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经入蜀的人，包括雄心勃勃的政治家、逃难的皇帝、割据地方的诸侯、穷困潦倒或意气风发的文人、隐士、旅行家等，如此众多的人物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匆忙或闲适的背影像剪纸一样粘贴在蜀道两旁的崖石上，虽然经历了若干世纪的风雨，但仍然鲜活如初，仿佛入蜀的经历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对于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蜀地虽然偏远，但却是必须纳入他们视野的一块战略要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警诫之语时时在他们的头脑中回响，因此历代的统治者在蜀地相继修建了秦城、罗城、皇城、满城。这些多用于屯驻军队的城堡都修得巍峨壮丽，已然成为戡乱固国的一大象征。而对于唐玄宗和唐僖宗这样的逃亡君主来说，蜀地又成了他们躲避政治风雨的地方。在这块凹陷的肥沃的盆地中，他们在享受舒适的帝王生活的同时，又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喘息，从而为收复破碎的河山创造了条件。
杜甫骑着瘦骨伶仃的马穿越蜀道来到蜀中的身影还在我们面前晃动，这个忧郁而多难的诗人把蜀地当作了下半生的归宿。他在浣花溪畔的草堂里写下了被后人千古传颂的诗篇。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只有蜀中能摆放一张平静的书桌，能为诗人提供一个吟诗作赋的环境。而对于大多数曾经入蜀的文人来说，入蜀是他们必须完成的一种人生经历，从汪曾祺、贾平凹、余秋雨、老舍、张恨水以及陆游、高适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入蜀以前都对蜀怀有一种热烈的憧憬，当这种憧憬上升为一种冲动的时候，他们便撇下其他的事情，带着一双多情的眼睛和一颗单纯的心灵来了。他们像描写自己的家园和亲人一样描写着蜀中的山水、城市和人物，毫不矫情，感情的流露分外真实。
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可以说是入蜀人数最多和规模最大的一次，进入四川盆地的人达到了一百六十万之多。这些穷苦而意志坚强的人，在他们祖传的家谱中牢牢记下了他们入蜀的理由，那就是：“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他们把入蜀当作是上天对他们的启示，说明“蜀”这个词语在他们的头脑和记忆中是天堂般亮丽的所在。
农民英雄石达开、张献忠把入蜀当作他们建立政权或休养生息的地方，希望通过蜀地的滋养干出一番更大的事业，然而命运之神没站在他们那边，大渡河无情的流水和盆地四周的山峦使他们逃不出清军的围歼。蜀既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同时又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只有古代或近代的隐士们，在蜀中秀丽的山水间流连，听着山谷间溪水和松涛亘古不灭的声响，一门心思打坐参禅。
蜀地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接近它的理由和接近它的方式。通过他们的一次次践履，一次次亲近，“蜀”这个历史地理概念已然演化成一个内涵丰富的人文概念。就像“走西口”一样，“入蜀”这个词成了一个心理旅程的代称。
大诗人李白的诗句“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可谓把蜀的神韵形象生动地传递出来了。站在华夏的高度，作为造物主的上苍特意制造了这么一块肥美闲适之地，然后又怕人看见似的，另外增加了许多高山河谷作为屏障，使那些想窥探它的美丽的人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才得以苦尽甘来，融入“万户千门入画图”的境界之中，然后发出“不枉来一遭”的感叹。
入蜀的人用他们的身体或文字记录下了他们的真实感受，文人墨客、没落帝王和隐士、娼妓们的感受看似不同，而实质上却惊人的一致，其精神实质都是感叹蜀这个地域如何美丽安详，居家也好，建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也好，都是人生最理想的归隐之地。尽管有“少不入川”的警语提醒着，但这种实质的诱惑还是难以抵挡。
曾经入蜀的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生命运动的方式，将来还要入蜀的人也必将沿着前人的生命和心理轨迹行走，这就是蜀的魅力和魔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