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春天还迟迟没有到来。整个重庆仍然沉浸在时浓时淡、虚无缥缈的雾霭之中，即使是晴天，太阳也总是那么温吞吞的，没有光焰，没有温暖。不过，对这个饱受轰炸之苦的城市而言，雾季的到来却成了一种福音，因为没有轰炸，它暂时得到了喘息。
上午时分，朝天门码头被大雾所笼罩，一切都很朦胧。
一艘客轮刚刚靠岸，旅客们下了船登上高高的石阶。从武汉到达重庆的孙翔英下船后，提着一个不大的皮箱，走上了石阶。她走了几步，再回头望去的时候，却几乎看不见江面，看不见那艘她刚刚离开的客轮了。孙翔英穿着一件厚厚的深蓝色棉袍，白色的围巾紧紧围住脖子。刘海下面，那双漂亮的眼睛充满疲惫。《新华日报》从武汉撤退之后，孙翔英继续留在武汉从事占领区的地下工作。现在，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她被调到了重庆。
走上阶梯后，孙翔英很快就找到了一辆黄包车。坐着黄包车从已经满是战争痕迹的街道上驶过，看着破败的街道和房屋，她被深深地震惊了。就在黄包车旁边，一大片断壁残垣前面，几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慢慢吞吞地在废墟和垃圾中寻觅着。他们的脸色是那样的枯黄和阴沉，似乎漂浮在他们上方的雾气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压倒。黄包车已经走出很远，孙翔英都还在回头看着。终于忍不住了，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黄包车夫说：真不知道重庆已经被炸成了这个样子。
车夫说：这算啥呀？等到夏天没有雾了，小日本再来轰炸的时候，你才晓得厉害。
孙翔英：是啊，我都不敢想。
车夫笑了：其实也没啥不得了，不就是扔炸弹吗？小日本未必把重庆人炸得完？把中国人炸得完？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还要把炸弹扔到日本去呢！
孙翔英被黄包车夫的话逗得有些笑了：老乡，你还真是乐观呀。
车夫：啥乐观不乐观哦，反正重庆人都是这个样子，日子照样过。
车夫说完，笑着回头看了孙翔英一眼，这才发现有个没人坐的黄包车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后面。车夫顿时有些紧张，问道：小姐，你是干什么的？才到重庆后头就一直有人在跟着。
孙翔英正要回头，车夫说：不要回头看！
孙翔英很平静地笑了笑：没事儿，我们走我们的。
车夫问：还是去曾家岩？
孙翔英不在乎地：那当然了。
车夫不说话了，只是暗暗加快了脚步。那辆黄包车仍然跟着。
曾家岩周公馆对面的那个用作监视的屋子里，光线很暗。郑明背靠窗户半躺在椅子上，正在擦枪。一把手枪的零件基本上被拆散了，堆在他身上。房门哐当一响，那个一直跟踪孙翔英的小特务一身黄包车夫的打扮，推门进来了，兴冲冲地说：头儿，钓到一条鱼了。
郑明懒懒地抬起眼皮：说吧。
小特务：一个女的，二十来岁。刚从武汉来的船上下来，就被我盯上了。结果，那个女人果然直接去了对面的周公馆。
郑明不冷不热地点点头：知道了。
小特务很失望，硬着头皮问：那我继续盯住这个人？
郑明头也不抬：没有必要。
小特务：这肯定是个新来的共产党，起码也要搞清楚她的身份吧。
郑明厌烦地瞪了他一眼：听我的还是听你的？重庆的共产党多得很，你跟得过来吗？我告诉你很多次了，不要没事找事！去吧。
小特务还想说什么，却没敢再说，悻悻地走了。
郑明转过身，拿起了望远镜朝对面的周公馆望了望。那栋着名的建筑这会儿静悄悄的，窗户都很好地用窗帘遮住，郑明什么都没有发现。他放下了望远镜，又开始无聊地把刚刚拆散的手枪重新组装起来。
周公馆里的周恩来办公室，窗户上拉着窗帘，房间里亮着灯。孙翔英报到之后就来到了这儿，请周恩来为自己安排工作。这时，周恩来的夫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邓颖超端着一杯刚刚沏好的茶从里屋出来，放到了坐在周恩来对面的孙翔英面前。
孙翔英连忙站起来：谢谢邓大姐！
邓颖超笑起来：别那么客气，小孙。你坐下。
周恩来也笑了笑看着她说：才两年不见就和我们有距离了？在武汉的时候你可是经常让大姐带你出去下饭馆的呀。
