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时以正大为目标，便能有定，也就是意志有定向。所谓决策，其实就是为了达成安人的目标，从两个以上的代替方案中，选择一定的方案。为了达成最终的安人目的，管理者还可以把它分割成若干中间目标，例如企业管理站在正大光明的立场，以“股东的安”、“员工的安”、“顾客的安”以及“社会大众的安”为定向，即可再进一步，将这些中间目标细分为若干直接目的，分别从生产、销售、财务、人事等取向，来探讨其利润、绩效、安全与责任。
依据决策者所秉持的定向，潜心研究相关的资讯，此时心不妄动，自然能静。当今资讯时代，必须慎防资讯泛滥。决策者如果缺乏定向，面对杂多的资讯，势必不知如何是好而心慌意乱，无法潜心研究，也就是心常妄动，安静不下来，不知道如何选择正确、合用的资讯。定向有所偏差，心也静不来，这也是一种警示的信号，必须自己妥为调整，务求心安，才知定向无误。
既能心不妄动而潜心研究，那么决定者无论坐、卧、行、立，都能够念兹在兹，详思熟虑各种资讯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所以能安。决策者心安，生活自然正常，不致因紧张不安而误判误导。同时决策者能安，必能思考精微详尽，面面俱到，而且无远弗届，这就是能虑的具体表现。这样精密、详尽的思虑，必然可以获得至佳至当、适时适机、并能安人的良好决策，即为能得。
得的意思，是得其所止，获得合理的决策，当然能够在此一阶段中止于至善。然后再依据变数，寻找下一阶段的决策，以便做好阶段性的调整。
“止”可以看做目标，而“定”代表若干相关的假设。“静”才能够寻觅出一些可代替性的方案，“安”是多方搜集有关的资料和资讯，“虑”表示分析和判断，于是得到合理的决策。整个止、定、静、安、虑、得的过程，和现代管理所揭示的决策程序，完全相符合。
《大学》又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管理者获得合理的决策，则一切事物的本末终始，无不了然。这时可以按照先后缓急，来厘定计划，再顺序执行，并适时加以考核，调整误差，以寻求安人的管理效果。这样一路做下去，就合乎管理的道理了。
决策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从众多的备选方案中选出一项行动的途径。《大学》指出管理的最高目标为平天下。世界上的国家很多，强凌弱、众暴寡的情况，有目共睹，怎么能够平呢？
任何一个国家，有心要平天下，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先整治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必须先修治好自己的身体；想要修治好自己的身体，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灵；想要端正自己的心灵，必须先诚实自心所发出的意念；想要诚实自心所发出的意念，必须先推极自己的知识；而想要推极自己的知识，那就必须研析穷究一切事物的真理。由此可见，决策者的修己功夫，做得好不好，才是决策能不能安人的关键。修、齐、治、平的顺序，一方面告诉我们决策必须以修己为起点，一步一步向外扩展，另一方面却希望我们决策应该具有宏大的国际观，从整个宇宙着眼，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为警戒，拿平天下的理想，一步一步向内分析，才知道我们眼前必须做好什么样的调整，却能够不影响到未来世界大同的远景。现代化的决策者，最好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以求止于至善。
决策者的国际观，应该以平天下为标的。看出现实的不平等，而尽力求其平等。用现代的话来说，平天下就是世界各国的国际地位平等。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各个国家尽力治理好各自的国家。平天下从治国入手，便是先治后平的道理。各个国家的治理方法有所不同，中国之所以能够五千年来一脉相承，历经风雨飘摇而始终不灭亡的原因，在于齐家的方式奠定了中国的基础。我们的齐家，是以孝友为根本原则，由家庭之中的父父、子子、夫夫、妇妇，推广到宗族之间，使我们平时可以不依赖政府而自己解决很多切身的问题，而遭遇天灾人祸时，也能够承受外来的压力，非但不被压迫而解体，却常常更为加强内部的团结。
