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将至，心如潮涌，“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在苏联留学时，有一次病卧在床，看着《人民日报》，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一个中国人，只有身在异国他邦，才能真正懂得“祖国”的含义，才能深切体会：“月是故乡明”。今天，脚踏神州大地，叫我加倍思念的亲人又是谁呢？当然，是我最亲最爱的母亲。她生我养我，为我受苦受难。如果她还在人世，我会扑倒在她的怀里，再喊一声：“妈妈！”可惜，她再也听不到我的呼唤了！……但是，我还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她倾诉衷肠。1940年，小小年纪，我就投入她的怀抱！是她，用真理的乳汁哺乳了我，使我长大成人。在她的怀抱里，像我这样的孩子有成百成千成万。9月4日，我们这群“孩子”——淮南联中（当时我还不到十一岁，被编在预备班）的同学，在清华园聚会了。真是：浮云一别后，流水六十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我们又返老还童了，先唱校歌（即《抗大校歌》，只是第一句“黄河之滨”改为“江淮之滨”），后唱《新四军军歌》。用“心潮澎湃”来形容已不确切，因为我们都老了，最大的七十九岁，我属于最小的一个，也已七十一岁了。年老多病，怎能禁得起澎湃的心潮的冲击呢？确切地说，这是一群少小离家各奔东西的孩子们，走过了六十年风雨人生路，“乡音无改鬓毛衰”，又回到了故乡，围在母亲身边，向她倾诉着一切。此刻，我们每个人的耳边都回响着一首动情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啊，党啊，你就是我的母亲！你就是我们的母亲！你就是千千万万孩子们的母亲！你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为了你，无数英雄儿女血战沙场，慷慨就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些“两弹一星”的创业者，“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他们都是你的好孩子啊！在清华园的聚会上，我最后一个即席发言，时间只有三分钟。我说：“相逢恨晚，半个多世纪才重逢；相见恨短，聚会只有几个小时。我们都已经老了，但回顾一生，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都是党的好孩子！在中秋佳节，我们更加思念伟大的党——我们的母亲！”我的话，激起了人们的共鸣，有的鼓掌，有的流泪。此时，在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党啊，我们永远是你的好孩子！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但一切都有其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让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华反共反人民的老爷们记住：经受了近八十年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因为她手中紧紧握着任何核武器都无法比拟的战胜一切的法宝——科学的真理！
东生
2000年9月11日，中秋节前夕，于北京
前 奏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这首诗，活灵活现地反映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愁肠百结而又难以自解，苦也！哀哉！
五年了，《天地颂》问世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可是，我很不安，甚至有一种愧对历史之感。什么是民族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什么？“两弹一星”精神从何而来？特别是，“两弹一星”的奇迹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二十三名科学家中，二十一人是留学生，为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悬在我的心中。从2001年写电视剧起，我就下决心寻找答案，并把它告诉读者。这就是出版增补本的缘由。
《天地颂》是“纪实性电影小说”，是在电影剧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2001年元旦，我动笔写大型史诗剧。2月18号，在京西宾馆讨论话剧剧本的座谈会上，周克玉、逄先知、何敬修、陈孟君、魏风、罗锦麟、王正、王朝柱等十几位同志强烈呼吁：“这么好的重大题材，赶快拍电视剧！”从此，我又奋战十个月，写出了八十集电视剧剧本，第一部名为《呼天唤地》（二十六集）。剧本先后经宋健、周克玉等三十多人看过，一致认为很好，故决定将它原封不动地增补到小说中去（即现在的第一部《呼天唤地》一至十七章和第二部《顶天立地》一至九章），并冠以“纪实性电视电影小说”。这就是出版增补本的经过。
八年前，时任国防科委（后改为总装备部）政委的李继耐将军对我们说：“‘两弹一星’创作是一个工程。”我非常赞成他的看法，并为实施这个工程而努力——电影、小说、电视剧、史诗剧、报告文学，这五个项目加上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两大公益事业（西柏坡开发工程和国际友谊工程），像七个音符，在钢琴上跳动了十几年，组成了我生命的最后乐章。毋庸讳言，创作是非常艰苦的，急功近利或不甘寂寞的人恐怕无法忍受，也许要半途而废，当了逃兵。科学家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贝多芬的《欢乐颂》孕育了三十八年才出世。可惜。他耳朵聋了，听不到这首激励全人类友好团结的歌声了。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贝多芬自己并没有享受过欢乐，但是他把伟大的欢乐奉献给所有的人们！我特别爱听《欢乐颂》，经常想起贝多芬，甚至巴不得像聋子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搞创作。我甘于寂寞，却又身不由己，处在一片喧闹之中，不得不常常“逃”到偏远的角落，躲起来写点东西。尽管长期超负荷运转，身体老化，心力交瘁，但我还是要写。这就是出版增补本时我所处的环境。
