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眠于这座陵园里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值得我永远怀念的，但我最熟悉的却只有两个人——龚巧明和田文（尽管她俩不是烈士）。
这两个女人都是我的朋友，并且是我个人认为的当时西藏地区几个才女（马丽华、龚巧明、田文、塔热·次仁玉珍、姚艳萍、陈光荣、彭沛）中的两个。她们的才气可以把荒无人烟的蛮山野岭装订成浪漫优美的诗歌集。
最早认识龚巧明是在1979年的夏季。那时候我还在某部通信连任副连长，刚从中越自卫还击战的前线撤回来。战场上的那些经历引发了我的创作欲望，而最后刺激我神经的却是我离开战场时，最后看到的一个仅仅几分钟的短暂场景——我们部队是夜晚徒步急行军撤回国的，一到“临时国界线”这边，身体疲惫而心情放松的我们立刻横七竖八地躺在公路上睡过去了。清晨，某汽车团的车队来接我们，大家兴奋不已地相互招呼着上到车厢里坐好。就在汽车启动的那一刻，车厢里突然安静下来，再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都在惊异地注视公路旁的一座山。
我们部队临出国的那一天，曾在这里着统一轻装，当时这座山还是光秃秃一片，而现在，山坡上赫然垒起了密密麻麻的坟包，并且还有战士在抬着烈士遗体往那里去。
我记住了那些默默无言的坟包，记住了那些犹如一座座令人心悸的醒目惊叹。
随着我们车队的移动，那些坟包也像是在移动，远远望去，它们像是在山坡上睁大的一只只突凸的眼睛，那么专注而深情地看着我们这些从战场上活下来的幸福而光荣的人，似乎在期望着跟我们一起走……就那么看着我们，直到什么也看不见，再也看不见……死神乘着席卷而来的阵阵硝烟，悄悄俘获了我以前从没想到的许多许多的东西。
我们部队撤到广西的一个村庄作休整待命，在此期间我写了一份战斗总结报告，主要讲述战斗中无线通信如何跟敌方进行电子对抗的成功经验，这份报告不久便被总参谋部编进了“战例”。这其实是在我预料中的事——对于一贯有骄傲自满缺点的我来说，我甚至觉得那样精彩生动的战斗总结报告只有我才能“编写”出来。更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的，是后来总参通信兵部的几位首长，他们专门下到连队来找我，说要亲眼见一见这个年纪轻轻但很具才气的小副连长，并且挨个儿握了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跟我道谢。一时间，我受宠若惊得不知所措了，总部首长居然不断地对我这个基层连队干部说“谢谢”。
面对令人有些不可思议的礼节，我该怎样还礼？简直……
我们部队的参谋长也站在一旁添油加醋地夸，这小子，他要站到新兵堆里，猛一下你还真有点儿分不清他是干部还是新兵，但他的军事技术不含糊，每次军事大比武都拿通信全能第一名，还立了好几次三等功呢，这回我们还要给他记功，这小子有培养前途，聪明。
这一夸，更加使我感到时机已经来到，我的才气很快就会如喷泉般涌出。是否找首长好好谈一谈，改行当个政工干部？这样的话，我就会有许多时间来写作，我将写通讯报道……不，我将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报告文学，我将把我所写的一个个动人故事装裱成一面面神圣的军旗。
机会终于来了，幸运之门向我倏然敞开——我们部队回到四川的驻地营房没几天，我便接到了成都军区的调令，调我去某机关当政工干部。几乎是在同时，我还接到了武汉通信兵学院指挥系的入学通知书。
面对两个去向，我怀着暗自欣喜的心情认真考虑了好几天。照理说，像我这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最佳选择应该是去学院学习，并且像这样免试进学院的好事简直千载难逢（两年前国家已经恢复了高考制度）。团长李光荣催我尽快作出自己的选择，因为军区和学院要求我去报到的时间很紧迫。
为了实现我沉迷已久的文学梦，我最终选择了去当政工干事。我朝那个激荡人心的梦走去，不是走，是奋力奔跑而去。可是奔跑的速度过于快了，我根本喘不过气——在机关办公室坐了一段时间，我连一篇看似简单的通讯报道也没写成，很费脑筋地写了一篇题为《战友》的短篇小说，改了又改，终于没好意思投给哪家编辑部，那些类似战斗总结报告的东西，我又再没兴趣也完全写不出来了。唯一有点儿长进的，只是我学会了照相和冲洗胶卷的技术。
我需要学习，需要帮助，作为一个在当时尚属“文学爱好小青年”的人，大有必要以谦卑的姿态向那些真正的诗人和作家请教，从而使自己得到“豁然开朗”的启示。可是那些诗人和作家我连一个也不认识，更谈不上跟他们有什么友谊交情。
我决定先从写新闻报道入手，高尔基不是说过“记者是作家的摇篮”吗？为提高一下文化水平，也为丰富一下知识面，我报名参加了地方举办的夜校，一面补习高中文化，一面学习基础绘画。在上绘画课的第一天，我碰上了一个叫周平的人，他哥哥周力是我的战友，两兄弟都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上学。我很奇怪，在校大学生也来夜校学绘画？周平解释说，他的志向是当一名记者，学绘画不是目的，主要是想掌握一点儿绘画的构图和色调搭配等方面的知识，这对他将来拍新闻照片很有帮助。
