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郡一级的主官为郡守，一般称之为太守，或者以其官秩称为二千石。秦汉实行的是类似承包主义的地方官制，地方主官对所辖地方全面负责，不仅负责赋税，而且要劝业农桑，不仅主管刑狱，而且要掌管风化，负有教化之职，同时，地方主官还要负责属下官员的考核与监督，以及担任当地军队的首领。简而言之，地方上所有的事务，严格讲来都是可以归地方主官打理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两汉地方官的权力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确确实实实行着的。对于治下的老百姓，地方官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虽然在名义上地方官并没有被赋予专杀的权力，但是在实际的刑狱操作中，如果郡太守先斩后奏，一般不会因此而丢官去职。地方主官还拥有最大限度的人事权，除了少数副职之外，几乎所有的属员都由主官自己选拔调配。同时，地方官往往是本地统兵的将领，亲自掌握一支听命于他的军队。东汉末年，州郡甚至获得了自行募兵选将和自行发兵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两汉地方官可以支配的财权很大，不仅可以按上缴的赋税比例提取一定量的经费，而且每个地方都有一定数量的公田和山泽，其收入全供主官支配。地方主官的这种全能全管的权力状况，以太守最为突出。所以，在那个时候，地方主官，主要是郡太守，实际上等于一方诸侯，陈登原先生考据出，“汉时太守，可以自称为朝，可以被称为君，可以被呼为万岁，可以有社稷之称、阁下之称，渊源近似公侯”。不仅“名义崇高”，而且“事权之专擅”（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334、3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只不过，这时的“诸侯”需要中央政府任免，而且不得世袭。不仅如此，从整个官僚体制上讲，郡太守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太守品级与九卿同，如果入朝，就可以担任九卿，升为三公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战国时期宰相起于州部的传统，两汉依然。
郡太守的佐官有郡丞、长史和都尉。前两者负责辅佐太守总理政务，都尉则是协助太守领兵的副将，但由于都尉在级别上略高于郡丞和长史，所以自己开府，有属于自己的属员。这些佐官都是由朝廷任命的，级别一般都比较高，均在六百石左右，但是由于体制的缘故，无论是官阶还是职掌都无法与太守相抗，所以，往往不是听命于太守，就是被太守排挤。真正得到太守信任，而且具有实权的是那些官秩不足二百石，由太守自己选拔（辟除）的属吏，即各种的曹、掾，主要有功曹、五官掾、督邮和主簿。功曹和五官掾是太守麾下数一数二负责全面事务的属吏头目，主簿负责文书档案，而督邮则负责对属县的监察。这四者之下，则是几十上百的曹、掾和小吏。这些属吏，由于是太守自己选拔的，只对太守负责，所以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对于王朝行政体系中经常感到困扰的效忠问题，在这个框架内几乎不存在，而且，主官由于提拔了属吏，所以等于是属吏的恩主，属吏如果要讲忠诚，那么首先是对恩主，然后才是皇帝。
县是国家的基本行政单位。有汉一代，如果细究起来，县一级单位的名称挺杂，所谓“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就是说，指定为县侯食邑的县叫“国”，指定为皇家女眷食邑的为“邑”，凡有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叫“道”，但是在当时，人们习惯上还是将这一级行政单位泛称为县。
汉代也是按县的大小和治理的难度，将县的长官分为县令和县长两种，大或者难治者为县令，秩六百石；小或者易治者为长，秩三百到五百石。县令、长跟太守一样，都是类似全能主义的官僚，只不过管辖的范围要小一些，权力也要小得多，有少量的常备的军队可供支配，主要是负责捕盗。县也设有佐官，主要是县丞和县尉，前者辅佐县主官管理全面的政务，后者负责治安和捕盗。在佐官之外，则是若干曹掾，基本上与郡的曹掾分工对口。
4．王国官
汉代经过文、景、武三代的努力，诸侯王国已经被削弱到了跟郡差不多的水平，而且，诸侯王国的所有事务，均由国相承担，而国王们只不过是一些享受租税的地主，百事不理，也不许理。王国的官制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境内事务管理机构，负责人是相，官阶与郡太守同，职权几乎跟太守一样。其佐官为中尉和丞，再就是一大批的掾史，承担具体的国内事务管理。另一部分是国王的宫廷官员，地位最高是傅，即国王的师傅，负有教导国王“归正”的职责，一旦国王有不当之举，师傅要负连带责任。其次有负责警卫的郎中令、掌管车驾的仆、管理文书的治书、当然使者的大夫等等。这两部分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国王不得过问。所以，前一部分是管理王国的官员，相当于郡县首长，后一部分是监视国王的官员，相当于特务。