孙翔英松弛下来，开玩笑地说：那会儿我不懂事。
这句话让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大笑起来。
周恩来：这两年你在武汉做了很多工作，很有成效。重庆这个地方的情况很复杂，很多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加强。我和董老商量了一下，准备还是让你继续搞学生工作，怎么样？
孙翔英：没问题。我服从安排。
周恩来满意地：那就去北碚的复旦大学当教师吧。对了，我记得你有个姐姐也在重庆？
邓颖超提醒周恩来说：他和夏新立还算是亲戚呢。
周恩来：对对，我差点儿忘了这层关系。今天你就先去姐姐家看看吧，肯定也是几年没见了。
邓颖超也说：是啊，先去看看。
孙翔英高兴地站起来：谢谢周副主席！邓大姐，那我走了。
天色已经黑尽，夏程远和孙翔梦的家里因为孙翔英的到来显得热闹了一些。虽然没有了轰炸，这个家里还是很乱，到处依然堆放着解体的爆炸装置零部件、正在绘制的图纸等等属于夏程远的东西。孙翔梦在厨房里进进出出地忙碌，把做好的饭菜先后放到桌子上。夏程远在尽力收拾自己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毕竟来客人了。
在桌子旁边，孙翔英正陪着小华玩。
小华在说着自己新学的民谣：“小日本儿，卖凉粉儿，砸了罐子，赔了本儿，娶个媳妇四条腿儿。”
孙翔英听了哈哈大笑，然后让小华一句一句地教她。边学边问夏程远：姐夫，这不是重庆的儿歌吧？我怎么听着像北方的。
夏程远说：这是外地人带过来的。重庆本地的这类民谣还要幽默得多。
孙翔梦进来，附和道：就是。我给你说一个听听。“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这个连小华都会，孙翔英也一下船就听过了，所以到后来基本上是大家用四川话一起说的。一家人都笑了起来。
夏程远说：这才是地地道道重庆人的东西。
孙翔梦招呼大家过来吃饭，小华还缠住孙翔英不放。
孙翔梦一边叫儿子吃饭一边说：这孩子最喜欢漂亮阿姨了，去年……夏程远敏感地打断了她：你胡说什么，翔英可是你的亲妹妹。
孙翔梦暗暗地瞪了丈夫一眼，孙翔英没注意，便笑嘻嘻地追问道：你让我姐说嘛！我们小华喜欢上漂亮阿姨了？
小华突然放下饭碗，不吃了。孙翔英问：怎么不吃了，小华？
小华红了眼圈说：我想杨阿姨……孙翔英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看夏程远夫妇。夏程远埋头吃饭。孙翔梦怪异地笑了一下，对孙翔英说：你看见吧？这孩子差点儿成了你姐夫和那个漂亮阿姨的儿子……夏程远脸色很难看地抬起头，尽力克制着，声音虽然不高却充满了严厉：你最好闭上你的嘴。人家用自己的命救下了我们的孩子，你这样说就是不讲良心了。
孙翔英看着他们，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便急忙出来调节气氛：好，好，都别说了。怪我不该问，好了吧？来来，姐姐，两年多不见了……姐夫，你也不拿点儿酒出来庆祝一下我跟我姐团聚？
夏程远答应着，起身拿酒去了。
虽然已经是正午时分，重庆黄山显得透亮了一些，但依然有薄薄的雾霭在山林间萦绕，潮湿的空气把一切都搞得湿漉漉的。
黄山官邸二楼，蒋介石的办公室门窗紧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军统”的负责人戴笠和老曾在蒋介石的面前正襟危坐。蒋介石坐在办公桌后面，仔细打量着戴笠身边的老曾。老曾是戴笠在蒋介石授意下安排的秘密特使，负责和日本人在香港进行谈判，从1939年底，就开始在香港和日本人接触。此刻，蒋介石的目光让老曾很不自在，他不由自主地又挺了挺腰板，努力将谦卑的笑容堆放在脸上。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才将目光转向戴笠：你一定知道汪兆铭正在忙着什么还都南京的事情了。
戴笠：是的，委座。
蒋介石不悦地：他就要正式成立中国汉奸政府，明目张胆地和我们唱对台戏。这都是你手下那群废物干的好事！如果在河内就干掉他，哪儿有这么多麻烦？
戴笠避开蒋介石的目光，不敢说话。
