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得太好了！像你这样讲，正直的人听了以后都会作出公道评判的！”崔红真很激动。
半个多月后，上面来了精神，说工作组执行了“资反”路线，全部撤回，丁浩中回部队了。
再后来，批判“资反”路线形成高潮，工作组的负责人都被勒令回原单位检查。一中的师生批判资反路线最有声势最彻底，但丁浩中只检查一次就通过了。他在大会上向两位被打成反革命的老师道了歉，分别到两人家中看望，还在语文教研室与马湘凡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返回部队的头一天下午，丁浩中到高六七班教室找到司芬。司芬反客为主，邀他到池塘边隔着石桌坐下。大雨初霁的池塘快溢满水了，满塘的夏荷吐放着淡淡的清香，池边的青草似乎比往日更绿更嫰。
丁浩中很诚恳地说：“感谢你，感谢你们，让我少伤害了别人！”
司芬觉得眼前的丁浩中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分人生的真实，她说：“丁组长，师生们也感谢你。要不是遇到你这样的好人，马湘凡老师的事我们再说也没有用。”
听了司芬那次反映后，丁浩中曾经考虑很多。在他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中，要不把一个人打成反革命，比把一个人打成反革命难得多。他根据司芬提供的情况作了调查，接着在工作组组内统一了看法，最后向县工作团领导作了汇报。
“沅城一中少了一个不该有的反革命，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广大师生从中看到，正义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得到伸张的。”司芬很感慨。
“沅城一中的这段经历，特别是你仗义执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后我会多一分清醒，也会多一分坚持真理的勇气……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两位老师，我当时也觉得很牵强附会……经过我的手，把人家定为反革命，我一辈子都会谴责自己，请你找机会再次转达我的歉意。”丁浩中也感慨良多。
“我一定这样做。”
“……我们一些政治运动，把一些人的政治私欲激活了，为了政治上目的，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丁浩中若有所思地说。
“丁组长说的是段保兴老师？”
“……也不仅说他，这种现象太普遍了。”
司芬忽然问：“丁组长，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向你反映过马湘凡的问题吗？”
“没有人主动向我反映过。”丁浩中说，“但我找人谈过。”
“找人谈过？”
“谈过，他们的观点和你差不多。”
“他们是……”司芬话一出口，就有点后悔，这可是给他出了个难题。
丁浩中很不在意：“他们是于刚、张建华、高鸿鹄、程思明、朱大力，哦，还有马梅。”
“……崔红真呢？”
“崔红真？没有。刚贴出马湘凡的大字报后，也就是你找我的头一天，段保兴就向我反映，说你俩在谈恋爱，还讲了崔红真父亲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想要是找他谈，别人知道了很容易找到借口伤害他。再则，你讲的问题基本得到证实，我就没必要找他谈了。”
司芬没想到段保兴恶人先告状，也没想到丁浩中处理问题这样仔细：“……这些同学没有向我透露一点情况。”
“我找他们先谈其他事情，让他们觉察不到是在印证马湘凡的事实，想不到你曾向我反映过情况。另外，我特别要求，谈话的事不能向第三个人透露，运动中他们不会不照我说的做。”
啊，是这么回事！
“你的不少同学，在大风大浪中能有独立的思想，太不容易了！你们高六七班是很有希望的！”丁浩中显得很兴奋。
“高六七班很有希望！”司芬在心里重复这句话。
