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对社会划出明显等级的朝代，以四等人分，将民族与地域压迫、歧视公开化制度化。元朝的四等人是这样分的：蒙古人最高贵，居于社会的顶层；色目人（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次之，这两等人人数最少，但属于统治民族。汉人（北方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即原来金朝统治领域的人）居第三，南人（南方汉人，即最后降服的南宋人）处在最底层。
由于蒙古人总数太少，所以，色目人则成为准统治者，蒙古往往利用色目人管理汉人和南人。蒙古人和色目人拥有特权，贵族自不必说，除了反叛朝廷之外没有犯法的概念，打死汉人没有任何政府机关能处置他们。就是一般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犯了法也归特别的机关处理，蒙古和色目人打死汉人，只判凶手出征。反过来，如果汉人伤了蒙古、色目人，则肯定被判处死刑。因此，各级政府的达鲁花赤实际上掌握着汉人的生杀大权。
汉人不许习武，不许拥有武器，不许打猎，不许养马，不许聚众生事，所有的结社都被禁止，连祈神赛会、庙会赶集都被怀疑为聚众造反，被严令禁止。每到夜间，往往宣布戒严，禁止汉人出行，有病请医生也不被允许，甚至连在屋里点灯都受到干涉，在汉人区域实际上是在实行军事管制。蒙古驻军驻扎在全国各个军事要点，然后由汉军和新附军具体控制，他们的行为受到蒙古军的严密监视。如果查出管制不严，那么汉军和新附军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蒙古人原来信仰萨满教，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自然崇拜，所以很容易接受比较成型的宗教。在中亚的蒙古人很快就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在汉地的蒙古人则对佛教的一个分支——来自吐蕃的喇嘛教显示出极大兴趣。作为汉人道教一个分支的全真教，也曾受到蒙古人的礼遇，但不及对喇嘛教的热情。在元朝，喇嘛教的僧侣地位很高，来自吐蕃的高级喇嘛可以享受“国师”待遇，与皇帝和王公贵族相往还，寺庙广有田产，势力很大，一般的喇嘛也受到特别的优待，地位略等于色目人。至于吐蕃僧人，地位就更高，连蒙古贵族也要让他们三分，吐蕃僧人到处横行不法的事情，时有所闻。
蒙古人基本上拒绝汉化，不肯也不屑学习汉语，但所有的高级官吏基本上由他们和部分色目人垄断，只有非常少的汉人可以做到高位，而南人则一个也没有。掌握一切权力的蒙古人虽然善于打仗，但行政能力却逊色很多，往往得依赖担任属吏的色目人。回回令史、译史和通事同样拥有极大的权力。汉人士大夫在元朝建立之前，一点地位都没有，往往跟平民一样，被掠为奴隶，当牛做马。后来处境稍好，总算可以担任有些无关紧要的官职，而且还部分地恢复了科举，只是取人太少，每科不过30人左右。对于大量的汉族读书人来说，这不过是杯水车薪。因此读书人的处境并没有根本改善，正像钱穆说的那样，蒙古人对待汉族读书人，就像对待工匠一样，不过是纯粹的利用而已。（参见钱穆：《国史大纲》，6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所以元代的读书人读经无所用，只好去编曲唱戏，结果造成了元代杂剧的繁荣。
在元代除四等人外，还有一种社会等级的排列法，这是民间的排列，也能说明问题。这种社会等级排列，一种说法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另一种说法是“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钱穆认为，后一种说法不合理，因为古代工与匠是一回事。（参见钱穆：《国史大纲》，658页。）除了官吏僧道之外，有一技之长的人地位都要高一点。蒙古人特别看重具体的技术，每次破城，即使屠城也会对工匠、医生与兽医加以保护，其目的只是要把他们掠走，编为自己的附庸，让他们为王公贵族和蒙古人服务。由于蒙古特别看重工匠的技术，所以，虽然工匠的人身不得自由，但待遇却要优于一般平民。第七等级的“猎”，实际上是专门为蒙古人打猎养鹰的鹰户。打猎是蒙古贵族的消遣，而养鹰也是一种专门技术，所以也比一般平民待遇要好些。
由于元朝统治者基本上拒绝接受汉文化，所以，基本上意识不到儒家伦理对于统治的好处。即使有个别人意识到了，也无法顺畅推行。元朝的国家治理，基本上无视汉人千年的政治传统和经验。在制度安排上，具有儒学底蕴的士大夫，只是作为统治的装饰和点缀，元朝统治者偶尔听取一点汉人的意见，往往也是偏于技术方面。他们用不着儒学为自己增添合法性，也基本上不需要对自己的统治做道德上的修饰。而且，他们无视汉地原来的知识精英的存在，不仅不依靠他们，反而有时候还排斥他们。他们对汉人的统治，基本上是军事强制背景下的强行盘剥和严刑峻法。在元朝统治的不足百年里，民变和农民造反从来就没有断过。
元朝统治者在拒绝汉化的同时，也造成了部分汉人的蒙古化。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在元代，有很多汉人取蒙古名的事情，比如姓张的叫张拔都，姓刘的叫刘哈刺不花，有的甚至连名带姓一并蒙古化了。还有的人，为了谋求一官半职，或者做通事，积极学蒙古语。（参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701～7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