蒋介石很快又缓和了口气：算了。这件事也不用再说了。不过我们是不能眼看着让日本人把汪精卫的伪政府扶持起来的。这也是我要你把他从香港紧急召回来的原因。蒋介石说着又看了老曾一眼，问道：第一次让你在香港和日本人接触是去年12月的事情吧？
老曾：是的。
戴笠补充说：老曾按照委座的指令，已经和日本人多次谈判了。看起来日本人对和谈还是有诚意的。所以，关于日方提出的举行更高级别预备会谈的建议……蒋介石打断了他：我知道。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我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定下了参加预备会谈的人选。你们立即去香港，和日本人会谈。既然日本人这次真的想谈，我们就要抓住时机，争取尽快和日方达成和谈协议。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汪兆铭在南京成立伪政府。
老曾看看戴笠，鼓足勇气地说：委座，据我了解的情况，日本人对与我们的和谈的确是认真的。不过我也获得了这样的情报，就是日本军部对解决中国战事的策略出现了调整，从武力第一转而重视政治策略了。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日本人采取了两个平行的步骤，在扶持汪精卫成立伪政府的同时，也与我们展开和谈。有这样的背景，我担心就算我们加快和谈步伐，最终也难以阻止汪精卫伪政府的成立。
蒋介石生气地站起来：所以我才要你们立即去香港！我要你们谈出一个我想要的结果来！
老曾急忙起身：是。委座。
蒋介石：关于在香港谈判的一切情况，你们都直接向我汇报。不许泄漏！
接近黄昏的时候，郑明被召回了地处罗家湾的军统局，直接来到了上司的办公室。郑明手下的小特务告了郑明一状，说他工作懈怠，放跑了在朝天门下船的孙翔英。
这会儿，那个胖胖的上校处长正在办公室里训斥着郑明：你这简直就是玩忽职守！一个刚刚来到重庆就直接去了周公馆的人，难道还不是重要目标？你居然敢下令放弃跟踪？你到底想干什么？
郑明笔直地站立在处长面前：处长，以我的经验，一个明明知道有人跟踪还敢于直接去周公馆的人，绝对不会是什么重要人物。何况每天从那里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我们不可能全部都跟踪。
处长冷笑道：你的经验？我告诉你，那个女人已经证实是从武汉过来的，她在武汉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由于你的错误，让她在我们眼皮底下消失了！哼，你的经验？你的经验就是河内那次任务的失败！
郑明显然感到了恼怒，却努力控制着自己：处长，就算那个女人是共产党，可是现在连蒋委员长不是也天天说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吗？我们派那么多人天天跟踪监视共产党有什么意义？我早就厌烦这个工作了。你干脆把我派到敌占区去好了。
受到顶撞的处长大为恼火，一拍桌子吼道：放肆！你知道你说了什么吗？！就凭你这些话我就可以把你关进监狱！送你上军事法庭！
郑明毫不示弱：国共合作、全民抗战这是委员长说的。你也敢把委员长关进监狱？
处长气急败坏，把手里的一支铅笔折断狠狠地扔到了郑明的脸上。郑明纹丝不动。
处长喊着：我现在就撤销你的一切职务和工作！你跟我滚出去！永远也不要让我再看见你！滚！
郑明面无表情，一句话也不说，转身走出了处长的办公室。
七星岗教堂在去年的日军轰炸中遭到了部分毁坏，至今没有修复。光线透过墙体上的大窟窿洒进教堂。这天上午，安富耀和郑琪的婚礼正在这里举行。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也就是郑琪的父母兄妹、林天觉以及顾国松等几个安富耀的战友。但是气氛还很好，人人都是很快乐的神情，除了明显感到失落的林天觉。穿着婚纱的郑琪和一身空军制服的安富耀幸福地站在祭台前，一名神父在他们身边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主持婚礼。