第二天，丁浩中返回部队。不到两个月，丁浩中所在部队调防北方，司芬自此与他失去了联系。
十多年后，有人传出丁浩中之所以在“文革”中处事比较客观，是因为他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深受其害。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差点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是大军区的一位老首长保了他。六十年代搞“突出政治”，他不甚积极，不大受重用。还有人说，根本原因在于丁浩中这人比较正派、善良，没有整人之心。
工作团撤走后，沅城的“文化大革命”成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各种战斗队、战斗团纷纷成立，像泥沙在激流中翻滚，又像浓雾在气流中翻卷。这些组织分化组合成两大派，一派叫“无产阶级造反指挥部”，简称“造派”，以县委、县人委干部为骨干力量，“指挥”了全县大部分农民，夺了县委、县政府的大权。另一派叫“无产阶级大联合司令部”，简称“联派”，以沅城一中师生为主，“联合”了县城大部分工人和居民。
司芬名义在“联派”，实则很少参加活动。崔红真参加了“联派”，精神状态前所未有地好。
一天中午，崔红真到司芬家，进门就说：“现在真是史无前例，自己解放自己。”见司芬没有接话，他又说，“这么多年了，现在我有了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司芬看了他一眼：“解放了的感觉，解放的标准是什么？”
“有什么观点有什么看法，都可以通过大字报、大辩论表达出来……沅城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事？”
“都能表达了？这个运动把那么多人打成反革命，能表达不同看法吗？学生不读书，老师不教书，农民不种田，工人不上班，能表达出来吗？”
几句话把崔红真噎住了。
“这派攻那派，那派攻这派，可以想讲什么讲什么。可是，这样下去到底会有什么作用？”司芬又说。
这些问题，崔红真没有往深里想过，也没听其他人讲过。
“两派里大都是平民百姓呀！难道‘文革’追求的就是一种新的对立和压制吗？”
……这次交谈后，崔红真对“联派”的各种活动不那么积极了，遇事也能多想想。
司芬很少参加活动，但没虚度时光。谁也没搞清她从哪里找了一些书，有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有俄国的、苏联的小说，躲在自己的小阁楼里看。这些书，有些过去看过，有的新读，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后来有人说，读这些书使司芬与现实更加格格不入了。
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各地纷纷建立革命委员会，沅城也势在必行。
此时，“造反指挥部”策划了一个大动作：组织民兵进城镇压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所打杀的，都有“大联合司令部”的背景，是“联派”成员的亲戚、朋友，或者是观点倾向“联派”的，其用意十分明显，将“联派”打下去，实现一派掌权的目的。
以老师、学生为骨干的“大联合司令部”，几无还手之力。为了躲避武斗，有的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更多的逃到外地。一个看似能呼风唤雨的庞大组织，一下子如严冬沅城街头的梧桐树，七零八落了。
傍晚，阴风阴雨，崔红真急切地敲开了司芬家的门，说他们要到省城避难，要司芬一起走。
司芬摇摇头，母亲近来一直低烧，查不出原因，不能丢下不管；再则“造派”这样干，是为了把“联派”打下去，以便获得更多的权力，自己没有参加过多少“联派”的活动，与今后谁掌权都无关系，“联派”再傻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
