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时代”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标准
金介甫说沈从文“紧跟时代，也意味着他对时代思潮具有高度敏感”(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428.)。沈从文的批评和杂感都有一个明确的批评对象：时代和时代不断变化的中心。相对于这种不断变化的时代“中心”，沈从文一直以“落伍”的姿态表示自己的边缘位置，展开对时代风潮的批判。他这种边缘化的批判在社会变革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即沈从文批评活跃的时代，新旧转换的时代，新时代。本书将对他的边缘性批评展开论述，看他不同时期的批评重点，批评方式和由此反映出的作家心态，以及他的批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总的来说，沈从文的批评具有较为强烈的“介入”性，在实践和坚守着知识分子的批评立场。只不过这种立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显或隐。作为一名异质文化培养起来的作家，沈从文的视野和价值观天然地和时代与文坛的中心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作家终是要和时代对话的人。沈从文与时代的对话也带有很强的异质成分和批判色彩。他在时代的种种风浪中寻找着文学和知识分子自我的位置和价值。当历史的尘埃落定，留在历史的画卷中的也许恰恰是那些站在边上的人。
批评活跃的时代指沈从文开始对文坛展开较为集中的批评的1920年代后期到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大变革的1940年代中后期。在这个阶段，沈从文写了大量的各类批评文章。这是他强调自己在时代面前的“落伍者”身份最多的时候，但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批评，虽然相对于他所批评的时代“中心”也是一种边缘化的位置，却是主动性很强，也非常自信的一个时期。对“时代”性变化的批判色彩很重。在批评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他认为自己代表的文学发展倾向才是正宗的意味。他用自己的批评致力于对文学特质的强化，对作家创作态度的匡正，最终把匡正的标尺定位于“五四”。
在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中，对作家的时代特色予以总结，说明其与时代的关系，是其批评的一大特色。且常常提到时代风气的转向对作者创作和作品接受的影响。可见“时代”是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准。他所谓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标准的“时代”的意义非常近似于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于时代的解释，是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和情感。关于什么是评论，他认为：“既然是评论，应注意到作者，作品，与他那时代一般情形。评论不在阿誉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沈从文全集》16卷.327.)可见他非常重视作品的时代意义，重视作家与时代的关联。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沈从文明确提出了以“时代性”为核心的批评标准：“这里我将说到的，是什么作者，在他那个时代里，如何用他的作品与读者见面，他的作品有了什么影响，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倾向，在组织文学技术上，这作者的作品的得失。”(《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196.)他的文学评论文章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展开的。他对汪静之的诗歌的批评最能体现这一点。他认为汪静之创作诗歌的五四时代是思想解放，重估一切问题，特别是男女关系重新估价的时代。汪静之的诗顺应了这样的时代情绪。“在男女恋爱上，有勇敢的对于欲望的自白，同时所要求所描写，能不受当时道德观念所拘束，几乎近于夸张的一意写作，在某一情形下，还不缺少‘情欲’的绘画意味，是在当时比其他诗人年青一点的汪静之。”所谓时代性就是一个时期里文学的创作潮流与倾向。他认为汪静之的诗作代表了五四的时代特征。沈从文也谈到这种时代特征太明显，也就是太符合时代性的作品难以长久，时代兴味的改变使汪静之的诗歌失去了光彩：“《蕙的风》的诗歌，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时期国内文坛，又如流星的光明，即刻消灭于时代兴味旋转的轮下了。”(《论汪静之的<蕙的风>》.《沈从文全集》16卷.87,93.)但他认为这种时代性的体现是符合文学与时代的自然关联的，并没有其他因素和力量的介入，所以认识这种时代性是认识一个作者，认识其作品的必要条件。