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一）概念的界定
对“客家”概念的界定是进行研究的前提。目前，学界公认“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即离开了文化，就无从谈客家的存在。“客家”（Hakka）指由于战乱等原因，唐宋时期中原先民陆续南迁到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山中，在与外界隔绝状态下，融合当地的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经过数百年的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心理认同的稳定的汉族特殊族群。
“四川客家”指清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从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聚居区移民入川的客家人及其后代，也包括部分从湖南、湖北等地过籍入川的客家人及其后代，其中以广东移民最多，所以四川客家多被称为“广东人”或“土广东”。“广东人”成了四川客家人的代称。四川客家主要来源于我国客家人最为集中的江西省的12个县、福建省的14个县和广东省的12个县。由此可知，四川客家源在中原，根在粤、赣、闽。
教育分广义的教育和狭义的教育两类。广义的教育包括家族教育（含家庭教育和宗族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族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是非正式教育，而学校教育为正式教育；而狭义的教育则指人们专门设置的教育机构中实施的教育，即正式的学校教育。文中的教育是从广义上“大教育”而言，即包括家族教育（含家庭教育和宗族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文中的“四川”是巴蜀文化概念上的四川，即包括今重庆市。鉴于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客家的典型区域，因此，本研究是以成都东山地区的客家为考察重点，从“崇文重教”的角度研究四川客家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客家教育的族群性和地域性特点。从时间上看，主要指清初以来至今约300年的客家教育史。
（二）选题的缘由
客家教育史是客家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区域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客家学在人类学视野下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也多从客家渊源、客家移民史、客家方言、民俗文化、客家名人、客家妇女等角度进行研究，而客家教育问题依然是客家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就仅有的客家教育专著《社会结构与客家人教育》而言，侧重于探讨历史时期赣闽粤边的客家家族组织及其与教育的关联，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未就客家教育进行具体的讨论，更没有从总体上建构客家教育发展史。正因为如此，该书作者王东先生给笔者的信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有关客家教育史的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因而认为以四川客家教育为主题，完全可以写出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
客家文化属于移民文化，移民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与融合的过程。客家文化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同时，也传承了自己的文化，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从而创造了许多客家文化的奇迹。
以四川客家文化为例。四川是我国第五大客家聚居省区。四川客家人入川后，相对湖广人来讲，从赣、闽、粤等省的客家聚居区移民入川的客家人属于少数群体，处于“湖广话”的汪洋大海中，但300年来，四川的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始终保留自己的族群意识，从而形成许多客家方言岛。客家以其强烈的乡土习俗和特殊的语言作纽带，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浓厚的族群意识，族群的边界十分清晰。据不完全统计，全川客家人的总数在300万左右，其中至今能讲客家话的有150万人以上，仅成都东山地区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居住着50万客家人。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客家方言岛，至今最完整地保存了客家文化和客家方言（至今仍有不会说四川话的“死广东”）。而且，由于东山地区是距离成都大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岛，也是我国距现代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岛，300年来东山客家文化没有被同化而完整保存下来，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本身就是客家文化的奇迹。2004年笔者从四川省客家研究中心获得一本清代四川客家启蒙教育的乡土教材《广东小儿歌》。《广东小儿歌》又称《广东俗歌》，是清代一本用“土广东语”（四川的客家话）编写的，至今仍流传于成都东山客家地区的儿童歌谣集。它反映的历史事实是，清代客家移民四川遇到文化适应问题，尤其是“官话”造成客家儿童入学的语言障碍，学习效果很不理想，即“广东子弟多半不解官话，每有读书数年，一句不解，虽读何用”。为此，四川客家采取独特的教育方式。即《广东小儿歌》作者认为，教育“广东子弟”，应该借鉴客家童谣的做法，用“广东土韵”来编写一部启蒙读物。正如《广东小儿歌》所说：“以此教之，则句句能讲能用。”《广东小儿歌》在客家儿童的启蒙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四川客家的社会化进程。其史料价值在于：东山客家人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相当有限，像《广东小儿歌》这样完整的教育客家后代的启蒙教材，世代相传且保存至今，是非常罕见的；《广东小儿歌》再现了客家文化在同四川本土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如何顽强地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努力。四川客家独特的教育方式自然有其研究的必要。正因为如此，台湾人类学者谢剑博士强调要研究客家人在新环境中如何谋生存、求发展，尤其是不同地区客家人的社会化问题即怎样培养、教育子女的问题。四川客家启蒙教材《广东小儿歌》的价值激发起我对四川客家教育研究的浓厚兴趣。
