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为了稳定军心，曾花大力气采购了150万公斤军粮，长春市政府也买了50万公斤大豆。所以军队先还有些粮食吃，后来就只能把马料与粮食掺和吃，最后连六十军的军人也不能吃饱了。外边的接济只有空投。据当时美联社的专家估计，每天要40架飞机的空投才能勉强够得上城中的需要。可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安排的民航班机一天最多只能来四次，空军的飞机也不多，一般是一天九次。可是，或是由于天气不好不能来，或是由于我军有高炮进行对空射击而不敢来，再加之由于原来驻长春的空军与新七军发生过摩擦，空军不愿卖命，所以空投时都在高空以极不负责的态度进行，往往把粮食投到了城外解放军阵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单是大米我军就得到了3000袋以上，我军开会的临时会场全都是用敌人的降落伞做的。到了9月份，国民党东北“剿总”竟称“机油两缺”，连象征性的空投也无法维持了。据国民党军队自己的统计，在整个长春围困期间，长春守军得到的空投粮食总数不过300吨，平均到每个军人头上也只有6斤，是名副其实的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长春城里的粮食必然一天比一天少。在春天时，长春城内的高粱米卖几元钱一斤，到7月时就卖到3650万元（当时的1万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元）一斤。当时有人做了一个计算，每斤高粱米约有3万粒，故而每一粒高粱米要值1200元。到了最困难时，无粮可卖，偶尔有屯粮发财者，竟然卖到一亿元一斤。一捆青草也要一捆钞票换，一个金手镯只换一个小馒头。那些空投下来的一万元一张的钞票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最困苦的当然是老百姓。长春市政府在1948年4月份做了一次调查统计，认为城中的所有粮食只能吃到7月。7月以后，不说百姓，就是军队也无法保证。驻在城中的六十军和新七军6个师的师长联名发电报给蒋介石，认为如此死守长春不是办法，或者撤出，或者派大军前来援助，解决围困局面。蒋介石的回电仍要长春守军坚持守，在电报中说什么“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对于粮食问题，蒋介石则出了一个十分恶毒的主意，就是叫郑洞国“杀民养兵”。其具体办法就是让长春市政府出面，强行将所有老百姓家中的粮食全部收归公有，不许市场上有任何粮食交易，然后由政府进行计口授粮，按人分配。很明显，这一办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粮食全部搜刮起来供军用。
郑洞国把这一难题交给了长春市长尚传道。尚传道一看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表示坚决不能干这事。尚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更重要的是，“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啊”！怎么办？蒋介石的方案总得有一个办法来执行。想来想去，最后由第一兵团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共同制定和发布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要点是：所有人家的粮食只能留自家所吃粮食到9月底，多余的必须一半卖作军粮，一半在市场上出售；由街道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对上述情况进行检查实施；所有买卖粮食均必须按照政府所议定的价格，不准抬价；若有违反者从严惩治，直至处以极刑。上述办法事实上并未有多少效果，刚开始还有一点粮食出售，没有不卖高价的；当没有粮食出售时，上述办法更是等于零。到了7月，城中根本就已无粮可售了。
这里还有一个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问题，在当时城内已无什么商业流通可言，“买卖”这一概念严格来说已经变形或者说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存在。因为当时所谓买卖实际上就只是想方设法买粮，在粮价已由几元一斤变为一亿元一斤的时候，原来的纸币已经失去了任何作用。郑洞国无奈，就在城中由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一种“本票”，票额从起初的几十万一张一直涨到几百亿一张，最高时的粮价是本票三亿元。谁能有这种本票呢？老百姓当然没有，只有发行本票的军队和政府才有。所以这段时间在长春城内实际上是军队和政府用他们自己印刷发行的一张纸去掠夺老百姓，而一些手握实权者甚至在这时大发横财。据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
由于滥发大额本票，长春的物价比关内的国民党统治区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头目纷纷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亿、成千亿地汇出款项。这百亿、千亿的钱在长春只值几斤或几十斤高粱米，而汇到内地就可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因此，他们利用长春人民的血和泪大发横财。据我所知，新七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
六十军则比较困难，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至于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官员，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还是过着大米白面、鱼肉荤腥、饱食终日的糜烂生活。
当无法买粮时，首先是军队开始抢粮。凡是见到普通百姓人家家中有粮就抢，甚至于见到家中冒烟就去抢，弄得穷苦人家有一点粮也不敢举炊。这时，国民党空军对城中的投粮一天最多也只有9架次，城中各军队之间为抢到空投粮食而相互斗殴的情况天天发生，有的部队是每天都用大锅把水烧开，一抢到空投粮食就倒进锅里，以防别的军队来抢走。没粮食吃的老百姓就开始吃各种代用品，最先是吃酒坊中的酒糟，然后吃草根、树皮、树叶，以至见到地上的树叶也会发生争抢。在长春城中，一捆钞票只能换到一捆青草，一个大饼可以换来一个大姑娘。除了无粮，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没有燃料，先是拆房、挖棺材，以后把柏油马路上的沥青都挖来做燃料。在这种情况下，因饥饿而死者逐渐出现，逐渐增多，乃至出现了卖人肉的事件发生。