沈从文提到为时代所造就的另一个人是郁达夫：“生活的卑微，在这卑微生活里所发生的感触，欲望上进取，失败后的追悔，由一个年青独身男子用一种坦白的自暴方法，陈述于读者，郁达夫，这个名字在《创造周报》上出现，不久以后，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习的名字了。人人都觉得郁达夫是个值得同情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作品与读者的重要连接），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这一句话把年青人心说软了。在作者的作品上，年青人，在渺小的平凡生活里，用憔悴的眼看四方，再看看自己，有眼泪的都不能悭吝他的眼泪了。这是作者一人的悲哀么？不，这不是作者，却是读者。多数的读者诚实的心，是为这个而鼓动的。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207.)郁达夫的作品的成功是因为他抓住了五四时代的读者的处境和心灵。他作品的这种时代性也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汪静之和郁达夫所体现的都是一种个人化的书写。他们的作品与时代的契合正是作家的敏锐性的体现。虽然对他们和他们作品的接受和喜爱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淡漠，但他们对于这一时代的记录和表现是无可替代的。沈从文认为他们的作品体现了时代的召唤和个人的创造性达到了一种很好的遇合。
五四是新文学兴起的阶段，很多文学都有尝试的特点，也因为其新，一出现往往受到很大的重视和喜爱。在这种意义之下，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沈从文认为鲁迅、王统照、冰心、庐隐、叶绍钧等引领五四文坛的作家都是受惠于时代而成名的，他们的价值也会因为时代的转变而逐渐减小，时代成就了他们，时代也会忘却他们。沈从文一方面认为这种忘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又为新的时代趋势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主题，还有作家的创作环境，创作自由而惋惜。“新的趋势所及，在另一组合中，有重新使一切文学回复到一个‘否认’倾向上去的要求，文学问题可争论的是‘自由抒写’与‘有所作为’。在前者的旗帜下，站立了古典主义绝端的理智，以及近代的表现主义浪漫的精神，另一旗帜下，却是一群‘相信’或‘同意’于使文学成为告白，成为呼号，成为大雷的无产阶级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提倡者，由于初期的诗的要求而产生汪静之君的作品，自然是无从接近这纠纷，与时代分离了。”(《论汪静之的<蕙的风>》.《沈从文全集》16卷.93-94.)从文章的哀婉的口吻可以感受到沈从文对于时代兴味的转变，特别从“自由抒写”向“有所作为”的转变是不满的。由此可见，沈从文批评的并不是对于时代主题的顺应与否，关键是看时代主题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他对于五四时代的“自由抒写”、“表现自己”等时代主题是赞赏的。对于新出现的使文学成为告白，成为呼号的趋势是反对的。在这种趋势之下，“时代”很难再作为一种单纯的文学批评标准来看待。新的因素和倾向，比方说工具化，政治化介入到了文学的品质当中，“时代”有了这些因素的内涵。他所主张的，从人与时代，作品与时代的角度来衡量文学的标准也难适用了。他希望自由书写的时代，惧怕各种干涉文学创作的力量。以时代为标准来衡量作品是针对五四而言的，他的文论也基本是针对五四作家的。对于充满政治因素的时代主题，沈从文是排斥的。“许多所谓‘有思想的伟大作品’企图刻画时代变动的一部分或全体，在时间面前，却站立不住，反而很容易的被‘时代’淘汰忘却了。”(《论技巧》.《沈从文全集》16卷.472.)他所批评的“有思想”的作品，就是指那些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品，认为这样的作品只能有暂时的价值，不能成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终于会被更新的时代所遗忘甚至是抛弃。他也没有专门论述那些代表新倾向的作家，这更能说明他的态度。
既然“时代”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一个标准，沈从文同样主张好的文学作家要能真正表现出时代和历史的本真面貌。他要求作家要努力把握和书写自己的时代。“一方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文学者的态度》.《沈从文全集》17卷.50.)他希望能有作家“忠忠实实恰如其分地来从一个作品中写出一个时代历史场面或一群人的生命发展，以及哀乐得失式样的宏章巨制”(《明日的文学作家》.《沈从文全集》17卷.356-357.)。这里提到的“时代”的内涵是生活层面的，他希望文学能从生活和生命的角度去细致地去记录时代。对于历史的理解，沈从文向来认为人的生活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他也曾提倡作家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然，谈这一点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之下，他说：“在这个时代，中国作者要有自己对这个时代负责的感觉同理想，很可以写出非常伟大的作品。”(《谈话剧创作》.《沈从文全集》17卷.395.)对时代负责是作家的思想觉悟，在这个基础上，作品才谈得上伟大。这一点和左翼批评家是比较一致。不过如上所述，他和左翼文学对于时代和历史的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沈从文反对的是激进的时代，是“狭义的时代”，不是时代性本身。
