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雕版印刷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刷术和造纸术一样，也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于推动和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起着划时代的作用。
雕版印刷术又称整版印刷术，即将文字反刻在一块整的木板或其他质料的板上，再着墨印在纸上。推动这一技术问世的是石刻传拓技术和印章的使用。那么，雕版印刷究竟始于何时？学术界对此有始于汉、始于六朝、始于隋和始于唐种种不同说法。一种发明，往往有较长的酝酿，从雏形到成功的过程，一定要截然划定具体时间是比较难的。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的实物，大致可以定在唐朝。但对始于唐也还有时间先后的不同看法，有人主张早在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左右，有人则主张在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前后，其间有二百余年的差距。经过专家从印玺、石经的摹刻，印刷的必备器材和文献记载等方面考证认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大概起源于七世纪初年（636年）；八世纪时，市场上出现了印纸；九世纪，不但文献记载更多，敦煌发现的实物也不少，成都已经是全国的刻书中心。这个说法所提出的论据比较可信，但不一定正在贞观十年。现存最早的雕印品实物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父母消灾祈福而出资雕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这卷经是一九〇〇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全经由一页扉页和六页篇幅相等的经文黏连而成，长十六尺，高一尺，是卷子本。卷首的扉页是释迦牟尼佛在祇树给孤独园的莲花座上长老菩提说法图，布局谨严，刀法纯熟，图画镌刻精美生动，经文字体也端庄凝重，深厚劲拔，是一件异常精致的艺术品。从卷末所镌“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和雕印品的技巧成就上推测，可知雕版印刷术大约在九世纪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令人愤慨的是，这件国宝和其他敦煌古写本几千卷竟在一九〇七年都被英国人斯坦因劫窃而去，收藏于伦敦博物馆已将近一个世纪了。
现存国内最早的雕版印品是一九四四年成都东门外唐墓中发现的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雕印贩卖的《陀罗尼经咒》梵文经本一片，大约一尺见方。首行题“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可见当时已有公开出售的雕版印品。该件中央刻一小佛坐像在莲花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大部分是古梵文。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雕印时间虽无直接根据，但唐代成都设府在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此件不会早于七五七年。唐朝雕印品除佛经外，主要是民间日用的历书、字书和一些杂书。现存最古历书是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历书残片及中和二年（882年）印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字样的历书残片。这些古历都已流散国外。中和三年（883年）著名藏书家柳仲郢的儿子柳玭曾在成都书铺看到许多印本书，其中有阴阳杂记、占梦、相宅、字书等民间用书。这种书印刷质量较差，但在书铺中公开发售多种日用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雕版印刷这一新技术已经比较广泛地被应用了。
唐代雕版印书主要在四川、淮南等地，尤以四川成都地区为全国的刻书中心。根据已经发现和见于文献记载的早期雕印本，如佛经、历书、杂书和工具书等推断，成都很可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当时四川的政治、社会情况都比较安定，经济发达，又有丰富的造纸资源，而成都又是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成为中国雕版印书业的先进地区。
唐朝的雕版印书从现存实物和文献记载看，主要是佛经和民间用书。由官府正式刊印儒家经典则从五代开始。
五代的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在宰相冯道和李愚等人的建议下，决定依照石经文字，刻印九经，并派专人负责，认真写刻。根据文献记载，这一首次刊印儒家经典的活动很受政府重视，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①这次刻经活动是由宰相建议，由国子监有学识的人员负责组织执行。因为是国子监具体经管，所以后世称这次刊本为“监本”。
②依据的底本是唐开成石经。这是当时最好的官方标准本。
③原石经本有经无注。监本则兼有经注，成为经注的定本。
④先将石经经文与六朝注本合为一编，再经五六个专家学者精勘细读，审核无误，由专门书手以楷书誊录，然后交匠人雕印。
⑤后唐明宗对开雕九经很重视，除选派专门学者多人参加外，还在政治、物质等方面给以种种优待，使这项浩大工程得以顺利开展。
这项浩大工程，历经唐、晋、汉、周四朝二十一年，直到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始告完成。所谓九经是：《易》、《诗》、《书》、《三礼》和《春秋》三传共九种，但当时所刻不止这九种，还刻有《孝经》、《论语》、《尔雅》，附以《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十四种，与开成石经种数正同。这是官刻经籍的开始。这份刻印本就是宋人所称的旧监本或五代监本。刻印的形式是经文用大字，每行约十六字，注文用双行小字，每行约二十一字，沿用了旧写本的格式，可惜后来都亡佚了。除此之外，五代还有一些刻印书籍活动。其中著名的有石晋宰相词人和凝在刻印《颜氏家训》外，又自写自刻自己的文集数百帙分送给人，这是自刻所著之始。