客家文化的奇迹也是客家教育的奇迹。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看，客家文化之谜需要从教育的视角进行解读。客家作为汉族独特的族群，其别具一格的教育为客家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客家教育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选题的意义
从学术意义看，前文已谈到，客家学涉及多学科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多从历史、语言、民俗文化、移民等角度研究，忽略了客家教育的研究，客家教育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而四川客家教育的研究更是学术界长期忽视的领域。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初步尝试，有助于充实客家学的理论体系，深化客家学的研究。
我国国土辽阔，各区域资源条件、经济和历史基础及空间区位差别很明显，教育发展类型多样性特征突出。不同地域的社会有其不同的特点，社会的差异性必然会导致教育上的差异性。教育在不同地区的差别表现为大一统教育的区域分化，区域教育研究已成为我国教育学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整体性与差异性、共性与个性这些基本特征即构成了教育的地域特性或空间特性，为此，近年有学者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提出教育地理学，从对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地理现象或地理问题入手，探索教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研究教育史的任务之一是在于比较各时代各地方的教育异同与升降。但是，我国教育史研究长期以来盛行“制度——思想”的研究模式，注重的只是中国历史与文化在时间上的线性变化，而忽视了宏观教育发展复杂过程中的空间差异性，忽略了地方教育的特色与区域独有的人文因素对当地教育发展的影响。教育的区域差异突显了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性，也说明当今教育史研究的缺陷是以统一性代替教育实际存在的差异性。而区域教育的研究正是弥补该研究缺陷的有效手段，是重构教育史的尝试。因此，从空间角度系统研究我国教育区域发展，已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
同时，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讨论历史上的教育发展原因是近年来教育史研究的新变化，即选择典型地域文化进行区域教育的历史研究是必然趋势。
事实上，客家文化是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形态。研究客家文化，为研究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内的传播、流布及其变异，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通过这一个案，我们不仅能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空间发展上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层次性的认识，而且还能加深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承传与时空转换的内在关系的认识。客家文化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好弥补了传统教育史研究的缺憾。因此，研究客家文化区的教育问题是进行区域教育研究的突破口。正因为如此，李国钧先生主编的“区域教育的历史研究”课题中就有以区域文化方面具有典型性的客家人的教育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结构与客家人教育》为子课题。
近年来，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学的研究取向，为我国的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问题是教育理论的核心问题。借助文化哲学的力量，人类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和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既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又对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四川客家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离不开客家教育。四川客家教育属于区域教育的内容。客家教育的研究隶属于客家学范畴，过去，民族学研究大多偏重于少数民族研究，而对汉族研究却有所忽视。汉民族本身包含不同的族群或民系，客家文化是汉族文化中的亚文化，是典型的区域文化；把握客家族群的个性，这不但能使其源流分明，而且能从客家族群的个性中丰富和加深对汉族共同性的认识，从而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文化的差异是不同族群和区域得以相互区别的内在依据。客家移民在进入不同的区域之后，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曾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模式和教育组织形式，因此，对客家教育的研究为探讨汉族亚文化与区域教育关系提供了鲜活的载体，丰富文化与教育关系的理论，为区域教育理论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从实践意义看，世纪之交的三峡工程建设引起的百万移民，使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又沿着300年前祖先入川的脚印回到祖籍地。