）第二节“时代”作为一种影响文学的魔力
还是以文学作为发论的对象和中心，沈从文认为五四之后向文学提出的“时代”要求对文学本身以及作家都有很坏的影响。沈从文明确提过，五四是自由书写的时代，而之后的时期则要求文学有所作为。实际上，五四的文学有很强的功利性，只不过五四启蒙主题下的个性解放、自由等价值是沈从文所认同和赞赏的。而新的时代主题则是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大众文学的方向。对此，沈从文是多有异议的。这种新的时代主题和他一向坚持镇守的文学的独立的阵地有冲突，并且可能是很大的冲突。而这种新的倾向性，新的主题又是很多进步作家的共同趋向。老舍、巴金等作家也在或近或远地接纳着这种时代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沈从文更多感受到的是这种时代性主题的强大的影响力，他称之为“魔力”：“提起‘时代’，真是一言难尽。为了追逐这个名词，中国近十年来至少有三十万二十岁以内的青年腐烂在泥土里。这名词本来似乎十分空虚，然而却使青年人感到一种‘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魔力。这个名词是作家制造出来的，一般作者仍被这个名词所迷惑，所恐吓。因这名词把文学作品一面看成商品的卑下，一面又看作经典的尊严；且以为能通俗即可得到经典的效果，把‘为大众’一个观念囫囵吞枣咽下肚里后，结果便在一种莫名其妙矫揉造作情绪中，各自写出了一堆作品。——记着‘时代’，忘了‘艺术’。”(《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沈从文全集》17卷.102.)沈从文特别强调了“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来表达对这种时代性的压迫性的感受。他特别害怕文坛出现“中心”，那首先就意味着自由的限制甚至丧失。他对革命，对政治的怀疑和反感，如同福楼拜所主张的：一切政治只懂得反叛。他认为这种时代性是一种有压迫性的影响。文坛仿佛出现了“中心”，而且这个中心是不断变化的。发生在不同的阵营之间，或者左翼文学内部的论争，更让沈从文觉得这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是随时会改变立场的人。这种影响力很大的仿佛有魔力的时代性会给文学和作家都带来负面的影响。在这种情境下，沈从文不断谈到文学的堕落和作家的堕落，并明确提出了自己“落伍者”的姿态。
首先是对文学特质的影响。沈从文对时代变化带来的文坛的动向非常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多为批评性的。他认为造成文坛堕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商业，二是政治。在他几乎所有的文论中这都是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是他立论的基础。沈从文经常性地提到文学的堕落是由于商业和政治因素的渗透，他的表述是“结缘”。而这些因素的渗透正是具有魔力的时代所带来的。也就是到这个阶段，他提到的是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和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时代的变化使得商业和政治渗透进了文学的领域。
其实他一直批判的商业和政治对文学的侵害其实就是在谈文学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对文学的侵害，追求文学的独立品质。沈从文称文学与商业和政治的结缘为“工具的误用和滥用”，他认为这不仅会导致了文坛的堕落，作家的堕落，影响之大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文学与政治、商业结缘为工具的误用和滥用，由于政府对这问题的不关心与无识，消极的既不知如何控制它；积极的也不知如何使用它。从民十六以后到廿八年为止，国内由思想问题引起的战争，壮丁大规模的死亡，优秀青年大规模的死亡，以及物质方面无可计量的耗损，分析起来，就无一不是工具误用与滥用的结果。”(《白话文问题》.《沈从文全集》12卷.55.)沈从文在肯定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时，也是把其作用夸大到影响和推动了所有中国的革命进程的程度。沈从文的文学功用观比左翼作家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过，他反对将这种功用观和创作本身联系起来。他认为这是文学作品的功用，而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是完全个人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