十国的刻印书活动也较频繁，后蜀的成就较大。它除了依照五代刻印九经从而有蜀刻《九经》外，宰相毋昭裔因少年时家贫，借书困难，显贵后曾出私财办学馆，并刻印《文选》、《初学记》和《白氏六帖》等大部头书。这是私人自费刻书之始。这不仅有益于雕版印刷的改进和发展，对推动文化也颇有贡献。
宋朝是雕版印刷事业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刻书范围极大地拓广，几乎遍及所有图书部类。从中央、地方官府直到民间、私人都参与了刻书活动，对印书校勘、装帧工作的重视也都超越前代。从宋朝建国之初到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前后相距不过四十余年，而国家所藏雕刊版片便由四千块增至十余万块，增长了二十多倍，可见发展速度之快。它先后刻印过若干大书，如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历时十二年刻印成全部汉文大藏经，共十三万块版，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函，名《开宝藏》。这是我国第一次刻印发行的佛教总集。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完成了十七史的刻印。集部当以《文苑英华》为代表。
南宋初年，在刻印释家经典外，还大规模地刻印儒家经史，中央及各地方政权、教育系统、民间、私人、书商、坊贾等无不刻书。所刻几乎涉及所有部类，刻书地域广阔，版本众多，称一时之盛。
宋朝不仅发展了雕版印刷事业，而且非常注意雕印工艺，许多学者也研究版本问题，逐渐建立了版本学这一专学，对各种图书版本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对各种图书版本的异同优劣，对版本的各项工艺等等都进行研究，出现了尤袤《遂初堂书目》的版本目录，许多有关版本的论述散见于学者们的著述之中。于是，“宋板书”成为后世珍惜宝藏的珍本、善本了。
辽、夏、金各朝都有较发达的雕版印刷事业。在山西应县木塔曾发现辽刻《契丹藏》和其他印刷品，《契丹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另外，辽坊刻唐李翰《蒙求》为目前世所仅有，这是辽用来教授童生的启蒙汉字课本。西夏则有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等典籍刻本。一九〇八年，在黑水城佛寺遗址发现西夏木板经典封面画断片。金代最著名的刻书中心是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刻书盛行，水平颇高，今可见者有多种，如许多人都知道的《刘知远诸宫调》是古代民间说唱文学名著，也是现在传世的最古的诸宫调之一。除平水外，金代的刻书中心还有中都（北京）、南京（开封）和宁晋（今属河北邢台）等地。金代官书中，首推国子监本，刻印中文和女真文书籍等十种。而更多的是民间和寺院刻印，有佛经、翻译中文书籍以及一些人的文集等。最著名的是《赵城藏》，这是金代民间雕刻的一部藏经，以原藏山西赵城县广胜寺而得名。《赵城藏》是一部珍贵的孤本佛经，前后历时二十余年（1149—1173年）始刻成，全部经文估计有七千余卷，现存卷轴本四千九百余卷。一九四二年日寇妄图劫掠，经八路军抢救移藏保存，今藏国家图书馆。
元代的官刻由兴文署掌管，所刻最早且好的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的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和《通鉴释文辨误》十三卷。各级地方官府和教育系统也有刻书，而书院刻书也很多，著名的有元泰定元年（1324年）西湖书院刻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百八十四卷，字体优美，行款疏朗，称为佳刻。
但是，雕版印刷由于版片笨重，雕版费时费工，保管需要专库。因此，历史的发展就要求印刷工艺的创新。虽然，雕版印刷一直沿用至明清，但随着时代前进，逐渐希望有新的印刷术出现，活字印刷首先应运而生。
）第二节 活字印刷的发明
活字印刷的发明时间约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比德国人谷腾堡的铅字印刷要早四百多年。宋朝的活字印刷是由一位能工巧匠毕昇发明的，他用泥做成活字烧制，平时把烧制好的活字按韵排列，放在格子里备用，印书时检字排版，用后拆版，按格归还活字，再用再检，常用字多准备达数十个，冷僻字按需要临时烧制付排。毕昇可能用这套泥活字印过书，所以感到印数成千上万本时，极为神速。可惜他所印的书未见流传，而记载这件事情经过的仅有宋人沈括所撰笔记《梦溪笔谈》，而不见他书记载，以致后来有某些外国别有用心的人认为这只是设想而无实用价值，认为活字不能印书，借以否定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可喜的是，在近八百年以后的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竟有人用泥活字成功地印行了多种图书，如道光九、十年间（1829—1830年），苏州人李瑶用仿宋胶泥活字先后两次印刷温睿临的《南疆逸史》；道光十二年（1832年），李瑶又用胶泥活字摆印了《补校金石例四种》。可惜由于文献缺乏，对李瑶生平没有更多的了解。
与李瑶同时，安徽一位穷秀才翟金生的成绩更为卓著。翟金生家境贫寒，看到社会中下层人士的优秀著述往往因无力雕印而被埋没，便不顾家徒四壁，动员全家从事泥活字的制作，经过三十年的潜心研究，摸索出选模、作字、烧炼和修刮等一系列制作泥活字的方法，并亲手制作了各种规格的仿宋泥活字十万多个。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开始刊印自著《泥版试印初编》、《续编》，黄爵滋的《仙屏书屋初集》和翟震川所修《水东翟氏宗谱》等书多种，字画均清晰可读。翟金生使八百年前泥活字的创制得到复活，不仅其刻苦坚韧的献身精神值得赞扬和敬佩，而且以泥活字印刷确有其事而非设想，严正地驳斥了某些诬词滥调，奠定了中国发明印刷术的历史地位，成为一桩爱国壮举。事实上，在毕昇之后的两百年，元代学者姚燧曾命其弟子杨古按毕昇泥活字版法作活字，刻印过《近思录》和《东莱经史说》等书，流传四方，但因使用范围不广，未能引起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