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地方的情调，必须包括人民生活，自不定光看建筑，而旅客对于人民生活的体念又是一件难事。然则我们说成都之北平味，是貌似而微，不太武断吗？我说不，建筑也是人民生活之一部分，在这上面，可以反映到他的生活全貌。试看苏州人家的构造，纵有园林，也只有以小巧曲折见胜，你就可以知道苏州人之闲适，而不会是北平人之闲适。于是以成都之建筑，考察到北平风味，是不中不远矣。
驻防旗人之功
成都作为都城，在历史上，可以上溯到先秦。然而，它不能与西安、洛阳、开封、北平、南京比，因为它不过是一个诸侯之国，或僭号之国的都城而已。比较成为政治重心的时代，共有两次：一次是刘备在这里继承汉统，一次是唐明皇避免安禄山之乱而幸蜀。但这在当时，为时太短，到如今又相距很久，留给成都的遗迹，那恐怕是已属难找。自赵宋灭孟氏之后，只有张献忠在这里大翻花样。然而，那并不是建设，是彻底的破坏。所以，我们看成都之构成今日的形式，应该是最近三百年来的储蓄，谈得太远，那是不相干的。
清代，成都是西南政治军事文化据点之一，尤其是那班驻防旗人，他们扶老携幼，由北京南来，占了成都半个城，大大地给成都变了风气。他们本站在领导的地位，将北京的缙绅生活带到这里，自然会给人民一种羡慕荣华的引诱。在专制时代，原有“宫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的倾向，成都人民在旗人的统治与引诱之下也不会例外，由清初到辛亥这样继续的仿效共二百多年。然则这里的空气，有些北平味，那是不足为怪的。
夜市一瞥
无意中在西城遇到一回夜市，在一条马路的人行道上，铺了许多地摊，夹街对峙。那菜油灯的微光，照着地摊上一些新旧杂货与书本，又恍然是北平情调。这虽然万万赶不上北平夜市的热闹，我跑了许多城市，还不见第三处有这作风，恐怕这又是驻防旗人所带来的玩艺了。
夜市中最让我惊异的，就是发现有十分之三的地摊，都专卖旧式婴儿帽箍。这种帽箍，是用零碎绸片剪贴，或加以绣花，有狮子头、莲花瓣等类。不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兄弟辈，也没有戴过这种帽儿，它早被时代淘汰了。今日今时，在这些地摊上，竟是每处都有千百顶，锦绣成堆，怪乎不怪？于是我料想到这是到农村去的东西，并推想到川西坝子上，农人的如何富有，又如何不改保守性。而成都的手工业，积蓄很厚，也不难于此窥见一斑。这些作帽箍的女工若能利用起来，是不难让她们作些更适用的东西吧？欧洲在闹着人力荒，我们之浪费人力，却随处皆是。
茶馆
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必有一家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
茶馆是可与古董看齐的铺，不怎么样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电灯与油灯同），矮矮的黑木桌子（不是漆的），大大的黄旧竹椅，一切布置的情调是那样的古老。在坐惯了摩登咖啡馆的人，或者会望望然后去之。可是，我们就自绝早到晚间都看到这里椅子上坐着有人，各人面前放一盖碗茶，陶然自得，毫无倦意。有时，茶馆里坐得席无余地，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其实，各人也不过是对着那一盖碗茶而已。
有少数茶馆里，也添有说书或弹唱之类的杂技，但那是因有茶馆而生的，并不是因演杂技而产生茶馆。由于并无奏技，茶座上依然满坐着茶客可以证明。在这里，我对于成都市上之时间充裕，我极端地敬佩与欣慕。苏州茶馆也多，似乎仍有小巫大巫之别。而况苏州人还要加上一个吃点心与五香豆糖果之类，其情况就不同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有时也许会作个例外。
安乐宫
记不起是在哪条街上，经过一座庙，前面像庙门敞着，像个旧式商场，后面还有红漆栏杆，围绕着一座大殿。据朋友说，那里供着由昭烈祠驱逐出的安乐公刘阿斗，这庙叫安乐宫，前面是囤积居奇的交易所。这太妙了，阿斗的前面也不会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他们是应该混合今古在一处的。朋友又说戏台上有一块匾，用着刘禅对司马炎的话，“此间乐，不思蜀矣”那个古典，题为《此间乐》，我想此匾，切人切事，很好，可是切不得地。
