天然习性，让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辣椒味，并最终喜欢上吃辣椒。
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具有“把你想要的变成对方的需要”的思维方式，也是领导者和领导者“影响别人，实现目标”的最高境界！毛泽东认为“管思想比管行为更重要”，只有完全把握下属的思想，才能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是由原国民党第六十军整军起义后改编的。这支曾被国民党内部称为“炮灰军”的部队，军阀主义作风严重，纪律涣散，在蒋介石眼中一文不值。共产党人却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就把它改造成了与其他解放军部队一样视死如归的钢铁之师，并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
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这支部队实现质的飞跃，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步骤：
1.摸家底
负责改造的共产党员进驻该部队后，首先和士兵们促膝谈心，充分了解并掌握了他们的出身背景。经了解，在第六十军内的国民党士兵中，有99%以上的人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他们同样经受过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和剥削，只是为了生存，才被迫加入了国民党部队。
2.倒苦水
当共产党员掌握了这些人的出身背景后，在全军范围内组织了一次诉苦大会，并鼓励那些最苦大仇深的士兵上台发言，控诉剥削者，从而在士兵中引起共鸣。
3.挖苦根
召集全军士兵参与共同讨论，分析他们被剥削和受压迫的根本原因，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悲惨经历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国家的普遍现象，并让他们意识到只有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通过这次活动，士兵们明白了应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从而摆脱了过去只为眼前利益和个人生计打仗卖命的观念，树立了为全天下像自己一样贫苦的百姓而当兵，为了自己的子孙万代永远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而奉献生命的使命感。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第六十军的成功改造，就是从最基础的思想认识开始的。这段真实的历史对于今天的跨国公司和并购企业来说，仍然是值得研究的经典文化整合案例。
张瑞敏领导的海尔集团在收购安徽黄山无线电四厂时，也充分运用了毛泽东“管思想比管行为更重要”的统驭法则，把领导者想要的变成了员工的需要。
安徽省无线电四厂被海尔收购以后，多年养成的懒散习惯让很多员工无法接受海尔严格的工作纪律和对产品品质的要求，为此他们举行了一次罢工。事情发生后，张瑞敏召开了全厂员工大会，宣布该厂无限期停产，停产期间所有员工的工资照发，但必须参加公司组织的讨论会议。会议只讨论一个主题：谁给我们发工资！
这次会议仅仅只开了三天，全部员工就主动要求上班了。因为他们通过讨论发现：客户才是给自己发工资的人。如果没有严格的工作纪律和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工厂就无法生产出让客户满意的产品。客户不满意，工厂就没有订单；没有订单，工厂就会倒闭；工厂倒闭，员工将会永远地失去工作。
佛教说“无我”最圆满的境界是“万法皆空”。无论是《孙子兵法》提出的“使敌自致者明”，还是毛泽东提出的“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无论是军事战略中的“调动敌人”，还是组织管理理论中的“统一思想”，其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领导者的能力体现在如何调动别人和影响别人上，领导者的最高境界体现在如何把下属接受命令的被动行为转变成积极自觉的主动行为。
最有智慧的领导者，是让每一名下属都能充分发挥能力和展现智慧的领导者；最高明的领导方法，能充分调动下属积极性，促使他们变被动接受命令为主动自觉地积极工作。
最善于经营的领导者，都是懂得经营人心的领导者。只有懂得经营人心的人，才懂得经营企业。这就是领导艺术！
本章小结
◆领导者总是试图寻找一种成功的领导标准，实际上所谓成功的领导标准或成功的领导模式都是不存在的。
◆领导者的能力和水平最终靠结果衡量，而结果是由过程决定的，过程是由行为组成的，行为是由思维引导的，思维是受领导者的个人境界、素质、格局、性格以及准确的自我定位和正确的决策选择影响的。
◆境界决定格局，思维决定行为，行为体现风格。领导者应该深刻理解其价值和功能“是靠团队而非个人获得的”；领导者应该懂得“调动团队成员的能力和智慧”为组织创造价值需要智慧地做好自我定位和选择正确的领导风格；领导者还应该懂得，只有下属在思想和行动上自动自觉才是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最好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