我听了很高兴，我们学绘画的目的竟是如此相同。但我为周平感到惋惜，他为什么不当诗人呢？我曾在报纸和杂志上读到过他写的诗，尽管有些诗句并不迎合当年的时代，不仅引起文艺评论界的“争鸣”，甚至被有的高层领导疑为“反诗”。比如《为说话说几句话》——
……
口，不再是心灵的窗户，
心，不再是口的慈父。
舌头可以尽情地欺骗良心，
声带只被录进一条条语录。
八亿只鹦鹉在一个巨人面前学舌，
思想竟会是回音很重的空谷。
没有见解的，你最好没有，
想说句真话，却只能道路以目。
连睡觉也要提高警惕，
谁知道空气中有没有告密的侏儒？
正直的人在这说谎的世界里痛苦，
倒是疯子在分享着直言的幸福。
……
权力给了人以压抑的灵魂，
使语言成了心灵最坚定的叛徒。
于是人们靠说谎骗自己骗历史，
假话比危险的真话安全已成为千秋定律。
……
有一些异端邪说也并不可怕，
马克思主义从不需要清一色的教徒。
一百种学说会开拓一百种局面，
难道我们就永远抱着那几本宝书？
……
周平不再写诗也有他的道理，他不可能成为那种诗人——“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搜索枯肠，把一节一节的诗句完美地联结起来，让每一行诗都富于音乐感，光彩夺目，诗意浓郁。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圈子，在我们日常的尘嚣生活中简直像是一个僧侣团。他们故意疏远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柔美的，然而比时代的轰隆声更富有生命力的音响；当一个韵脚和另一个韵脚搭配得非常妥帖时，便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动感，这种动感虽然比一片树叶在风中落下来的声音还要轻，但它却能以自己的回响触及最遥远的心灵”。（斯蒂芬·茨威格语）而周平写的诗显然太“政治”，一个过于“突出政治”的热血青年诗人往往被“政治”所淘汰，甚至被毁灭。尽管他作为一个革命前辈的后代，从小耳濡目染使他的血脉早已沉淀了对我们党的忠诚和热爱—— 一种极其自觉且纯净的忠诚和热爱，但他倾尽全力将这种感情以“批评”口吻注入诗篇的结果却不理想，不是被“自己人”误解便是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周平发誓从此再不写诗了，他要当一名记者，一名忠实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好记者。不过他告诉我，他哥哥周力仍在写诗，还写小说、影视文学剧本和文艺评论。
我为之一振——周力，这个我一生中最早鼓动我步入文坛的战友，我必须尽快见到他。
第二天，我去了省公安厅家属院，里面有一座年代已久的英式洋房便是周力的家。周力正在桌前听留声机唱片，是《命运》交响乐，他说他几乎每次写作前都要听一遍，已成习惯。
对于诗人和作家，所有激荡人心的旋律并非是不可释解的玄妙信号，而是苍天赐予他们创作灵感的美好信物。我肯定是受到周力的影响，后来在写作前也要听听交响乐。不过我不是听《命运》，而是听《梁祝》。一个人静静地听。每当这时候，我总能感觉到，我房间里的所有家具以及台灯、稿纸、钢笔、烟缸、茶杯什么的，都成为最忠实的听众。
我和周力很有兴致地回忆我们在同一个部队的那些事——他向我推荐当时属“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书籍，并鼓动我跟他一起退伍去电影厂工作。我们部队的白泉师长找他谈话，要他留下来马上提干当营部书记，可他还是坚决要求退伍去了电影厂，后来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
周力比我年长几岁，已经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他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和作家，他的文学之舟还在逆流中颠簸。尽管如此，他仍是文学圈里我所熟悉的唯一的人。于是，我把我写的小说《战友》拿给他看，要他提点儿修改意见。我对他有个小小的要求，看完之后不准笑。
周力看得很认真，看完之后果然不笑——他那张“硬线条”的脸上布满严肃神情，这很可能是为照顾我的自尊心而装出来的。他一言不发，只是点了烟，拿着我的手稿在那儿作沉思状。
窗台上有一盆怒放的红玫瑰，似乎有人就藏在那下面掩口窃笑，我的脸和脖子便红成了玫瑰。正在后悔不该把小说稿拿给周力看，却听周力说，我要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
