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害怕和惜命的权利。
——题记
1
近读军事史书，竟读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战俘命运。
如果说战争是一个政治受精卵的话，那么在她所有的分娩物里，有一种最令其羞恼：战俘。显然，战俘是战争的胎儿之一，哪里有厮杀，哪里即有战俘，这是胜负双方都无法避免的尴尬。
“杀身成仁”，似乎永远是英雄的标准贞操，也成了考核一个人对信仰、团队或领袖之效忠度的最重砝码。作为一枚有“验身”意味的朱红大印，它已牢牢加盖在人们的日常心理中，更被古往今来的太史公们一遍遍漆描着。
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苏联当局缺乏应变准备和决策错误（另一原因还在于长期的“肃反”政策。据《西蒙诺夫回忆录》披露，早在战前五六年，红军的中高级将领几乎已被消灭殆尽，战场上竟频频上演尉级军官代理师旅长的事），致使苏军惨遭重创，仅1941年夏季被俘人员就达200多万，而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统计，整个战争期间，红军总被俘人数高达459万。即便如此，并不能否定苏军的顽强与勇敢，德军战况日志证实：绝大部分苏军官兵是在受伤、患病、弹尽粮绝的情势下被俘的。应该说，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的，即使在战俘营，也没有令红军的荣誉和国家尊严蒙受污损。
他们后来的遭遇却极为悲惨，最令之不堪的并非法西斯的虐待和绞杀，而是来自祖国“除奸部”的审判。前苏联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回忆道——
“卫国战争一开始，苏联当局甚至把那些在战线另一边仅逗留很短时间的人也当作叛徒，军队的特别处不经审判就处决形迹可疑的突围出来或掉队的官兵……苏联国防委员会还在战时就通过决议成立特种集中营，以审查从俘虏营释放的和在解放区发现的‘原红军军人’……1945年8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关于派送从德国俘虏营中释放的红军军人和兵役适龄的被遣返者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他们悉数被编入‘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人营’，其性质和内务部的劳改营没甚区别。
“苏联领导对被俘红军人员的态度，早在1940年就已确定：苏芬战争一结束，芬兰将5.5万名战俘转交苏联当局。他们被悉数解送到依万诺沃州尤扎镇的特种集中营，四周上了铁丝网……大部分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监禁，剩下的于1941年春被押送到极北地带，后来的命运即无从知晓了。”（《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
显然，在当局眼里，军人的使职即等于出让生命，每一项军事目标都须以性命去抵押，当战事失利、任务未竟时，“活着”就成了罪状！不管何种理由何等情势，被俘都是一种耻辱，都是对职责的辜负与背叛，都是怯懦保守、没有将力量耗尽的证明！二战结束后，每个苏联公民都要接受一份特殊表格的过滤：“您和您的亲属有没有被俘过、被拘留或在敌占区呆过？”其实，这和我们过去熟悉的“家庭出身”性质一样，皆属一种决定人命运的政审试纸。
一个战场军人的命运不外乎三种情形：凯旋者、烈士或战俘。对于投身卫国战争的一名苏联士兵来说，能迎来最后凯旋，当然是最幸运的，而一旦沦为战俘，则等于被打入地狱……即使被释放，余生亦将陷入黑暗与困顿之中，非但得不到抚恤与勉慰，反而一生背负象征耻辱的“红字”，倍遭歧视和人格伤害。
哈姆雷特的著名抉择：生，还是死？确是让苏联军人痛苦不已的题目。
或许，正是出于对当局有着清醒的估计和预判（苏芬战争那5万战俘的遭遇早已对未来者的命运作了残酷的预演），二战结束时，拒绝回国的苏联公民竟高达45万，其中17.2万是军籍。可以说，他们是怀着对国家政治的恐惧远离母邦和亲人的。
2
应承认，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奢望一个政权或民族对战俘抱以对英雄那样的态度，都是困难的。这从人性心理和文化价值观的角度都可找到答案，亦完全可理解。但是，像苏联那样几乎视战俘为叛徒的极端例子，则不是单靠文化成因就可辩解的了，它远远偏离了“本能”，远超出了人性的正常逻辑和行为路线……说到底，乃悖人道、违理性的极权所酿，乃畸形政治心理和粗野意识形态所致。
可慰的是，同样是接纳集中营里出来的战友，在温煦的太平洋西岸，我看到了一幕相反的风景——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上午9时，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现在甲板上，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时刻。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将军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有记者这样回忆：“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纳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1942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俩人是刚从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搭飞机匆匆赶来的。”