这种独特的齐家方式，仍然以修己为起点。家中各人，如果修己做得好，能够各安其分、各守其责，家齐的理想，应该可以完成。由此推及家族，再来治国、平天下。具有这样的理念和修养，决策起来自然合理而不致发生偏差。止于至善，只有在这种情况，才能顺利达成。
现代人受西方影响，逐渐仅有夫妇关系而无父子关系；只有个人观念而无家族观念；重视法律而轻忽伦理，以致决策时偏重科学数据，却不能兼顾修齐治平的精神。就算决策正确，也不过是绩效良好，能不能安人？恐怕很少能够顾及。决策者有必要重新体验大学之道，把它当做决策系统来看待，一方面为自己的组织，寻找可行的合理方案；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大同尽一份力量。由单位的安到组织的安，并且推展到国家、世界的安。
第四节〓必须治标和治本并重决策之后，应该做出具体可行的行动计划，才不至流于空想。但是，实际的运作，则是计划先于决策。因为不先经由计划，而随意做出决策，常常徒劳无功，甚至造成意料之外的困危。特别是现代主管，应该提高警觉：光凭经验、直觉和判断力，实在不足以应付日益复杂的局面。不可以仿效历史上的皇帝，只要朕意已决，大家无论如何，都要把它付诸实施。今日的主管，必须慎防决策之后，面临难以执行的困境。到时候再来“朝令夕改”，不如先行做好计划，有把握时才做成决策。然后一旦决定，再做成细部计划，以求言出必行。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而计划则是管理的起点，可见修己的具体表现，即为首先做好计划。《大学》在修身的项目下，标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一段话，和计划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不幸秦汉之后，大家不明其中的道理，做出很多偏差的解释。
兹先从格物说起，格物是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是实践大学之道的起点，当然十分重要。格的意思是深入；物泛指事物。格物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把事物的道理彻底研究清楚。但是研究的方法，必须依据中庸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然而广博的学习、详细的求教、慎重的思考、明白的辨别、以及切实的力行，实际上并不能使我们达到“一旦豁然贯通，就什么都知道”的地步，决策者仍然应该秉持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抱着“人具有是非之心，却未必具备辨别是非的知识”的心情，多请教各种专家，然后做明确的判断。
格物而后致知，穷研事物的道理之后，才能获得广泛的知识，而且有更为透彻的了解，称为致知。以孔子的好学，也需要终身学习，按照“十有五岁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的进度，循序渐进。一般人更应该不断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警惕，抱持“喜好古代明哲留下来的知识而勉力学习”的心态，不但启发自己的智慧，而且充实自己的知识。以上这一段话，在今日重视知识经济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值得大家深思笃行。
格物致知的功夫做得好，对于是非、善恶有更为明确的判断力，知道其合理性所在，才能够择善固执，而且很有信心，称为意诚。意诚的意思，是自心所发的意念真诚不妄，一切顺乎自然，不致自欺欺人。
决策者的意念真诚不妄，心自然就能够端正。正心的重点，在一个“正”字。《大学》指出：有所忿怒、有所恐惧、有所好乐、有所忧患的时候，心就不得其正。一旦决策者的内心，过分忿怒、恐惧、贪图，或者愁虑，就会造成心不在焉的现象，因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做出来的计划，当然十分偏差而不可行。忿怒、恐惧、贪图、愁虑都是常见的情绪，必须适当加以节制，使其发而中节，才能正心。所以说修身在于端正自己的心，惟有心正，才可能进一步把自己修治好。
《大学》所揭示的格致诚正，塑造出计划的三大特性：
第一，要具有“整体观念”（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计划时必须重视整体的综合利益，而不偏重在个别利益。举凡直接相关的个体环境，包括顾客、市场、同业、异业，以及间接影响的总体环境，包含社会、政府、经济、技术等因素，都应该充分加以掌握。也就是站在“安股东、安顾客、安员工、安社会”的整体立场来订立整体目标，再依据这个整体目标来订立各部门的部门目标。今日主管，不但要分析、评估政府的政策，也应该研究社会和价值观的趋势。