增补本要出版，我还有很多话要说，有些过去不能说的，有些过去不想说的，现在能说了，想说了。可又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只好“信天游”，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或者，权且当做在追求时尚、百花齐放的舞台上，我也“玩”一回“超级老声”吧！
9月1日，早晨散步时，偶然路过一个幼儿园。听到喇叭里小朋友的声音：“升国旗！”我站住了。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灿烂的阳光下冉冉升起，听着孩子们高唱的《国歌》声随着微风飘荡，我张开嘴想唱，可又发不出声音；我睁大眼想望，可又看不见天上的白云，因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激动得想哭，可又一直在笑……直到幼儿园开学典礼结束，我才缓缓地离去。
在蓝天下，我一边走，一边想。沉睡的历史，像电影镜头一般，浮现在我的眼前。1900年，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悲壮情景，历历在目。长矛大刀敌不过洋枪洋炮，刀枪不入的迷信被先进的科学技术所粉碎，成千上万的同胞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绝大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儿童。正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背景下，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被迫漂洋过海，到日本、欧美留学。他们身在异国他乡，备受凌辱与痛苦，但牢记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遗训，刻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历经磨难和曲折，从“科学救国”转变为“革命救国”。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他们一次次呼天唤地，终于找到了一条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就是增补本所添加的主要内容。
从开国大典之后，我还没有参加过升旗仪式，更没有看到过幼儿园的孩子升国旗，这不禁使我想起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是何等重要！要让孩子们知道，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其中也包括一代又一代中国留学生。他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一心要为祖国争光；他们孜孜不倦，埋头用功，一心要为祖国效力。追根寻源，正是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这就是增补本所弘扬的主旋律。
望着孩子们的笑脸，笑得那么天真，那么可爱，你也会自然地咧开嘴跟着笑，仿佛是无忧无虑了。然而，就在你笑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哭啊！望着9月1日报纸上的大标题：《八百四十一人命丧巴格达踩踏惨剧》《“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第二原子弹”正在逼近人类》《美军围着中国接连搞演习》《台军摸底日介入台海冲突可能性》《人类正“导演”地球史上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看到这些，你还能笑吗？你还能像孩子们那样无忧无虑吗？忧国忧民，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一切先进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成了海外学子为振兴中华而发愤图强的原动力，成了浸透着他们灵魂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即使在今天，祖国强大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历史，不能歌舞升平，而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这就是增补本要向读者传达的党和人民的心声。
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未来之星甚至是领袖人物，就在今天的幼儿园里。但是，有名的英雄毕竟是极少数，而无名的英雄从来都是绝大多数。显然，没有无名的英雄，也就不可能产生有名的英雄，正如没有藕和绿叶也就不会有荷花一样。因此，在往往被忽视的“小人物”当中，我们要不断地去寻找、去发现、甚至去造就那些具有英雄品质的人，使他们的“孺子牛”精神放出光彩而照耀世界。创造“两弹一星”奇迹的，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些“大人物”，就是我们还不知道或者不完全知道的“小人物”，正是他们用血和汗滋润、培育、甚至造就了那些“大人物”。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位导弹专家并带有传奇色彩的“无名英雄”——贺麓成。他是毛泽覃的儿子，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因为在他出生三个月之后，毛泽覃就壮烈牺牲了。他是毛泽东的亲侄和姨侄（母亲贺怡是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的妹妹），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伯父和姨父毛泽东，直到毛泽东去世，才被列入守灵人的名单之中，望着伟大的领袖和亲人默默地流泪。他是一位没有留过洋的导弹专家，1957年就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领导下，对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了贡献，1980年成为总参系统“0001号”高级工程师。