可以说，该举动几乎让所有在场者都惊讶，都羡慕，都感动。因为俩人现在占据着的，是历史镜头前最耀眼的位置，按说该赠予那些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才是，现在这巨大的荣誉却分配给了两个在战争初期就当了俘虏的人。
麦帅何以如此？其中大有深意：俩人都是在率部苦战之后，因寡不敌众、没有援兵、且接受上级旨意的情势下，为避免更多青年的无谓牺牲才放弃抵抗的。我看过当时的一幅照片：两位战俘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和魁梧的司令官相比，身子薄得像两根生病的竹竿，可见在战俘营没少了遭罪吃苦。
然而，在这位将军眼里，似乎仅让他俩站在那儿还不够，于是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将军共用了5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纳降书。第一支笔写完前几个字母后送给了温斯特，第二支笔的获得者是珀西瓦尔，其他的笔完成所有签署后，将分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西点军校（其母校）及其夫人……”
麦克阿瑟可谓用心良苦，他用特殊的方式向这两位忍辱负重的落魄者表示安慰，向其为保全同胞的生命而付出的个人名望的牺牲和落难致以答谢。
与其说这是将军本人的温情表现，不如说乃其价值信仰的选择，它受驱于一种健康的生命态度和宽容的战争理念。它并非个人情感的一时冲动，亦绝非私谊所为，而是代表一种国家意志热烈拥抱这些为战争作出特殊贡献的人，超常的礼遇乃对其巨大自卑和精神损失的一种弥补——在将军眼里，只有加倍弥补才是真正的弥补！那支笔大声告诉对方：别忘了，你们也是英雄！你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刻！
是啊，难道只有“死”才是军人最高的荣誉和贞操标准吗？才是对祖国和同胞最好的报答吗？若此，提出这等要求的祖国和同胞岂非太自私太狭隘太蛮横了呢？爱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尊重个体存在的价值，难道不正是人道社会的诉求吗？
3
平时，我们在战争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中常见类似的诅咒性台词：“除非……就别活着回来！”“别人死了，你怎么还活着？”
当然，这样不雅的话多由反方嘴里说出来。而对正方的描写，虽在话语方面巧妙地避开了此类尴尬，但价值观上掩饰不住相同的逻辑，无论作者编剧，还是读者观众，在对我军失败人员的命运期待上，都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烈士，或者叛徒。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绝不能作“合格俘虏”的，情感上受不了，一旦被俘，要么设计他虎口脱险，要么安排他拉响“光荣弹”（随着那声“同归于尽”的轰响，我们的灵魂也骤然获释，轻松了许多）。
我们的眼里，安排一个人去死，恰恰是对其荣誉的保卫和价值的维护？“赐死”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爱”？
不错，放弃毁灭而选择被俘，确是对生命的一种贪恋——说白了即“怕死”，可怕死有错吗？何以连这种不投敌不出卖同志的求生——也被我们视为了一种背叛呢？乃至让一向器重他、爱戴他的人感到遗憾、难堪，感到被欺骗与受伤害？暗地里我们对“英雄”预支的那份鬼鬼祟祟的期待是公平的吗？抛除政治因素，是否也暴露出了一种生命文化的畸形？
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解救人质的报道，在大家眼里，人质显然是被当作受害的弱方来看的，我们也很少犯如是偏执：为何你宁肯老老实实做人质，却不去反抗、不去和歹徒誓死一拼？
其实，战俘又何尝不是另种意义上的人质和受害者呢？不仅是，而且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正在忍受委屈、肉体和精神正在服刑的受害者。被俘固然是一种失败，但充其量只是一种物质较量（肌肉或钢铁）和场次意义上的失败，是一种按战争算术得出来的“负数”结果，它远非对一个人最终的人格价值和生命力量的评价。准确和公正地说，“被俘”本身亦是一种有力的存在，它并未丧失掉精神上的硬度和韧性，它有尊严，有值得敬重和感谢的地方。任何一位被俘士兵都有权说：是的，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它不是无条件无节制地牺牲——不应以绝对方式随意地勒索个体，动辄以性命去做赌注、去换取什么。
4
苏美战俘的不同境遇折射出两宗不同的战场伦理和生命价值观：一个激励牺牲、鼓吹舍命、颂扬忘我，一个鼓励生存、呵护个体、体恤自由；一个让军事充分政治化和教旨化，以严厉的律令和窒息化的逼视谋取集团利益的最大值，一个则把战争程序推向职业化和人性化，尽可能给战场输送氧气和弹性。
在形象和气质上，前者虽威武与壮烈，但飘散着声色俱厉的冷血味儿。后者虽懂得“害怕”，有松软和保守之嫌，却洋溢着人道与人性的温情。
“不怕死”，真符合战场的理性之美和军人的光荣原则吗？
希特勒的纳粹党徒、日本“神风突击队”不也是被这样的动员令和颁奖词所召唤着、鼓舞着而疯狂地杀人、自杀或被杀吗？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胜负已定的尾期，驻守科雷吉多尔岛的5000名日军几乎全部战死，只有伤残的26个人做了美军俘虏。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硫磺岛之战上……这样庞大的亡魂阵容，这样“视死如归”的炮灰，足以让历史上所有的长官意志都满意，也足以让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妒羡不已。但从和平与良知意义上看，其实际罪孽、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生命的伤害，反而是最残酷、最恐怖的。