四、礼仪制度
秦朝虽说以法立国，但对于朝廷礼仪也是相当讲究的。虽然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对秦礼无从考证，但从零星的资料来看，秦朝的礼仪从宫室、婚配、朝仪等方面，依然有周礼的影子。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春秋战国以来虽说礼崩乐坏，但礼作为一种仪式，其源头依然是周朝的东西，只不过，秦礼没有了附在周礼上的宗法气息。
西汉王朝建立，由于汉高祖刘邦出身低贱，开国功臣也大多属于下层人士，其中不乏屠狗杀猪之辈，对于礼仪和礼仪之学没有任何知识。在楚汉相争之际，君臣均无礼仪的需要。待到仗打完了，需要建立秩序了，发现没有礼仪，真是非常的不便。朝堂之上，群臣饮酒吃肉，相互争功，喝醉了大呼小叫，甚至拔剑击柱，令做了皇帝的刘邦非常不快。于是，刘邦集团中唯一的儒生叔孙通站了出来，告诉刘邦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刘邦由是命令叔孙通制订朝仪，叔孙通找来自己的弟子和一些鲁地的儒生，开始制订朝仪。听说叔孙通制礼，部分鲁地的儒生都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一来文献无征，二来时机未至。事实上，由于秦朝焚书坑儒的缘故，儒生们对于秦礼大多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但是叔孙通却没有理会这种迂腐的看法，在他看来，孔子是圣之时也，制礼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他恰是采用了儒生所不齿的秦礼，加以改造，制成了汉朝的朝礼。
在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的十月朔日，汉朝首次朝仪大典进行演练。天还没亮，长乐宫已经戒备森严，卫兵列队站好，各色旗帜排开，天一亮，群臣被依次引人殿门，赞礼者高叫“趋！”则大家弯着腰趋行而前，东向文，西向武，分两列在殿前站好。礼官安排好仪式，于是皇帝乘辇驾临，诸侯王、群臣以班次奉贺朝拜，礼毕，皇帝赐酒，酒过九行，赞礼者高叫：“罢酒！”整个仪式过程，群臣无不战战兢兢，不敢稍稍违仪，有动作不合式的，朝堂上虎视眈眈的御史立刻就将他们带走。朝礼罢，刘邦高兴地说，今日才尝到了做皇帝尊贵的滋味。
叔孙通制订的朝礼，后来又有所增删，东汉时增加了“百戏”，即今天所谓的杂耍和杂技，礼拜过后，君臣一起欣赏。某些特殊的人物，可以上殿不趋，还可以带着剑穿着鞋。大朝每年举行一次，一般在一年之始的元旦；次规模的朝会每月一次，每月朔日举行；小规模的常朝每天的天亮举行（不是每天都举行），属于朝廷议事的一种形式。
朝礼之外，祭神之礼也是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神首先是郊天和祭地，郊天即祭天，由于秦时祭祀地点在国都的南郊，因此得名。秦国由于地处偏远，受西方民族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的天帝不是商人的帝，也不是周朝的天。秦朝祭天的对象不是独一的，而分为白、青、黄、赤四帝。汉朝建立以后，不仅继承了秦之四帝，而且又加了一个黑帝，变成五帝。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开始向独一的天帝概念靠拢，期间受到方士的影响，创造了至上天帝“泰一”，后来逐渐变成郊天的主要对象，五帝概念消淡。祭地的对象主要是后土，从汉武帝开始，为了跟祭天相配，于是北郊祭地。此外，对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和大的山川河流都有祭祀。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很早就形成了一神独大的概念，但万物有灵的意识始终没有消除，所以，皇家的礼仪也要对此有所反映。
对祖先的祭祀，在夏、商、周三代都是最隆重的礼仪，但是由于春秋战国宗法制的破坏，原来附在宗法制上的等级的大小制度也被破坏了。汉初的宗庙，往往没有规矩，每个皇帝自己建自己的庙，而且杂乱无章，到了东汉，光武帝开始统一宗庙，规定只保留长安和洛阳两地的高祖庙，所有汉代皇帝，均附在两庙之中。然而，光武帝死后，汉明帝另为他起世祖庙，东汉的诸帝均附在世祖庙。汉代对祖先的祭祀分月祭、袷祭（3年一次的合祭）、稀祭（5年一次），这是正祭，此外还有按季节分的闲祭，即当月有什么收获，就让祖宗尝什么东西。
除了上述日常礼仪之外，秦汉时有一项重大的礼仪活动，那就是封禅。古人的地理知识比较缺乏，认为四境之内拔地而起的泰山最高，因而离天最近，所以，有重大事项需要祷告上天的时候，应该到泰山顶上。既然在泰山上祭天，那么就得在泰山的附近找个地方祭地，这个地点选在了泰山脚下的梁父山。在泰山上祭天日“封”，在梁父山祭地曰“禅”。所谓封禅，无非是皇帝炫耀自己的功绩，满足虚荣。秦汉封禅之礼非常烦琐，而且兴师动众前往泰山，一路上搅扰得沿途地方不堪应付。秦汉之际，实行过封禅大典的皇帝只有三个：秦始皇、汉武帝和东汉光武帝。其中汉武帝先后五次封禅，每次都两封两禅，极尽奢费之能事，以至于汉武帝之后，西汉后来的皇帝再也没有力量封禅。光武帝封禅一次以后，后面的皇帝也没有再行这种过于消耗国力的大典。
五、司法制度
