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成都是一座由移民组成的城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应当是清代初年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来到成都的。因此，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是任何一个成都人都不能回避的。只有弄清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才知道我们之所以成为成都人的原因、背景和成都文化的演变、沉积过程。
明末清初蜀中凄凉景象
明朝末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四川，清军及地方武装也随之起来围剿。一时间，四川的城市乡村饱受铁蹄的践踏和战火的摧残，昔日温柔富裕的成都平原上响起了战马的嘶鸣和刀枪的撞击声。
当时领军前来镇压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清军将领李国英，因为战事所需，派遣他军营中的幕僚刘达到西北去购买战马。这个老家在四川阆中的幕僚到西北出差一月，返回蜀中以后，悲伤地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刘达的这段话写于清初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里党故旧，百存一二”，这是他亲眼所见，并非有意夸大事实。这说明当时清军在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进行搏杀时，其情景到了多么惨烈的地步，蜀中平民要么逃到荒山或外省，要么死于刀光剑影之中。那的确是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
《荒书》记载成都城当时的景象：“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成都城遭受战火的洗礼后，残存的百姓已经为数不多了，这时候那些街巷里的豪强之人就聚集起来趁火打劫。因为十室九空，没有粮食，他们就把活人杀掉腌成肉干用以充饥。残垣断壁间到处是腐烂的尸体，经过风吹日晒雨淋，这些腐化的尸体开始发出恶臭，这种情景导致了成都城瘟疫流行，残存的百姓中又死掉无数人。成都城真的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空城，老虎从山林中走入城市，沿途的死尸使它们腹中饱胀，它们迈动四肢懒洋洋地在城中散步。有时，这些老虎还登上诗人们曾经光顾的楼台，望着城外的荒野和废墟啸叫几声。
城外各州县的情况也跟成都城差不多，除了虎狼出没以外，成群的乌鸦还在残破的农庄里筑巢哀鸣，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了五六年。《四川通志》总结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人口统计，四川全省当时只有九万余人，还达不到现在成都一个小区小县的人口数，如此少的人丁像早晨的星星一样散布在广阔而残败的天府之国中，其情形着实令人伤感。
成都平原残留的极少量人口大多躲在交通不便、不易受战火滋扰的山谷之中。简阳人傅迪吉写过一本《五马先生纪年》的书，记述他见到的残存人口情况。傅迪吉的家乡在简阳五马桥，只见“房屋尽烧……吾家众人，即在寺庐共居矣”。也就是说，当地人都跑到山上的寺庙里结庐共居了。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简阳地方“大荒，谷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贺家场甚至有杀人吃、卖人肉之事”。有一天，傅迪吉从简阳翻越龙泉山返回成都，“至蔺家坝山上一望，果然别是一天。田中栽秧犁牛，两河坝俱好粟苗，正将吐穗，茄子、葫芦、豇豆尽多，尚未结实”。这种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在当时只占少数，它和平原上残破的城市集镇形成鲜明对照。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傅迪吉因为简阳的生活十分困难（一石谷值银四十两，谁买得起），便带领家人往蒲江和邛崃方向迁徙，“挈家潜行，过了大山，又过大河……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豁然顿开。至寿安镇，见两街俱列酒肆，又闻呱呱之声，余思昔有见醉人以为瑞者，此瑞更当如何也？次日，郭洪春来，请至李家营，见闹哄哄，坝无圹土，以为乐郊也。遂移蔡家堰居之。随至火井，谁知渐入佳境。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着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且鼓乐喧天，酒后欢呼之声彻于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凿之声相闻不绝……吾地与此相隔不过数日之程，俨然天堂地狱之别……所带布衣一件，卖银八两；川北长蓝布，卖银十两；故衣看好歹，极快卖完。余牵猪一只、背鸡二只回蒲江”。残酷战事之后的新生活让人看到生活的美好，值得留恋。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四川的战事已基本平息，傅迪吉带着全家人从简阳“潜行”到蒲江，大约当时白天有土匪，晚上有老虎，所以行动特别小心。到了蒲江一带，见惯了成都平原残破景象的傅迪吉看见了村野市镇，不由欣喜若狂，称两者间的差距是“天堂地狱”。尽管他看见的乡镇是没有遭到战火袭击的村镇，但当时物价仍然很贵，一件布衣服就卖八两银子！傅迪吉用这些银两买了一头猪、两只鸡，手牵着猪，身背着鸡，欣欣然回到蒲江亲戚家，这真是一次奇妙的经历。
但是在战争中残留下来的乡镇毕竟极少，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要说明事实并非如有的文献所称：张献忠已经把四川人杀光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偌大一个四川残留下九万人口还是极其自然的。
清政府推行移民政策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清朝的江山已经渐趋稳固，到四川来的新官也已纷纷走马上任。这些踌躇满志的地方官来到成都以后，发现平原上的情景十分凄惨，他们一次又一次向康熙皇帝上疏，忧心忡忡地述说着自己的担忧和想法。
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上奏的一篇奏疏中称：我荣幸地被皇上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首脑，来到这片饱受战争摧残的地方一展抱负。但现在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收难征，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唯有精尽报国效忠皇上。经过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除了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同时，张巡抚还在奏疏中提及了一些招募之法，如命令四川邻省的各级地方官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至此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朝廷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部分人口迁移至四川来。