蜀除帝喾之子封侯，公孙述称蜀王，李雄称成都王外，还有三大割据皇帝：刘备、王建、孟知祥，而都不过二传，他们的儿子，刘禅荒淫庸懦自不必说，王衍虽能文而不庸，可是荒淫无耻了，孟昶更是奢侈专家，七宝便壶，名扬千古。因之他们也就同走了一条路，敌人来了就投降。
于是，我们下个结论：“川地易引不安分之徒来割据，割据之后，就以国防安全感而自满。自满之后，就是不抵抗之灭亡了。”此间乐，其然乎？岂其然乎？
手工艺
然而，我有另一个感想，觉得往年的四川保路会，实在给予四川一个莫大的损害。假使川汉铁路成在十年之前，把西洋的机器运入成都平原，以成都工人这一双巧手，这一具灵敏的脑筋，任你飞机上的机件如何复杂，我想，他们绝不会是目无全牛的。
走过昌福馆，看到细致的银器；走过九龙巷，看到美丽的丝绣；同时发现那些工人，并不是我们所理想的纤纤玉手的女工，而是蓬头发，黄面孔，穿了破蓝布褂的壮汉。让我想到川西人是相当的“内秀”，不能教他造飞机零件，而让他织被面，实在可惜之至！
虽然经过某街，看到印书匠还在雕刻木版，舍活字版而不用，又感到好玩，手工艺，是成都一个特殊作风。
杨贵妃惜不入蜀
遍成都找不出唐明皇留下的一点遗迹，于是后人疑他到天回镇便回去了（可能此镇取名于李白诗“天回玉垒作长安”）。天回镇到成都十四华里，唐明皇至此，岂有不入城之理？事实上，唐明皇从天宝十五年入蜀，七月至成都。作太上皇之后一年，肃宗至德二年十一月离开成都，在蓉已有一年多了。然而在成都城里，实在不能揣测唐明皇行都之所在。
我这样想：假使杨玉环跟着李三郎入蜀，那情形就当两样，至今定有许多遗迹被人凭吊。试看薛涛，不过是个名伎，还有着一个望江楼，开下好几个茶社。枇杷门巷的口上（尽管是附会）还有一个亭榭拓着薛姑娘的石刻像出卖呢！以杨氏姊妹之名花倾国，正适合成都人士风雅口味，其必有所点缀，自不待言了。
孟知祥之不如孟昶有名，就因为他没有花蕊夫人。在这些地方，你就不能不歌颂女人伟大了。明皇无宫，薛涛有井，此成都之所以为成都也。则其在今日无火药味，何怪焉。
成都散记（节录）
黄裳
关于成都，我最初的记忆是从几位唐朝诗人的诗句里得来的。杜甫晚年曾经在这里流寓过一个不短的时期。他住在故人严武的军中。等到严武一死，他就只好再流浪，流浪不久就客死在未阳。在这位大诗人的晚年的作品中，我找不到什么光与色，除了那一种重重地压在人心上的衰飒的气氛。
其次就是晚唐的诗人李商隐，也在诗歌里赞颂了成都。出现在他的诗里的是美酒，当垆的厨娘和妓女。这使我想起他生活着的时代，中原正是在大乱之后，然而在“蜀”这一隅，还是“升平的世界”。当时的人们所寻求的，除了鲜艳的肉和芳醇的酒以外，似乎就更没有什么了。“美酒成都堪送老”，他是预备在酒的麻醉中过了这一生的。
当我所搭的载重汽车从驷马桥驶进成都以后，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先是远远地就已经望见了隐在灯雾里的迷离的城市。在经过了两三小时的夜里行驶以后，心里是早就盼望着早早赶到了的。我站在卡车的前面，迎着早春的夜风，望着愈驶愈近的布满了华灯的街道，心里微微地感到了一些温暖，觉得是走进晚唐诗境里来了。
在车上时就已经受到了两位住在成都的商人善意的警告，说成都的旅馆是常常没有空房间的。担心着会有露宿的危险，所以车一停就跳上了黄包车。看那黄包车夫的行动真是悠闲得很，不过才两个转弯，就已经到了预先打听了来的那一家旅馆的门口，在最热闹的春熙路上。
侥幸我被接待到一间最后空着的楼上的房间里。这旅馆的布置和北平的旧式旅馆差不多，一进门是一个狭狭长长的过道，里边是一个大的天井，四周环绕着客房。我的房间在里边的第二进里，天井里种了两棵大芭蕉，当我走出我的房间凭倚在栏杆边上的时候，正好摸着它的大而绿的叶子。
安放了行李，洗了脸，我就又走到街上来了。在旅馆正对面是一家茶楼，窗子开着，里边坐满了茶客，还有着急促的弦管的声音。我看他们一面品茗一面听歌的姿态真是悠闲得很，然而我却不想走上楼去。因为我不愿再看到那些歌女的姿态。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已经厌恶了这个。记得八九岁时随了大人到北方特有的“茶楼”里去，看见台前拉了一条绳子，一个个艳装的女人，侧了身子，一只手扶了那根绳子，在努力地喊出不自如的腔调来，两眼总是瞟着两边楼上的什么地方。这种姿态很使我不高兴，从此就不再走进那种茶楼里边去。成都的清唱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情形，中国究竟是一个广大的国家，虽然地方隔了那么远，我恐怕真会有类似的情形。倒还不如让我在街上踱着听着这悠扬的弦管，想象着这些风雅的人们在过着“燕子笺”“桃花扇”时代的那种生活的好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