司芬从衣兜里取出十元钱，让崔红真带上，崔红真推托。
“穷家富路，说不定能用上。”司芬说着，将钱塞进崔红真的衣兜里。
以前再艰难，还没到逃命的境地。崔红真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崔红真他们逃离的第三天，武斗进一步扩大。出乎司芬的预料，哥哥司奎被进城的农民抓住，活活打死在县食品加工厂的门口。
在县食品加工厂，初中毕业就算文化水平高了，老实巴交、一说话就有点结巴的司奎被推选为“联派”“井冈山”战斗队的队长。但他每天上班下班，很少参加两派的争斗。多年后才搞清楚，有个“造派”的小头目看上了司奎的未婚妻。司奎的未婚妻是个二十岁的哈尼族姑娘，食品加工厂的临时工，和司奎一样整天就知道干活。这个小头目挑唆不明真相的农民将他打死了。
司芬和父母是四五个小时后才得知消息的，三人赶到食品加工厂门口，看到司奎身上盖着一块草席。病中的母亲当即昏厥，父亲说不出话来，浑身上下颤抖。司芬没有泪水，面无表情。
司芬托人买了口棺材，将司奎葬在离沅城不远的一座山上。出殡那天左邻右舍去了不少人，“造派”对此噤若寒蝉。
司奎下葬后的第二天，司芬到了沅城一中。此时“联派”战斗队的办公室有的被“造派”查封，有的被砸了玻璃窗，有的关门闭户。司芬打开一间，找出纸笔墨砚。
司奎下葬后的第三天，沅城的几条主要街道上出现了大批的大字报、大标语：“打人杀人违背‘十六条精神’”、“杀人者，运动后期必定要偿命”……后面署名都是“司芬”。有一条大标语贴在沅城最热闹的地方——百货公司门口：“如果我被暗害，主谋必是‘造派’派头！”落名仍是“司芬”。
人们被震惊了，不管“联派”还是“造派”。
晚上，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司芬的父亲、善良得连只蚂蚁都不愿踩死的汉子，抡起扁担，站到门后。儿子被人打死了，谁再来伤害女儿，他就要和谁拼命了。
门外传来轻轻的声音：“我是马梅！”
父亲知道马梅是司芬很要好的同学，放下扁担，拉开门。马梅闪身进屋，径直上了小阁楼。躺靠在床上的司芬见马梅进来，吃力地起身拉开了电灯。
“芬芬，怎么还写那些大字报大标语呢？太危险了！”马梅说。
“心里想写，不写难受……”司芬很淡定。
马梅把挂在房柱上的挎包摘下：“赶快到外地去避一避。”
两派成立后，马梅和高六七班大多数团员加入了“造派”，但她很少参加过“造派”的活动，与司芬往来依然很多。
司芬摇摇头：“我哥……妈又病了，我怎么走呢？”
“你走吧，我来照顾大妈，你放心。”
司芬苦笑着摇摇头。
马梅劝说了半天，见司芬不为所动，便说：“那你住到我家去，别人不会知道。”
司芬想了想，仍摇摇头。
马梅劝说不了司芬，便说：“你妈心脏不好，我有个亲戚在医院药房，我让她给找了些药。”马梅说着下了楼，司芬也起身下了楼。司芬妈睡着了。马梅将药交给司芬。
……说来也怪，司芬的这一举动，出人意料地产生了震慑作用。
打人杀人是燃遍沅城的野火，司芬的大字报大标语是一场瓢泼大雨；沅城有一半的人发疯了，司芬的大字报大标语则是清醒剂；派战中的英雄退却了，司芬站出来了。
多年后有人传出，“造派”派头也想过对她采取“特别行动”，但谁也不敢动。司芬的大字报已经将指向说得很明白了，她要有个三长两短，终归有一天会查清谁是幕后指使者的。“造派”只能采取封堵的办法，将司芬的大字报大标语覆盖了。
几十年后，谈起沅城这段疯狂野蛮的历史，不论哪一派的人都认为，如果说沅城“文革”中还真有英雄的话，这个英雄就是司芬。
两个多月武斗的风暴逐渐平息后，崔红真回到沅城，径直到了司芬家，看到司芬变得更加沉默寡语了。
一九六九年的五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涌到沅城，一中城镇籍的学生将到农村插队，农村籍的学生则回老家。争斗、梦想，顷刻间土崩瓦解了。
于刚、崔红真、张建华、高鸿鹄、马梅等学生联名向省革委会知青办公室递送了一份报告，提出要消除沅城武斗的后遗症不容易。省革委会直接过问沅城一中的知青安置，决定将四百多名城镇籍学生安置到离沅城三百多公里的洛水县勐罕公社。