郑先博看上去似乎老了一头，两鬓增添了许多白发，眼角的皱纹更加明显。自从被蒋介石解职以后，他在外交部基本上成了一个闲人，虽然王宠惠时不时地找点事情来让他做，但那也只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郑先博原以为自己很快就能适应这种赋闲的状态，结果他错了。几个月过去，他不仅找不到悠然见南山的情怀，反而有了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惆怅。不过，此时此刻，他的脸上还是浮现出难得一见的欣慰笑容。
林天觉挑剔地看一眼那个既透风又透光的墙洞，对身边的郑先博和何雪竹说：怎么选了这样一个破教堂结婚？
心情很好的何雪竹一听有些不高兴，正要说话，却被郑先博抢先了，他知道林天觉内心的沮丧，却毫无察觉似的说：这地方好啊！战争年代的婚礼，在一个因战争而毁坏的教堂里举行，多有意义。
何雪竹接着说：这样的婚礼会让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而且还肯定会告诉下一代，那就更有意义了。
坐在一边的顾国松说：等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就这一件事，也足可以让他牢牢记住这场战争，记住日本鬼子的罪恶。
此时神父主持的婚礼仪式已经快结束了，大家都站了起来，郑琪和安富耀在大家祝贺的掌声里接吻。这显然更加刺激了林天觉。他怪异地笑了笑，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如果孩子长大以后，知道爸爸妈妈的婚礼是这样的，也许会问：为什么一个城市会被炸成这样？为什么你们没有保卫好这个城市？那又怎么回答呢？是不是只能告诉他，因为我们的空军很无能？
所有的人都听见了林天觉的话，将目光转向他。有些愤怒的顾国松朝林天觉逼近一步：你说什么？
郑明看见这种状况，连忙过来想把林天觉叫走，笑着说：走了走了，别把玩笑开大了。
林天觉却不甘示弱地挣脱了郑明的手，更大声地说：我说什么？我说就是因为空军的无能，让日本人快把重庆炸成一片废墟了！你们当然没有能力保护重庆，因为你们空军的那点本事全花在女人身上了！
林天觉的话一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没等别人说话，顾国松已经冲上去，重重地一拳将林天觉击倒。其他几名空军也扑了过去，而郑明、郑娟和郑先博等人急忙极力劝阻……神父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幕，不知所措。
郑琪依偎在安富耀身边，看着混乱的场面，满脸的幸福已经退去，变得都有些忧郁了。安富耀看她一眼，用力搂住她，开玩笑地说：你一定没有想到我们的婚礼会这么热闹吧？
郑琪苦笑了一下。
在郑明他们的阻拦下，林天觉从顾国松等人的围攻中脱身出来，狼狈地从教堂的墙洞跑了。教堂里这才恢复了平静。在大家的陪伴下，郑琪和安富耀走向教堂的大门。郑明回头看见很不高兴的郑先博站着没动，便回到父亲身边：爸，走吧。
郑先博气哼哼地说：这个混账林天觉完全是故意捣乱嘛！
郑明笑了：算了。他追小琪好几年，现在看着她和安富耀结婚，心里难受也可以理解。人家安富耀都没有计较，过去就过去了。
郑先博叹口气：其实因为小琪要结婚，我已经替林天觉在香港谋了个外交部的位置，就是想让他离开一段时间。可他不愿意，还非要参加这个婚礼，结果闹出这么一场事儿来。
郑明笑了：你倒是想得很周到，那也帮我找份工作？
郑先博看他一眼：你开玩笑？
郑明摇摇头：让你帮忙找工作是开玩笑，不过我的确已经没事儿干了，被免职了。
郑先博：为什么？
郑明：别问了。这样正好，我早就厌烦这种工作了，天天盯着人家共产党，实在无聊。
郑先博认真地看看他，不说话了。起身和郑明往外走去。
黄昏的天空阴沉着，一切都显得更加晦暗。外交部的人都已经下班，楼里空空荡荡的。郑先博处理完手里的事情，来到王宠惠的办公室，因为他有一件私事想请王宠惠帮忙———为了郑明的工作，让王宠惠在戴笠那里疏通一下。虽然不抱太大希望，郑先博还是请王宠惠想办法跟戴笠谈谈此事，毕竟，他和戴笠还有一些交道。
王宠惠听完郑先博的话，深表同情：军统真是不通情理，刺汪行动虽然失败，可郑明不是还受了重伤吗？
郑先博苦笑：大概搞情报的从来不讲情理吧。实际上从河内回来后，郑明就已经被打入了另册。
王宠惠问：那你想怎样呢？
郑先博：不好意思啊。这几年，郑明为军统也算是出生入死了，何况战争期间，也正是需要大量情报人员的时候，请他再给郑明一个为国出力的机会。