1982年，要把他从正师级提为副军级的报告送交邓小平审批的时候，孔从周（毛泽东的亲家）恪守“亲者严”的传统道德而有意“压下”，说了一句：“过两年再说吧。”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他一住就是二十年。1949年8月，他和母亲贺怡离别十四年后重逢，即在江西正式参加工作，理应算是离休，可他至今还是“退休”。同年底，贺怡带着他去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小毛毛，不幸翻车，母子团圆才三个月，妈妈当场身亡，儿子左腿骨折。贺麓成带着心灵和身体的伤痛，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本已考取留苏研究生，又因中苏关系变化而留在国内。他不仅学会了俄语，而且还自修英、德、日语，翻译了成百万字的资料，写了好几十篇论文。1961年，他参与研制的控制方案与实现方法，用于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装备部队的导弹，后又用于导弹、核武器和“东方红”卫星上；可是，直到1978年，这项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人们才知道在导弹专家当中还有一位叫贺麓成，但仍然不知道他和毛泽东家族的关系，更不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毛岸成。今天，有着两个姓、两个名字的贺麓成（毛岸成），已是身患绝症的古稀老人，可他还在顽强地战斗，一边为科学事业呐喊，一边为绿色经济和公益事业尽力。苦难的人生和伟大的事业，造就了这位在农村长大的毛泽东家族唯一的导弹专家，他像无数隐姓埋名为“‘两弹一星’”献身的科技工作者一样，是一个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人。唯一不同的是他和毛泽东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传奇式的经历。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那一朵朵“荷花”，不正是像贺麓成（毛岸成）这样的一片片“绿叶”扶持起来的吗？难道我们能够忘记这些具有英雄品质、为人民的事业奉献终生的“小人物”吗？这样的无名英雄，真是成千上万！正因为太多了，文艺作品不能不虚构人物，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过去，我注意到了“不能忘记小人物”，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天，我要用更多的篇幅和热情来歌颂无名英雄。增补本对原稿的这些遗憾和不足力求进行一些弥补。
第一声呼唤
幼儿园的许多孩子，将来也会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到国外去留学。那么，在古老的中国，留学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什么时候、为什么要留学呢？那二十一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又是怎么样留学的呢？这个问题早在1997年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卫星研究院一次讨论“两弹一星”电影剧本的座谈会上，我的“小老弟”王朝柱说：“能不能从留学生的角度来写？”这句话触动了我），但直到2001年才开始行动——跑书店！找书、买书、看书，一时间成了我最急的大事，也成了我最大的乐趣。哪怕在一本书里找到一点点线索，我也欣喜若狂。就这样，一本一本，一点一滴，搜集到的素材越来越多。这时候，我才发现，19世纪后五十年和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留学生的事迹可歌可泣，惊心动魄；而表现他们（特别是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的影视作品（除赴法勤工俭学有一点外）几乎是零（也许我没有发现）。天啊，这不是文艺创作急待开垦的一块处女地吗？我下定决心，去拓荒，去耕耘，去播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同窗好友宋健也一直在研究留学生的问题。我把《呼天唤地》电视剧本送给他看，他很快看了并给我写了一封信，现全文抄录如下：
东生同志：
敬佩你又把“两弹一星”这段史诗向前延伸了五十年，从而把这一伟大的业绩镶嵌到中国雄壮的近代史中，生动地描绘了数代中国先驱们如何从“科学救国”的幻想发展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这是中华民族无数儿女们用生命和鲜血争来的胜利。《天地颂》这前二十六集是“两弹一星”的序曲，高潮还在后面。如果真的完成八十集的写作，那又是一场新的战斗，我担心你的精力、身体耗费太多。望为国珍摄，多多保重，争取完成这一宏伟计划。
前二十六集中留学生占了很多画面，我想这是对的。应该如实承认，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学来的。得到“两弹一星”功勋奖的二十三名科学家中有二十一名是留学生。年初我发表过一篇长文：《百年接力留学潮》，其中有很多文字讲到这一点。李滔、陈先玉、朱训、陈锦华和很多大学教授们都十分赞扬。现寄你一份复制件。近来，很多刊物都在转载。我是想把百年留学运动，包括留法勤工俭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都嵌入中国近代史中。请你一定读一遍，我写的是历史，不是文学，所有文字都可考可查，附有文献来源。
你在前言中说有“五代留学生”，建议改为九代。这是著名史学家戴逸同志划分的（他现在主持编《清史》）。我从其倡议，将留学生分为十代。荣闳率一百二十幼童留美是第一代（其中唐绍仪是1881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你文中误说他是耶鲁毕业，请查正），我们留苏是第九代，改革开放后的五十万留学生是第十代。这个划分比较严密，而且有史实年代可考，似可采用。
前二十六集我已粗读一遍，还拟细读。如有建议，随时奉报。
“非典”无恙，万幸。天缘有福，让我们再奋斗一番，为这个大地，为后人再贡献一点智慧、力量和生命。
祝顺利完成大作。歌者不惜苦，但喜知音多！大家都支持你。
敬颂
大安
宋健
2003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