这些新移民步入陌生的文化环境中，由于文化差异引起文化排斥甚至文化冲突，新移民重新面临文化的适应性问题，移民的教育问题又凸现出来。不同区域文化中移民教育问题成了重要的课题。其实，三峡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与两三百年前客家移民四川遇到的问题类似。四川客家人在积极融入迁入地的主流社会的同时又始终保持自我文化认同，在此社会化过程中客家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因而总结历史上四川客家教育问题对今天三峡移民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客家人是汉族独特的族群，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具有保守性和内向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较其他族群突出。相比较而言，客家文化是最稳定的，变易最少的，客家人保存的汉族古文化最为丰富、最为典型，因而客家文化堪称中古汉族古文化的活化石。我们今天倡导保护民间传统文化，开展乡土文化教育，让民间文化进课堂，而客家教育在客家文化的传承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因此，客家教育的研究对今天我们如何保护民间传统文化，加强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教学实践也有指导意义，因而该研究希望能指导现代基础教育如何适应客家文化模式，对当前乡土文化教育的教学实践有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客家学在人类学视野下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也多从客家渊源、客家移民史、客家方言、民俗文化、客家妇女等角度进行研究，而客家教育问题是客家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甚至在今后一段时期依然如此。有人提出，21世纪客家研究的范围与内容包括客家史、客家方言学、客家家族文化、客家文艺、客家风俗、礼仪文化、客家宗教文化、禁忌文化、客家华侨文化等。很显然，客家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忽略了客家教育，实在是一大缺憾。这说明学术界对客家教育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影响客家教育研究的深化。
就全国客家教育的研究而言，由于学术界长期忽视了客家教育的研究，客家教育研究成果不多。这对于一个被称为“高度的可教性”的族群，显然的一大欠缺。在专门研究客家教育的成果中，只有王东的《社会结构与客家人教育》专著，而专门论述客家教育的论文有以下一些：安国楼《客家人的家族教育》（《寻根》2003.6）、陈聪民《清代台湾地区客家教育略述》（《史联杂志》1980.06）、陈振中、唐德海《从教育情结看客家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冯辉岳《客家童谣中的启蒙教育》（《国教世纪》1982.04）、古晓君《从客家熟语看客家教育传统》（《嘉应学院学报》2007.5）、何国华《客家人的教育观初探》（《岭南文史》1992.2）、胡大新《崇尚教育的汀州客家人》（《汀江与客家人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黄燕群《试析客家人耕读传家思想对贺县教育的影响》（《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赖龙扬《客家区域基础教育的文化生态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李丽云《赣南地区客家教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李联春《略论赣南客家人的教育》（《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增刊》、林开彬等《近代桂东南地区客家教育探析》（《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刘淼水《近代梅州客家女子教育》（《教育史研究》1994.3）、邬开荷《论中央苏区的客家教育》（《南方冶金学院学报》1997.6）、谢敏华、吴雯《浅谈客家传统家教的特点》（《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4）、严奇岩《论客家乡土童谣在启蒙教育中的作用（《教育史研究》2005.4）、杨虹《从社会民俗看广东客家人的教育观》（《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2）、叶少玲《客家教育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和《客家教育与云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郑镇峰《浅谈汀州客家的教育特色》（《长汀文史资料》第30辑.1995年）、周雪香《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以三江流域为考察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和《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4）等约20篇左右。其他涉及客家教育的成果并不多见。
归纳起来，已有的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视角反映客家教育问题：
客家宗族教育方面。安国楼认为重视家族教育是客家人最具特色的传统之一，其内容主要是崇拜祖先教育，妇女在家族教育中起重要作用。此外，涉及客家宗族教育的成果中，王东先生的研究表明，客家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与明清以来客家家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有内在的关联性。即客家基层社会组织的家族化，是客家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孔永松、李小平的《客家宗族社会》阐发了客家宗族的文教功能。丁钢在论述闽粤商人的宗族教育时，注意到客家宗族教育的世俗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