王宠惠稍一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好吧。我可以跟戴笠说说，看他给不给面子吧。
郑先博：谢谢王部长了。
王宠惠一笑，看看表站起来：咱们一起走吧。
两个人刚要走出办公室的门，王宠惠又突然站下了，将门重新关上，低声问道：先博，有件事情不知道你听说没有？
郑先博：什么事情？
王宠惠不悦地：有人以委座的名义，莫名其妙地要把章友三从这里抽走，并且不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郑先博：以前的驻德国大使章友三？
王宠惠：我听到一些风声，说委员长打算正式派人和日本人进行秘密和谈了。
郑先博大吃一惊：委员长跟日本人秘密和谈？而且绕开外交部？把章友三调走，和这件事有关？
王宠惠：很可能。
郑先博对这个消息感到不安，他问：王部长，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呢？
王宠惠苦笑：我还能告诉谁呢？不过是想听听你的看法而已。
郑先博的回答很干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你我和日本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难道还不明白？跟日本人根本不可能和平谈判，除非丧权辱国。
王宠惠叹道：我也不知道委员长的底牌是什么。这个谈判是绝密的，但愿最终也不要让外交部出面。这件事情，我们恐怕离得越远越好啊！
郑先博不说话了。去年年底，他就听外交部的同事风言风语地说过这件事情，当时他并没有在意，认为蒋介石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是不会和日本人接触的。何况，日本人最希望扶植的汪精卫正准备成立伪政府。但现在王宠惠透露的情况，却让郑先博意识到，曾经的传言恐怕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国会否决《中立法》修正案，英国政府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占领，让蒋介石的外交策略落了空，在无奈之中寻求与日本人的妥协就变成了一种可能的选择。但让郑先博疑惑的是，日本人既然已经决意要把汪精卫推上台，为什么还会同时和蒋介石暗中眉目传情？如果王宠惠的消息属实，那么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日本政府是有意地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撩拨，搞了一个外交“三角恋爱”，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日本人面前“争宠”，为竞争所谓的主动权而比赛着降低自己的谈判门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从去年《有田—克莱琪协定》之后出现的外交困境只会变得更加黯淡，日本人轰炸重庆的预期效果真的就有实现的可能。这些想法在郑先博的脑袋里飞快地旋转着，让他心情沉重，但他忍住了没跟王宠惠讲。
外面天已经快黑了，房间里更加黑暗。王宠惠打开了门，过道上的灯光倒是很亮，他们一起走出来。王宠惠把门锁上之后，才说：你知道是谁来找我要章友三吗？
郑先博满脸疑惑。
王宠惠笑了：戴笠。我倒是正好可以跟他说说你儿子的事情，也许能做成一笔让你满意的交易。
郑先博连忙说：王部长，你开玩笑？可别为我的事情连累了你。
王宠惠：你放心吧。
入冬以来，济民医院的儿科病房便逐渐被住院的孩子塞满。城市供水设施在去年的轰炸中遭到破坏，加上其他原因，出现了斑疹伤寒流行。由于治疗伤寒的特效药盘尼西林和奎宁极为紧俏和昂贵，许多孩子虽然住进了医院，却因为没药而只好在昏迷和高烧中等待死亡。作为济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孙翔梦束手无策，尽管她知道如果有了盘尼西林或者奎宁，这样的情形就完全可以避免。
这天上午，孙翔梦终于忍不住了，来到已经是院长的何雪竹的办公室，要求何雪竹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一些药品。