插队学生的组织被称为知青户。知青户自由组合，有兄弟姐妹同户的，有同班同学同户的，有同派同组织战友同户的。是呀，此一去不知是三年还是五载，同一个屋檐下住宿，同一口锅里吃饭，关系不好怎么过到一起？
崔红真到司芬家，提出同组一个知青户，司芬点点头。
四百多名知青坐了一天半的汽车到达勐罕公社后，司芬他们这个知青户八个同学被分到一个名叫曼坡的傣族寨子。队上去了一辆马车，将他们接到寨里。傣族社员知道要来七八个知青，提前盖好了三间茅草房，大一点的男生住，小一点的女生住，最小的做厨房。
马车驶进寨子，太阳刚刚偏西。简单地安顿了一下，司芬约上另两个女同学，用脸盆装上换洗的衣物，向寨子东北面走去。刚才她们进寨前看到那里有道水坝。
沿着凤尾竹掩隐的小路，走不到半里地，山脚下果然出现一个碧波荡漾、群山倒映、绿树怀抱的水库。几道山涧几股箐水，绕过藤蔓覆盖的树根、岩石流进水库里，进水量不小，四季不断。水库的排洪四季闸开启，排出的库水形成了一条水流清冽、水草飘舞的小河，从寨前绕过。
司芬放下脸盆，回首曼坡，但见高大的芒果树、大青树，婀娜多姿的凤尾竹，青翠欲滴的芭蕉树，掩荫着造型别致的傣家竹楼。袅袅炊烟从竹楼上空升起，身着艳丽筒裙的傣家姑娘款款出入。好一个风光旖旎的傣寨！好一派别致浓郁的风情！
司芬还在想什么，一掌水波击来，打湿了她的衣裤。是白满天，她早已在水中游了一圈，嘴里不停地喊着：“真舒服，真凉快！”
“你……”司芬指了指水中的淘气包。
白满天游到近处，停站在水中：“还磨唧什么？再不下来，我要拖了。”白满天是初六七级的女生，假小子发型，真小子脾性。
司芬看了看四周，脱掉外衣，慢慢走进水中。一路的风尘，一路的劳顿、一路的烦躁很快消融在清凉中。
白满天游到司芬身边，拉着她的泳衣：“高中部男生女生都喊你维纳斯。过去没跟你一起游过泳，今天我要看看维纳斯！”
司芬推开白满天，嗔怪道：“讨厌！”
白满天又缠过来了，硬是拉住司芬的胸罩踮起脚往下看。
“小流氓！”司芬用手推打白满天。
“我是女的，你骂不着。”白满天缠着，做了个鬼脸。
她们游得真惬意，没注意水坝上来了位傣族姑娘，在放衣物处坐下，静静地看着她们。十多分钟后，女知青们才发现这位不速之客。
“小‘卜哨’（傣语，姑娘的意思）你的什么的干活？”白满天冲着美丽的傣族姑娘大声发问。
“我叫玉娟，是曼坡的。”玉娟汉话带着傣味，但说得很清楚，“队长让我来保护你们。”
“保护我们？”白满天游到坝边，“笑话，浪里白条戏水还要人保护？”
玉娟不懂“浪里白条”是什么，一看白满天做着嘴脸，也不生分了：“水里有妖怪！别让妖怪把你们吃了。”
“水里有妖怪？”白满天一个饿狗扑食，把玉娟拉进水中，嘴里念念有词，“我看你这小‘卜哨’还敢不敢吓人！”
水里顿时打成一片，笑声、叫骂声和着水花四溅。
上岸后一聊，司芬知道玉娟是个“特殊人物”，洛水中学初六六届的学生。
“你怎么到了曼坡？”司芬问。
“……曼坡的水好，我喜欢水，自己要求到这里了。”玉娟说得含糊其辞。
……知青户每天留一人在家做饭，其他的与社员一起出工。知青的粮食由公社暂供一年，每人每月四十斤大米。吃菜则到生产队蔬菜地去称，先记账，待秋后再算。知青们在寨前小河边种了些青菜、萝卜，添补着吃，这算是个过日子的样子了。
曼坡的劳动强度不算大，队里似乎也不计较哪个多干少干的。生活不算太苦，伙食与沅城一中时差不了多少。
说来有点怪，下来一个多个月了，曼坡没有开过一次别的地方常有的斗争会或批判会，只有学习会，傣族群众相互间没有吵架。这种环境调整了司芬的心境，她比过去丰满、俊秀了，话也多了。特别奇怪的是，别的同学都晒黑了，她却日渐白里透红。
吃完晚饭，女知青回到茅草屋里，白满天拉着司芬：“司芬姐，看你越活越年轻，真忌妒你……看我老得没人要了。”
“老得没人要了？白满天，你想嫁人了？”司芬故意一脸严肃。
“……这个倒没想，不过总不能不到二十岁就像条老苦瓜吧。”白满天笑着，“把你的保养秘笈介绍介绍吧。”
司芬也笑了：“亏你们还能想起保养这个词！”
……艰苦中蕴含着平实，平实里滋生着美，这是一种日子，这种日子一天天地往前走着。
秋收时节快要到了，满田满坝的稻子低下头，任由清风将清香到处传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