汉朝之兴，是以反对秦之苛政，即消除严刑峻法为号召的，所谓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是，这种复原为原始状态的约法三章，显然只能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无法用它来实行常态的统治，所以，得了天下之后，秦法又逐渐地恢复了。由于西汉继承的基本上还是秦朝的官僚结构，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也一直到西汉末年才算确立，所以，至少在西汉时期，支配国家治理的依然是与秦朝一脉相承的酷吏，法律虽然较之秦朝酷刑有所减少，但依然相当烦苛，关键是严刑峻法的治理思路还在起作用。西汉的酷吏相当有名，以至于司马迁写史要特意为他们立传。酷吏实际上是廉吏，他们类似于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里的沙威，是严格忠实于官僚程序的官员，但执行法律的时候严酷无情，不肯稍假通融。然而，随着察举制度的推行，官僚政治儒学化，人仕途的儒生和文吏逐渐合流，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正统意识形态开始形成，并且渗入司法体系，酷吏逐渐被淘汰，而国家礼治的份额渐次增加，走上了礼法兼治、以礼为主的轨道。
1．司法过程
两汉承袭秦制，县政府负责属民的诉讼，郡县主官也是司法官。凡司法过程的发生，或由民间自行诉告（告状），或为官府纠举罪犯。县政府是基础的审判机关，凡是县里无法审断的案件，就送交郡政府，郡政府无法审决，则送交廷尉，如果廷尉也断不了，那么就交由皇帝决断（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见）。在一般情况下，廷尉在司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廷尉和他的府衙是王朝的最高司法机关。不仅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且决定着法律的走向。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沿袭秦朝旧习，民间触犯法律的事项由乡里政权人员送交县府，鼓励民间告发，实行连坐。但是，由于汉初人民稀少，朝廷以休养生息为基本国策，治理以不生事为宗旨，所以，逐渐乡里政权的“公举”不行，而乡里政权也渐渐变成了非政权性的乡里自治组织，结果诉讼就演变成以当事人告状为主的形式，所谓民不举，官不纠。官员审理案件，由于侦查手段的有限，不得不依赖口供，故刑讯逼供势不可免。而且，当时没有重大案件多级审判制度，只要地方官主官拿得准，就可以定案，甚至执行死刑，不需要由中央司法机关来最终审核。由于地方官主要的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捕盗往往要比审理民间案件更为重要，只要抓获盗贼，一般都按律定罪，甚至当场处决。可以说，在两汉时期，司法的目的还停留在治盗（包括各种犯罪）阶段，与现代的司法概念相去甚远。
一次，汉文帝出行，路过一座桥，有一人突然从桥下走出，惊了皇帝舆马，于是皇帝随从抓了这个人，送交廷尉张释之法办。张释之审理完之后，奏告文帝说，此人应该课以罚金。文帝大怒，说，此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此马性情柔和，若是换了其他的马，岂不伤了我！而你怎么能居然只判他交罚金！？张释之说：法是天下之公器，不能随便更改，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此人就该罚金，如果因冒犯了皇帝而加重，是不取信于民。当初你抓他的时候如果一刀杀了也就杀了，现在交给了我，就必须按法办事，廷尉是掌握天下法律平衡的，一旦倾斜，天下的司法就乱了，让老百姓如何措手足？
2．法律的演变
与秦律相比，尽管说汉律依然烦苛，但还是逐渐有减轻的趋向，特别是某些过于残酷的肉刑，比如刖刑（砍腿）、髌刑（去掉膝盖骨）等都废除了。而且，随着法网的疏漏，秦朝那种连坐制也逐渐废弛，乡村自治有了更多的礼治的意味。随着儒家伦理对司法过程的渗透，儒家经义开始渗入司法过程，以董仲舒“春秋折狱”为起点，儒家经义逐渐成为某种断案的根据。东汉的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都以经义解释法律，而且被朝廷所认可。两汉的法律对于伦理关系有更多的考虑，有意维护“三纲五常”的观念，维护父权的地位。对于血亲复仇保留了较多的宽容。
董仲舒春秋折狱事例之一：某甲的父亲与人发生争执，以至于相殴，对方拔剑相向，某甲抄起一根棍子帮父亲，不想一棍子打偏，反伤了自己的父亲。审理此案的官员想要按殴父定某甲的罪，但又拿不准，于是请教董仲舒，董说春秋之义，君子原心，赦而不诛，意思是说，判罪要讲究动机，某甲本意是要救父，不是殴父，殴父是无意之失，所以应该无罪释放。（《太平御览》卷640）
六、汉代的乡里结构
1．类政权的管理机构
乡里设置伍里编制，是秦朝实行社会军事化的产物，到了汉代，这种乡里结构显然是难以为继，但在伍里之上的乡和亭，却依然是汉代的基层单位。据专家考证，汉代的乡和亭属于一个等级的基层建制，亭一般设在城里和交通要冲，亭长负责接待来往官员和维护道路交通的治安。而乡则是农村基本的社会和行政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