“生”（生命、生存、生活）是最宝贵的，它高于一切，也远胜于一切。生命就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一切政治盔甲的包装和贞操面具都是对它的篡改。
人，是社会文明的唯一和全部目的。
人，有害怕和惜命的权利。
2000年6月
(第六节 打捞悲剧中的“个”
死亡印象
1995年的《东方》杂志曾刊登了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30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600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到这，我的心怦怦踉跄了起来。
我们对悲剧的感知方式有问题？
平时看电视、读报纸，地震、海啸、洪水、矿难、火灾……当闻知几十乃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细想，便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表面数字的愕然！人的反应更多地瞄准了那些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羁绊、所撼动。它缺乏更具体更清晰的所指，或者说，它不是指向实体，不是指向独立的生命单位，而是指向概念，苍白、空洞、模糊的概念。
有次聚会，某记者朋友的手机响了，通知他某处发生了客车倾覆，“死了多少？什么？一个……”其表情渐渐平淡，肌肉松弛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兴奋不起来。
多可怕的“数学”！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没有丝毫的投入，而是远远的旁观和悠闲的算术。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的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他有奢望，当剧情达不到高潮的分贝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这说明什么？它抖出了我们人性中某种阴暗的嗜好，一种对“肇事”的贪婪，一种冷漠、猎奇、麻木的局外人思维。
重视“大”，藐视“小”，怠慢小人物和小群落的安危，许多悲剧不正是该态度浸淫的结果吗？四川綦江虹桥的坍塌之所以轰动一时，很大程度上，并非它藏匿的权力腐败之深刻和典型，而是其死亡“面值”的巨大，是它作为事故吨位的“重量级”。若非几十人罹难，而是一个或几个，那它或许根本没机会被“新闻”相中，并成为反腐败的一个热议视点……那该桥的腐败就会被不动声色地包养下去，即会有更多更长的桥悄悄步其后尘。
永远不要忘了，在那一朵朵烟圈般被嘴巴们吞来吐去的数字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死”之实体、“死”之真相——
悲剧最真实的承重是远离话语场之喧嚣的，每桩噩耗都以它结实的羽翼覆盖住了一组家庭、一群亲人——他们才是悲剧的真正归属者，对之而言，这个在世界眼里微不足道的变故，却似晴天霹雳，死亡集合中那小小的“个”，于之却是血脉牵连、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实体，意味着绝对和全部。此时，它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巨大、都严重，无与伦比。除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除了晕眩和凄恸，就再没别的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理解那种“新闻”式的体验，而只会诅咒它。因为这一个“个”，他们的生活全变了，日常被颠覆，时间被撕碎，未来被改写。
海哭的声音
20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深秋，共和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桩海难发生了。1999年11月24日，一艘号称“大舜”的客轮在烟台到大连途中失事。312人坠海，22人获救。这样短的航线，这样近的海域，这样久的待援，这样自诩高速的时代，这样渺小的生还比例……举世瞠目，寰宇悲愤。
2000年3月18日，《南方都市报》“决策失误害死290人”的大黑题框下，贴了一位遇难者家属的照片。沉船时，他与船上的妻子一直用手机通话，直到声波被大海吞没……
这是我第一次触及该海难中的“个”，此前，与所有人一样，我的记忆中只贮存了一个笼统的数字：290。
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久久地凝视那幅画面：海滩，一群披着雨衣神情凌乱的家属；中年男子，一张悲痛欲绝的脸，怔怔地望着苍天，头发凌乱，一只手紧紧捂住张开的嘴，因泪水而鼓肿的眼泡，因克制而极度扭曲的颧骨……我无法得知他喃喃自语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种欲哭无泪、欲挣无力的失去知觉的呼唤，一种不敢相信、不愿承认的恍惚与绝望……
一个被霜袭击的生命。一个血结了冰的男人。或许他才是个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