当长春城中的饥饿日益严重时的7月下旬，郑洞国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仍然要他坚守长春，同时要他从8月1日开始疏散人口，也就是驱民出城，用仅有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在分明知道我东野大军早已把长春团团围住、不能自由出入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就是只要长春不要长春人，就是把饥民往我军的枪口之下赶。这是蒋介石在进一步“杀民养兵”。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缓和城中生活的困难，郑洞国命令部下采取各种办法将居民驱逐出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了种种手段。第一是用武力驱赶。凡是家无存粮者、无职业者、所谓违法乱纪者、狱中囚犯、乞丐、伤残、无身份者，都用武力赶出。甚至还订有指标，一个警察要赶走8人，一个保长要赶走3家，连原来国民党政府的公职人员都要以教员的身份赶出城去。第二是煽动，说“共产党是为你们穷人的，你们快出去找共产党吧”！第三是造谣。一会说“七一是共产党的生日，解放军放卡子三天，可以随便出城”；一会又说“八一是毛泽东的生日，大赦三天”。凡是出卡的一律搜身，任何食物也得被搜走。而且，凡是出卡子的就一律不准再进。就这样让大量饥民拥出长春，起先我们的哨兵仍然不准他们出城，而且我军已经在包围圈四周设定的线上修筑了铁丝网，挖了壕沟。可是这些饥民出城时就被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将身份证予以没收，而且是以武力坚决阻止再回城中。
这样一来，就在两军之间的“真空地带”滞留了大量出不来进不去的长春饥民。在8月份，我围城部队曾经放出一些，三天之中就有两万多饥民出了封锁线。但是数量愈来愈多，到9月间已高达数万。
四、围城部队救饥民
我军采取的“久困长围”办法，在不长的时间中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使长春守军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粮食不继、人心动摇、矛盾加剧，再加上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至9月底，就有1.35万人出城投诚，其中新七军3700人、六十军3800人、土杂部队6200人，在投诚者中有的是一个班一个班地集体投诚。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一些顺口溜，当兵的说：“豆饼面子是好饭，提心吊胆把岗站，心一横来牙一咬，去投八路见晴天。”当官的说：“中央军官有三怕：一怕光发本票不发粮，二怕战场遭黑枪，三怕当兵的不打仗，成队成帮去投降。”
但是，长春守军驱赶饥民出城的这一招，我围城部队事先是未曾预料到的。当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时，围城部队立即上报了东北局，东北局也立即责成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既要保证围城的成功，又要救助饥民。8月14日，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并成立了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为主任的“难民处理委员会”，长春附近的九台、伊通、双阳等县的县长全都参加。由这个委员会负责组织了兴隆、净月、长南等三个办事处，进行饥民的收容救治工作。正如前述，在8月份时就已收容了两万多人。不过这时我围城部队并未放开哨卡，只是少量收容，饥民还不能自由出城。
9月间，出城的人数大增，“真空地带”滞留的饥民愈来愈多，而且有一些人死亡。我军在长春城外负责对敌工作的杨滨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立即给围城指挥所写了报告，报告很快转到了东野总部领导手中。东野总部一方面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报告，一方面迅速采取措施，在中央指示还未下达之时，东野总部领导于9月11日电令围城指挥所：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应组织军民及时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这是我军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而采取的一项重要行动。长春前线的围城指挥所立即遵照东总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饥民全部放出并给予安置。为了保证放出城的饥民都能得到安置，这种放行未敢无限制地敞开，而是每个哨卡一天放出2000人左右，将其安置在临时赶建的几十个收容所中。为了防止饥民在饥饿衰弱的情况下一下子吃得太多而使肠胃出毛病，收容所头两天先给饥民吃稀饭以后逐渐改吃正常食物。这项工作是以流水作业的方法进行的，收容所中的饥民送到可以生活的农村去之后，又接纳下一批饥民，一直到长春解放为止。当时只是在收容所中就发放了4000吨粮食、250公斤盐，方才把从“真空地带”放出的饥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一个多月中，总共安置长春的出城饥民20万人左右。
在长春城中，由于蒋介石命令郑洞国必须死守，郑洞国明知守不下去却也不得已而为之。在“杀民养兵”的指导思想之下，在“只要长春城，不要长春人”的残酷驱赶下，10万军队活下来了（为了对付我军的进攻，郑洞国直到长春城破时都还控制了一大批军粮，以备在最后关头时让军队作战。所以，城中的军人有不少饿得发病、水肿，但没有饿死的。在所有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有关记述中，一致承认当时没饿死过一个军人），大批的老百姓却饿死了。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杀民养兵政策的结果》，文中说：当时所见是“饿殍载道，白骨累累”，“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按：尚传道回忆的上述两个数字可能不很准确，我军在长春解放以后的一份报告中说是1.3万多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郑洞国在晚年回忆一生时说：当时长春的“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五、突围的梦不再想
在长春这座“死城”之中，困着的是10万血气方刚的军人。虽然他们自知前途渺茫，但不能不为可能寻找到的出路而做最后的努力。这其中，有还寄希望于蒋军可能到来的救援，有打算拼死突围的，有听天安命而随大流的，也有若干开始考虑与蒋家王朝分手而弃暗投明的。10万大军在我围城数月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必然会出现矛盾，出现分裂。这种情况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领全军起义。
蒋介石和卫立煌对长春这10万守军，原来还有过派军队援救的打算。当北宁线打响之后，连头等重要的锦州都保不了，也就完全无法顾及长春，虽然表面上仍然在不断地给长春的高级将领称兄道弟的来电来信，表示“大军即将前赴解围”之类，但事实上是根本无力解围，只得多次命令长春守军冒险突围，自寻生路。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突围已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一旦突围失败可以把责任归集为突围者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让当事者承担罪名。郑洞国心中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为了逃生，舍突围别无他路，他也就打算拼死突围。10月初，他知道我北满主力已经南下北宁线作战，于是就命令新七军做了一次试探性进攻，目标是大房身机场，想先夺回机场，恢复对外的空中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