第二，要具有“创造情势”的期待。格致诚正做得好，不但有能力掌握整体，而且能够突破市场导向的障碍，不再盲目承认市场的主宰力量，却有能力决定未来的目标，再反过来教育顾客、创造市场。这种创造情势的前瞻性尝试，必须诚意、正心，把格物、致知的效果，充分发扬光大，以造福人群。市场导向并没有错，但是潜在的市场，仍有待坚定的信心来加以开发。只要秉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原则，分别从动机、方法和难度的不同层次来探讨顾客的需求，自然能够创造出有利的情势。
第三，要具有“不自欺欺人”的素养。既然正心，心所发出的构思，就既不欺人，也不会自欺。我们把欺骗这一种行为，做一番彻底的研究，不难发现欺人之先，都有自欺的倾向。譬如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推出折扣方案。这时候先做好计划，暗中将名贵物品暂时移开，不列入折扣的范围。拟定这种计划的时候，在欺骗顾客之先，就已经欺骗自己，认为这种欺骗顾客的计划是行得通的，不至引起顾客的反感，也不会伤害公司的信誉，更不致遭到上司的质疑：为什么存心不良，要为公司拟定如此这般的自欺欺人计划？
当今人类的致命罪恶，一为人口过剩，二为生产过剩，三为消费过剩。这三种导致人类毁灭的罪恶，事实都来自不善的计划，也就是没有做好“格、致、诚、正”的功夫，便草率做出计划的结果。其中人口过剩的祸害，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可惜仍然未能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找出合理的平衡点。而生产过剩和消费过剩，却仍然受到鼓励，误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坦途。殊不知所衍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势必拖垮我们的经济成果。
妥善的计划，必须治标和治本兼顾并重。要做出这样的计划，惟有平日多研究相关事务的道理，使自己对相关事理十分透彻，诚心诚意地坚持自己所确认的信念，以公正、专一的心思，来从事计划的拟定，才能够以理想为本，视实际情况为标，双方面并重，而无所偏差。计划缺乏理想性，不能预测未来的动向，往往偏离根本。计划不具有可行性，不能掌握现实的需要，必然无法治标，对眼前种种变数，难以因应。格致诚正，一路走过来，既有理想性，又能兼顾现实性，标本并重，当然是妥善的计划。《大学》把格致诚正延伸延到修齐治平，可见目标远；而立足浅近，成为管理的一贯大道。只要把格致诚正当做知识来探讨，必能抓住计划的根本精神。
第五节〓至诚可以前知彼得·德鲁克（Ｐｅｔｅｒ Ｄｒｕｃｋｅｒ）认为，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对“为了开创未来，我们应当如何处理”所做出的种种预测和因应。所谓预测，应该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加以预先的估计。”既然属于臆测和猜想，当然不一定正确。几乎大多数的预测，都有正反两种不同的说法，令人觉得不知道要相信哪一种比较妥当，因而相当为难。
其实，世间一切都有定数，预测只有灵不灵，哪里有什么测不准的道理？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未来既然是定数，当然可以精确地预测。只不过这种定数本身可能改变，所以预测之后，还有变更的可能”。原来是预测之后发生变动，而不是预测不够精华。这样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预测的时期越短越正确？因为短期间内变化的程度比较小。为什么预测的项目数量越大越正确？因为彼此的变动，可能互相抵消或互补。为什么预测必须估计可能产生的误差？因为预测之后常常再起变化。西方人想到定数，大多认为“一定”或“固定”，偏偏中国人把“定”界定为“含有不一定的定”，也就是定中有不一定的部分，而不一定中也有定的部分，这种“二合一”的观念，在预测中充分发挥它的功能，使我们在预测时更能够掌握到“变与不变”、“准或不准”的要旨，开展出一套别有风味的预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