何雪竹叹了口气：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各个医院都没有药了。
孙翔梦：院长，大姐！我听说药房里还留了一点儿盘尼西林，是不是？快拿出来给我吧！咱们救一个算一个呀。我求求你了。
何雪竹：我心里比你还着急！药房里那一点儿盘尼西林，已经被封存了！你不知道吗？
孙翔梦大惑不解：斑疹伤寒正在流行，盘尼西林却被封存？这是谁那么混账啊！
何雪竹：因为斑疹伤寒的流行，全市所有库存的盘尼西林、奎宁都用光了。上面紧急下令所有医院将剩下的药品不管多少立即封存，留到最需要的时候用，因为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新的药品运来了。
孙翔梦冷笑道：什么留到最需要的时候，是给那些官老爷们预留的吧？！
何雪竹：也许是这样。
孙翔梦更激动了：简直是荒唐！这些混账官僚们才该去死！
办公室外面的过道里，传来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孙翔梦一怔，急忙跑出办公室，看见两个护士用担架抬着一个刚刚死去的孩子从儿科病房里出来，白色的被单遮盖着小小的身躯。孩子的妈妈跟在后面哭着，那孩子是两天前才入院的。孙翔梦流下了眼泪，她正想转身，却发现何雪竹站在她的身后，眼睛里也含着泪水。其实，她们的痛苦是相同的。
何雪竹转身回到办公室，抓起电话机，要了卫生署徐副署长的办公室。孙翔梦没进去，站在门外听着。何雪竹在接通电话之后，几乎是哀求地请徐副署长批一点盘尼西林给自己，徐副署长当然爱莫能助。何雪竹又请求动用已经封存的药品，结果仍然是一口拒绝。甚至，徐副署长的口气中还带有了威胁的意味，谁敢动那些盘尼西林，谁就吃不了兜着走，懂不懂？！嗯？！然后狠狠地挂断了电话。何雪竹放下听筒，极端无奈地看看仍然站在门口的孙翔梦。
三月的香港，已经满是春意。中日之间的战争，暂时还没有影响到这块英国的殖民地，这里还保持着一种平静和繁荣，到了晚上，则更是灯红酒绿。
一辆轿车穿过灯光闪烁的街道，在日本东肥洋行的大楼前停下来。汽车停下以后，第一个下来的是郑明，他下车后很快地四下环顾，然后才打开了后排的车门。蒋介石的秘密谈判代表老曾，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原驻德国大使章友三，以及原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龄先后钻出来。下车后，他们没有停顿，便匆匆进入了东肥洋行的大楼。
东肥洋行实际上是日本人在香港安排的一个秘密据点，所以，洋行门外散布着几个日本便衣特务，若无其事，却警惕地注意着四周的动静。
汽车开走后，郑明便跟上了老曾等人，却在门口被两个日本便衣拦住。郑明急忙指着前面的人，用英语声辩道：我是保卫人员！日本便衣只是坚决地摇头。听见郑明说话，老曾回头看了一眼，但也没有过来解释的意思，扭头跟着章友三和陈超龄一起走进了门厅。郑明本来以为老曾会过来帮忙让他进去的，见老曾这样，也就只好作罢，有些无奈地离开大门，走到街对面。
通过王宠惠和戴笠的说情，郑明被恢复了工作，由于郑明曾经在国外执行过任务，新的顶头上司便安排他和老曾一起来香港，负责谈判过程中的安全保卫。当然，郑明并不知道老曾一行到香港的目的，规矩就是规矩，他也懒得去弄清楚。直到他们乘坐的轿车在东肥洋行外面停下，郑明才意识到老曾他们是来和日本人接触的。他敏感地意识到，街对面东肥洋行楼上的某个地方，也许即将进行一项极为重要的外交活动。他用怀疑的眼光扫视了一遍那栋大楼，却没有发现哪个窗户透出可疑的灯光。
其实洋行内二楼的一间会议室是灯火通明，不过一个侍者已经把厚厚的窗帘拉上，将窗户严严实实地遮挡了。
一张长方形会议桌的两边，分别是三个中国人和三个日本人。中国人这边，陈超龄坐在中间，老曾和章友三分别坐在他的左右。日本方面，除了参加过“重光堂”谈判的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还有日本国驻香港领事馆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和从日本专程来到香港的谈判代表臼井茂树大佐。