坐在紫禁城龙椅上的康熙皇帝也正为四川的残破和赋税问题焦头烂额，接二连三接到四川地方官员的奏疏以后，经过深思熟虑，终于下达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当然，发布这样的诏书在清朝初年还不止一次。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在诏书中说：
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风，八方安定，贡赋维周，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张献忠）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供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倘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户二卿（户部主事）具奏陈言，湖南民有接踵摩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以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
康熙皇帝的意思在这份诏书中已经表露无遗，那就是鼓励地方官员大力移民。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规定：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至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奉满，即准升转。把移民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升迁结合起来，这无疑为四川重新繁荣兴盛注入了强心剂。
移民的组成部分
通过政府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鼓励，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移民浪潮，十一二个省份的移民拖家带口，像潮水一样向四川盆地涌来。在通往四川的官道和河流上，说不同方言的人群或步行或乘舟赶往四川，他们兴奋得好像是去参加一次迟来的聚会，生怕去晚了就没自己的份了。有关这次移民入川的人口构成，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战乱时流寓外省的四川人重回故乡。这部分四川人躲过了战争，大部分幸存于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穷乡僻壤间，现在听闻四川的局势已经安定，并且政府又下令各省清查，于是就带上家眷重回故土。如民国绵竹《赵氏家谱》记载，绵竹县人赵廷简为避战火，“只身窜甘肃岷州”，在甘肃待了几年，还与当地一名女子结了婚。康熙初年，赵廷简听说四川在招民垦荒，于是“挈家入蜀，插业而居”。
其次是外省的普通百姓响应政府号召，陆续入川落业。这类人在移民的数量中应该是最多的，他们中有贫民、逃荒者、小自耕农、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等。如《蜀难叙略》就记载说，当时陕西及四川以北一带的人，听说到四川可以无限量地抢占土地，认为有利可图，于是“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都抛下自己原来的产业，到四川来淘金，“远近趋利者日辐辏”，抢占土地最多者达到“数十丈不止”。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四川官员李光复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谈到外省贫民蜂拥入川的可怕情景：“近有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不下数十万。”也就是说，移民中包括了大量的罪犯、无赖等行为恶劣的人，这使得这次移民浪潮呈现一种鱼龙混杂的局面。
第三类移民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中的士兵。这些士兵在起义失败以后，扔掉手中的刀剑，脱下军服，混杂在一般的贫民中，成为移民的一部分。史载张献忠在西充被清军将领杨展消灭时，他的部队还有六十万之众。既然张献忠已死，那么这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只能作鸟兽散，除了被打死和被俘虏的那部分，其余都潜逃到仁寿等地归农落业。这部分由士兵变为的移民中，以陕西人和湖广人最多，因为陕西人构成了张献忠部的“老营”，而湖广人构成了张献忠部的“楚营”。
第四类移民则是清军中的老弱病残者，他们被淘汰下来以土地为生。如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八月，朝廷同意给事中刘余谟的奏疏，决定：“湖南川广驻防官兵，亦择其强壮者讲试，其余给荒弃空地耕种。”战争的阴影就像云朵一样从四川的天空飘走了，大批军队需要被精简，于是那些不再适应戎马生涯的人就被淘汰下来做了农民。
大体上，清初四川移民就由上述四类人构成，再加上四川地区幸存下来的土著，一同构成了这次西部开发的主力，他们共同完成了对这片土地的开发并使其重新繁荣。
移民入川的心态
清初，外省移民入蜀时的心态如何？他们离别故土迁往新的陌生环境，是为官府所迫，还是主动离家远走四川？通过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族谱的考察，我们发现清初移民入蜀大多是主动前往的，他们大多视这次迁徙为淘金或创业的开始。具体而言，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羡慕四川“天府之国”的美名。虽然此时的天府受战争摧残，已是大片土地抛荒，虎狼出没，荆棘丛生，但肥沃富庶的天府毕竟有很好的土地基础，它的诱惑是永恒而神秘的，移民们把前往天府视作一次由穷到富的长途之旅。如成都新编《林氏族谱》就记载说，他们的祖先茂海公等人，“遥闻川省出产丰富，便与伯叔同议，拟来四川”。《范氏族谱》也谈到：“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富庶、殷实是外省人对成都平原一个恒久的印象，这种印象是永远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抹除的，况且，此时的成都平原地广人稀，正是淘金的大好时机。
二是受到创业开拓精神的影响，决心到一个新环境中去拼命一搏，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故乡较为贫瘠拥挤的人群当中。比如成都《李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从广东起程时的情景：“鹤不发顶则难宏其声，蟹不脱壳则难大其腔。与其故乡之是恋，曷若迁地以为良。”不留恋故土，下决心到新环境中去闯一闯，这大约也是当时移民的一种普遍心态。
三是逃荒或破产的人群只好迁入蜀中。如成都《林氏族谱》就说：“适值明末清初新旧交替之时，苦于兵役之繁，赋敛之重，兼以潮惠（广东）一带地方饥荒，连年民不聊生，不得已而为迁徙之计，离东粤而赴西蜀。”此外，我们知道郭沫若的先祖原是福建汀州府的小商人，后来不幸破产，赤贫无依，于是“有”字辈的那位先祖郭有元就背着两个破麻袋于乾隆中叶入川了。
四是因为经商或宦游而入蜀的，比如著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女士的祖先就是个货郎。韩素音在《伤残的树——我的父亲和童年》中说：“一路是怎么走去的则没有记载，他是不是肩上一根扁担，一边走，扁担两头的篮子一边晃？他卖的是什么？是南货、糖食、雕刻等能卖好价钱的东西？”此外，因宦游入蜀并因此全家留居四川的人也有一部分。
两个外省移民的入蜀亲历
翻阅成都人遗留下来的族谱，我们可以发现，当初外省人长途跋涉进入蜀中，是经历过许多伤痛和艰难险阻的。在交通并不便利的情况下，徒步行走数千里，要有怎样的信心和勇气才能克服那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