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古城春晓(6)

正式宣布新中国定都北平，从中国共产党内部来讲，是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从全国来讲，是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的决议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北平名为北京。”当然，作出这样的决定肯定还要早一些。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毛泽东最早谈出这一想法，是于1948年9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一般所称的“九月会议”上。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为新中国的建设进行筹划。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这样说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的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民主共和国的首都。”那么又把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哪里？毛泽东在会上的正式讲话中没有说出来。但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同徐向前谈话时，就已经透露出了不仅要将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而且要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这时，徐向前正指挥着华北一兵团在山西作战，正在打太原。毛泽东问徐向前有没有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太原，徐向前说已经做了多方的争取，连阎锡山的老师都亲自入城去劝说过，阎锡山不仅不听，反而把这位当年教过他的老秀才杀害了。这时，毛泽东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的了，最好北平不要打。”“最好北平不要打”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很明白，就是要争取完整地保存北平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为什么要将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这有以下的几种考虑：（一）蒋介石把他的反动政权首都定在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在北平。

这种与蒋介石王朝针锋相对的政治考虑，是定都北平的主要原因。

（二）北平作为历史上的古都，对于全国的统一与团结有一定的凝聚力；北平又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有着先导作用。（三）在当时，我党的外交格局是“一边倒”，北平靠近苏联、蒙古和朝鲜，可以方便加强同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得到苏联的援助，从国际格局上考虑，也更为安全。在这一点上，1949年1月31日受斯大林委派来到西柏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和毛泽东的会谈中也曾经就此讨论过，关于定都北平的意见，也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

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很早就已经把北平定为了新中国的首都，所以毛泽东和中央在以前很多指示中都强调了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关注，和对于北平的城市建筑和文物古迹的保护。例如，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一封电报，电报专门指明，“并告程、黄”。这里的程、黄，就是指东野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二兵团参谋长黄志勇，这时二兵团的四纵和十一纵正在北平北边和西边作战，负责扫清北平的外围，对北平实行包围。在电报中有这样两段：

（一）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四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

（二）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

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在对于北平的和与战还没最后确定下来之时，我军必须做好进攻北平、消灭城内敌人的充分准备。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我东野二兵团政治部联络处的两位负责人，在清华大学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的介绍之下，于1948年12月下旬特地到清华大学拜访了我国古代建筑权威学者梁思成教授，请梁思成在一张军用地图上一一标明北平的重要古代建筑的位置，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他们就守在梁思成的书房中，一直等到梁思成标画完毕，才告辞而去。后来，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份军用地图未能发挥作用，但是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北平。

1949年1月16日，当和平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之时，我军仍然未放弃可能要对北平发动进攻的准备。这一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再次做了如下指示：

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定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办法使其缴械。

即使占领北平延长很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你们必须召集各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以精确的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毛泽东这封电报的用心之良苦，指示之精细，在他众多关于作战的指示中是不多见的。从中我们完全可以见到他和党中央对于保护北平是多么的重视。

后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制定的部队入城纪律中，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列了一个专条。

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一座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手中的古城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进入北平。

为了迎接党中央进入北平，平津前委和北平军管会做了认真的准备，还专门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五人小组。准备工作的中心是保证绝对安全。从西柏坡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由涿县到北平长辛店，由东野五纵负责；由长辛店到西直门，由东野四纵负责；由西直门到香山以及到香山以后，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亲自指挥中央警卫部队负责；香山外围的警戒，由东野总部参谋长刘亚楼负责安排。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3月13日结束的。会议结束之后，中央机关就开始准备往北平迁移。这时的中央机关可不是当年转战陕北时拄着木棍步行的状态了，因为林彪把东野缴获的汽车送了不少，单是美制的十轮大卡车就有100多辆，还有10多辆吉普车。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都是乘车出发的。出发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3月23日，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分乘12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从西柏坡出发。第一辆吉普车是带路的先导车，毛泽东坐在第二辆吉普车上，第三辆是警卫车，第四辆坐着江青和李讷，第五辆坐着***，第六辆是***的家属，第七辆是周恩来一家，第八辆是朱德一家，第九辆是任弼时一家，第十辆是陆定一一家，第十一辆是胡乔木一家，第十二辆是叶子龙一家。

可能是由于巧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是在1947年3月；离开陕北米脂杨家沟向华北开进，是在1948年3月；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是在1949年3月。都在迎接春天的3月间。

车队经过了灵寿、曲阳，当天晚上住在唐县的淑闾村。24日过保定，住涿县。25日凌晨2时，在叶剑英和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的陪同下，在涿县上了火车，叶剑英在火车上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了北平的近况。清晨，在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站下车，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已在迎接。中午，在颐和园颐寿堂做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前往西苑机场。

25日下午3时，在西苑机场举行了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担任总指挥的盛大而隆重的阅兵式（为了欢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首长进入北平，原来曾打算要搞一个盛大的有广大市民群众夹道欢迎的欢迎仪式，但是这一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时，立即被毛泽东否决。后来有人提出举行一个阅兵式，毛泽东欣然应允，所以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也到举行阅兵式的西苑机场来与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见面，并表示欢迎），50门六○炮发射了500枚照明弹。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毛泽东登上第一辆吉普车。接着，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依次登车，检阅受阅部队。参加阅兵式的还有林伯渠、彭真、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李立三、滕代远等。这次阅兵式的受阅部队，仍然是由当时在北平担任警备任务，且在辽沈战役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东野四纵的三个英雄团，即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组成的。此外还有四纵的连以上干部，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以及若干英雄模范代表。

阅兵式结束以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来到欢迎的人群之中。先期到达北平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北平的各界代表，还有已到北平的各界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人在这里欢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前来欢迎的还有各界群众代表1000多人。毛泽东和各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到达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临时住地香山。毛泽东在那里的双清别墅一直住到1949年9月21日，才迁入城内，住中南海内的菊香书屋。

第二天清晨，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毛泽东到达北平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总部昨日迁来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西苑阅兵，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均往欢迎。”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1933年离开上海16年之后，又进入了大城市。毛泽东在离开了北平30年之后，又来到了北平（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两次到北平，第二次离开的时间是1920年4月11日）。当他所乘坐的专列抵达北平时，他满怀深情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

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30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30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按：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诗句）。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

从此以后，毛泽东就一直在北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着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