那个人是龚巧明。身材纤弱的她戴着高度近视眼镜，镜片频频闪烁许多美丽故事的信息——《思念你，桦林》《长长国境线》……我猜想，哪怕是她的灿然一笑，或者是一个愁容，也会给这些故事续上一段又一段。我有些兴奋，因为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有文学魅力的才女。
当时龚巧明、徐慧、周力、符飚、苏丁等同学已经成立了四川大学锦江文学社，他们给了我几十本《锦江》杂志，并以商量的口吻分派给我两个任务——尽快把《战友》小说稿修改出来，再就是帮他们卖一些杂志。他们强调，卖杂志的目的不在赚钱，只收四毛五分工本费，主要是为了扩大影响。
我很乐意接受这两个任务。在几个小时之内，我身上平添了太多来自文学的精神力量——心里不禁诞生了狂言—— 一个不为人知的共和国青年军官将被塑造成小有名气的优秀作家。
我把《锦江》带回部队，但我没有卖，而是送给那些对文学有兴趣的战友。我想，工本费就由我来出了。不管怎样，我的工资毕竟在当时来说还算可观的。至于这几十本杂志是怎样拿来的，我并不告诉任何人，这是我很得意的一桩小秘密，等《锦江》发表了我的小说以后也不能公开，否则会有“托关系”当作家之嫌。
那些喜欢跟我讨论文学作品的战友（其中以军队干部子女居多），时常相互推荐书籍和杂志并交换意见。他们对《长长国境线》争论热烈——我们国家跟苏联的关系如此紧张，居然允许我们作家美化苏联士兵？难道一九六九年的“珍宝岛事件”真的是我们错了，或者仅仅是边防军人之间的一场误会？那个叫龚巧明的作者有什么政治背景，她去过中苏边境吗？……
龚巧明实话实说，她的确没有去过中苏边境，更没有当过一天兵。但她的一个同班同学却是参加过中苏边境自卫还击战的，小说中的主要情节也是听那个同学讲的——有个叫萨沙的苏联士兵，他父辈牺牲在卫国战争中，他向往和平，“不想打仗，特别不想打中国人”，还经常在边境线巡逻时躺在地上读“海涅”的诗。一个暴风雪夜里，我们的一个叫小明的士兵在巡逻途中迷路，昏迷过去，守备师出动直升机和一个连的兵力寻找无果，最后还是那个叫萨沙的苏联士兵救了小明。小明一直想找机会感谢萨沙，不久珍宝岛战斗打响了，“每晚全副武装，抱着枪睡觉，枕下还有三个手榴弹”的小明再也没有见到萨沙，可是小明总想到萨沙……
这篇小说引起不小争议，有人认为这不是中苏边境现状的真实反映，苏联在我边境上都屯兵百万了，作者却在渲染苏联士兵如何爱好和平，这种描写不仅美化了苏军，甚至容易起到动摇我们军心的作用。
如此批评是否太过分了？
不过分。你好好看看。我父亲把一本大《内参》（那时正军职以上首长经常要看这样的大《内参》）推到我眼前——那上面全文转载了《长长国境线》。我父亲指点着他用红笔画了道的几段文字对我说，你看，我们的士兵在巡逻时碰见界碑那边的苏联士兵，立刻“本能地用手握住枪把，警惕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而苏联士兵的表现倒挺优雅，“他的枪扔在草地上，马是拴在界碑上的。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好家伙，敢情他是躺在草地上看书呢……这以后，巡逻时常常遇到苏联兵，有时他们会从界碑那边扔过一包香烟来，我训练小黑扬起前蹄把烟踢开，它很快学会了。同时我很有兴趣地观察他们，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他们整天想些什么？要知道，他们是敌人，在北京，‘破四旧’的时候，我曾亲手把‘反修路’的路牌钉在街头，曾围着苏联使馆的小车起哄，今后如果爆发战争，我们还将短兵相接，谁知道谁杀死谁？”这样描写，好像只有我们把别人当敌人，别人却把我们当朋友。我们的战士敌我不分嘛。简直……
我向父亲解释，这可能不是作者的本意，作者只是想用一种文学描写的方式来讲一个人们向往和平的故事。父亲一手指头竖起来，坚决地摆了摆，说，再用什么方式也要实事求是。和平，谁都需要珍爱和平，但首先需要公平，无论是政府、党派、军队，都要站在公平的立场上讲话才有可能实现和平。记者和作家也应该这样，但在这篇小说里，连一些细节描写都不那么公平。你看这儿写些什么，人家蓝眼睛兵萨沙在读“海涅”，我们那个叫小明的战士却宣称自己在“破四旧”的时候，领着人烧过这一类书不下千本。可见我们战士的文化素养比别人差了多少，这样刻意的描写公平吗？还有，我们的战士失踪了，上级派出直升机和一个连的兵力都找不到，却让一个苏联兵给救了，我们的战斗力就这么糟糕？那可信吗？不切实际的胡编乱造嘛。这不是作者的文学功底问题，而是政治观念问题。你们年轻人呀，一定要加强政治学习，要注意世界观的改造。
我能理解我父亲。作为我军的高级政工干部，作为受人敬畏的“老保卫”，“政治”犹如呼吸的氧气，是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必需品。他对所有小说的每一次阅读都不像是文学欣赏，而更像是对政治理论的一次分析研究——那些被他用红笔点来蓝笔圈的段落旁边，往往有他批注的别人很难看明白的政治术语。他是我发现的最“政治”的文学读者，有时会让我感觉到他的有些批评意见也是言之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