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第一版的前言中曾经说过，我萌生写《湖广填四川》的想法，已经大约有四五年了。为什么迟迟没有动笔？原因倒不是因为手中的资料不齐全，而是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把握“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换句话说，我在怀疑这本书的意义。写出它，是否有人会看，是否对现实有某种勾连和暗示？我一直在城市中忙忙碌碌地生活，我好像看不出我周围的人是两三百年以前的移民后裔。他们的表现完全是一副主人姿态，自信、进取、快乐、充满朝气。那么，“湖广填四川”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到底对四川的近现代史造成过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能否通过我的思索很准确地加以表达，这都是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我出生的村落，我才坚定了尽快把这本书写出来的想法。因为我感觉到“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还在我出生的那个村落萦绕不散，它是那么鲜活、生动，简直就像一盆长开不败的花。
我的出生地，便是号称“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的洛带。这个奇异的小镇离成都只有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换句话说，它离城市这种能解构和消融历史的因素非常近。但事实上，那个地方却一直完好地保留着移民社会的某些形态。时间虽然过去这么久，但这种形态还是难以改变。
我出生的那个村落，是典型的客家人聚居村落，村民们的祖先绝大多数是清朝初年从广东、江西等地迁徙而来。如果把最初的移民社会看作一杯浑浊的水，那么经过两三百年的沉淀，这杯水应当完全被澄清了。于是，我们看到某些难以消融的东西积淀在杯底。
众所周知，客家人是汉族中比较独特的、有鲜明文化烙印的族群，通过“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四川，经过漫长的民族和文化意义上的冲突、交融，最终在四川成为与“湖广人”相对应的一个比较独立的族群。
故乡村落中保持的移民文化形态，可以从语言、墓葬、会馆几方面得到印证。
首先是语言烙印。这种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祖先从南方把这种语言带入四川，经历过十几代人的传承以后，还鲜活如初地保留着。我说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就是被我称作“母语”的客家话。现在四川境内的客家方言区，已被研究者称为“语言孤岛”，它们像海面上的岛屿一样异常珍贵地凸现出来。
小时候牙牙学语时，我就依稀记得父母把我放在一只铺满稻草的箩筐里，在开满鲜花的田埂上，村里人用沾满泥土的手拍着我的脸蛋说：乖乖，快喊你妈妈来喂奶。他们把妈妈说成“阿咪”，把奶读成“练”音。总之，是跟现代汉语和四川官话完全不同的一种语言。随后，我知道村里人称一日三餐为“食朝、食昼、食夜(读ya)”，称弟弟为“老胎”，称舅舅为“秋牙”，诸如此类。
村里人内部交流，便使用上述语言系统；而与别的民系交流，则使用四川官话。这个习惯即便在我离开村落将近二十年后，还一直坚守着。我在城里一律用四川官话与周围人沟通，甚至连许多同事也不知道我是客家人，还会熟稔地说一套完全与他们不同的汉语方言。当我回到故乡村落中去，这种平时不用的语言方式便像冬眠后复活的蛇，一下子变得灵活自如了。
记得我们村庄里有一个很大的坟场，那里埋葬着许多村民祖先的尸骨，最初我们只是在那个坟场里捉迷藏、掏鸟窝，丝毫没有发现它的意义。及至年龄稍长，才发现这儿有许多“湖广填四川”的秘密被保存着。比如有一座坟是用条石砌成的，比别的坟都大。有一天中午，我扒开乱草，看见石碑上漫漶的字迹，一个字一个字读完，我简直惊呆了。
原来那座坟里埋着七个从江西入川的乡亲，他们当时都是年轻力壮的穷苦汉子，跟随刘氏兄弟一同从江西来到四川。但是由于当时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他们来到四川的时间又比较晚，再加上移民初期男女比例失调，所以终身未娶。死后也没有积蓄，一生为人佣工。这座坟便是刘氏家族为他们修的一个合葬坟。
夕阳西下，倦鸟归林。我在坟场里呆呆地站了很久，想不到“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竟然离我如此之近，简直就像在我眼前刚刚发生过。
还有移民们修建的会馆，这些比他们的住宅豪华宽敞一百倍的建筑，真实地再现了这次移民运动所蕴含的艰辛、悲壮与欢乐。时至今日，洛带一镇尚保留着三座清代移民会馆：一座广东会馆，一座江西会馆，一座湖广会馆。每一座都修建得富丽堂皇，足够后人对他们的祖先顶礼膜拜。
有关会馆的具体情况，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谈到。在这儿我只是想说，每次我来到这些会馆，耳边会响起祖先们杂沓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声。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修筑如此奢华的建筑，是原始积累已经到了十分充足的地步，还是他们对建筑怀有某种难以言说的热情？显然都不是。最直接的动因，应当是移民创业成功后难以掩饰的喜悦和自豪。
故乡村落残留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使我深刻地意识到“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真的还未远去。至少，其影响还像夏夜的温度，虽然那些炽热的阳光已经被黑夜取代，但它的热量还一直潜藏在泥土、植物、屋顶和人的内心深处。
因此，我决定写下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