今井武夫傲慢地扫了桌子对面的中国人一眼，开始说话了：我们直接进入实质性问题吧。这次会谈，是为了给日中举行正式的和平谈判解决一些基本前提，所谓前提就是一些大的原则。在这些大原则达成一致以后，正式的和谈才可能进行。日中双方正在交战，分歧很多。不过，在这里我们都可以阐明各自的立场原则，并共同寻找可以相互理解的基础。
章友三说：这也是中方的意图。但愿可以通过会谈，达成原则一致。
老曾强调：有一点希望日方理解，此次会谈不论结果如何，都必须是绝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今井武夫认可了：日方保证不会泄露。现在开始了。我先表达日方的几点原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正式谈判的先决条件。
陈超龄平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下面的内容。
今井武夫：第一，重庆政府必须放弃现在的抗日容共政策。
章友三看了看老曾，才回应说：如果中日双方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中日战事自然结束，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政策是顺理成章的事。
铃木卓尔插进来说道：不是和平协议签订以后，而是在正式和谈开始之前，放弃与日方为敌的政策。
陈超龄：我想这没有问题。
今井武夫：第二，重庆政府应该承认满洲国。
陈超龄皱了皱眉头：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国民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必将在国内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应，共产党也会借机大做文章。
铃木卓尔：那是你们的事情。对日方来说，这是一条原则。
章友三急忙说：其实满洲国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日方没有必要将其视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或者说中方可以对此采取默认的态度。
陈超龄附和地点头，又说：如果要中方公开承认满洲国，将会给未来的中日和平协议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使得签署后的和平协议在国内的落实上造成障碍。因为这会严重损害国民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声誉，让中国民众把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背叛行为混为一谈。
铃木卓尔笑了：如果日中达成和平协议，你以为重庆政府与汪先生会有很大区别吗？
这句话让陈超龄和章友三、老曾既尴尬又恼怒。今井武夫大约也觉得这样的直接刺激是没有必要的，他看了铃木卓尔一眼。铃木卓尔收住了脸上的嘲笑。
今井武夫接着说下去：说到汪精卫先生，日方的第三个原则是，重庆政府要保证与汪先生适当合作，重新组建中央政府。
陈超龄：这恐怕是中方难以接受的。
今井武夫强硬地：日本政府对汪先生负有某种道义上的责任，这一点日方会坚持。
章友三说：汪精卫已为全体国民所不齿，中日和谈应与汪精卫没有关联。何况现在汪精卫还没有成立他的所谓政府，如果中日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铃木卓尔又笑了：如果要尽快达成协议，那就需要双方的原则尽快接近一致。尤其需要中方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
虽然是笑着说出来，铃木卓尔的口气却包含着不容置疑的意思。章友三和陈超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谈判出现了一种让人窒息的空白。陈超龄和章友三都看看老曾，一直不怎么说话的老曾这才点了点头，那意思当然是接受日方的条件。
几个日本人已经不需要什么明确的口头表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