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当我的政府把艾滋病看作一个安全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士嘲笑我这么做，现在他们再也不笑了。我们有这样一个敌人，使得那么多人死亡，使那么多国家受影响，这就是一个安全危机。布什总统和国务卿鲍威尔也进一步强调了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鲍威尔就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东西的破坏力像艾滋病这么严重，艾滋病也会削弱整个社会防卫的能力。据刚果政府预测，刚果军队20％的士兵都受到了影响，他们没有办法加入到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中，由于艾滋病无法招收到更多的士兵。我们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巴西所有艾滋病病人都有一些在当地生产的药品，根据福特基金会报告对一些治疗和预防性治疗，巴西可以每年节省几十亿美元的基金。住院的艾滋病人在过去5年下降了75％，死亡率下降50％。在过去4年里，其他的31个发展中国家也借鉴了巴西的治疗做法，在乌干达等国家也取得了成功。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人患有艾滋病的人数下降了，1995年和1996年死亡率下降了7％。这种疾病是百分之百可以预防的，我们有一些药品可以防止患病，防止人们把疾病传染给自己的孩子。同时我们还有一些预防这种疾病的药物。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大的疾病，我们需要采取各方面的措施，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国家计划，有充足的资金，有强有力的领导，同时还需要全球的努力。我们基于人类的共同愿望来携手努力，我们需要有很好的计划，同时有公共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项目和计划。可以分发一些药品，但是如果没有人教患者怎么样使用这些药物的话，就没有用，如果不监督使用药品的话也没有用。我们在中国还认识到，医生的培训还不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最近中国政府提出对农村地区的患病人口要进行免费治疗，这方面人员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印度，由于进行合作，他们的感染率到2020年能下降到2％，如果不进行这些合作，预计可能是4％。
在我离开白宫的时候，我决定要采取一些行动，对这个疾病作出努力。我在与曼德拉见面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见到了道格拉斯医生，我们共同商讨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一个机制，他们说这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要构建一种体系，使得我们获得一些药物和治疗。我们帮助卢旺达、莫桑比亚等建立这样的机制。有一些当时在白宫和我共同努力的人士，我们一起帮助非洲4个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构建了良好的机制，同时我们能够很好地把药品分发给感染者，和一些传染病病人，进行病毒的控制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认识到医学的问题是全球性的，现在有4200万感染了HIV病毒，很多人死亡了，但是只有富裕国家的30万感染者才能得到药品，在巴西有人得到了治疗，但是政府购买药品的，需要在当地生产。非洲只有5万人可以得到这种药品，但是当地有600万人受到了感染。现在药品的价格已经下降了，我们可以加速治疗。即使通用药物不是很贵的话，一年需要350多美元，这个价格很高，有些国家人均产值还不到一美元。所以我们要努力降低抗击艾滋病病毒的药品价格，我们需要有一些制药公司来想方设法降低价格，提高药品质量。
我们希望药品公司改变原来的策略，从多赚钱转变成大批量生产少赚钱，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有很多的志愿者和药品公司推出了这样的计划，其结果是对大家都有好处。上个月，有一些治疗方法的价格一年不到140美元，我们相信我们还会把这个价格进一步降低。我们要把这些药品提供给4个非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现在他们每天一个人只需要30美分就可以了，我们的目标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这些药品，包括怀孕妇女。我们正在谈判的一个合同条款就是希望使得我们和其他国家在购买药品的时候得到一些很好的条件，有些国家离我们的基金太远了，或者处于比较偏远的地方，无法得到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成本的下降，使得愿意买这些药品的人都可以买到，包括中国。不仅仅是降低成本，还要提高基金，一方面是药物的基金，另外是医疗设施的构建，一些地方不仅缺乏医生还缺乏基本的护理，有的地方能做检测的人都没有。
现在很多人说想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体系，疾病防治体系，但是不想提供药品，因为药品太贵了，现在不应该有这种借口，药品价格已经下降了，现在年轻人是无法得到检测的，他们就会把疾病传染给别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这种病毒。如果经过检测以后，他们知道了，可以治疗的话，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改变，对艾滋病带来的破坏就会减小。两年前，富裕国家的人每年可以花250亿美元帮助全球的疟疾、结核病、霍乱，去年300万人死于结核病，10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很多人都是HIV阳性患者。美国批准有200亿的资金来支持伊拉克政府的重建，我也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个决策，如果200亿我们花在构建更好的医疗基础的话，我们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长期的国家的安全状况。
我们现在有一个预防结核病、霍乱的基金，在全球都开展了活动，还有盖茨基金从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美国国会决定拨出20亿美元的资金来抗击艾滋病，希望这个努力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现在美英政府也决定在未来几年里出资几百万、上亿的资金来构建莫桑比克的一些很好的基础设施，我们的基金，并不是把这些钱自己拿在手里，我们希望这个钱是由捐助国来直接放到某一个所支持的国家里，帮助当地开展活动。我知道很多组织都在中国做了投资，我知道，何大一先生和他们的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在中国进行疫苗的测试。我们希望通过疫苗能够找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我知道，美国国家研究中心也在中国开展了一些活动，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需要赶快地采取行动。中国很好的规划，有长远的目光来制定长远的计划，你们现在要考虑到，在中国现在这方面的素质正在逐步上升，你们可以想像用一种可以支付的价格来扭转局面，如果忽视了艾滋病的影响就非常可怕，不仅对中国非常可怕，而且对于中国的很多合作伙伴都是非常可怕的结局，所以我们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决心。我给大家举例来说，全球基金有一个时间表，最近在泰国，我们希望能够对那些吸毒者进行干预，60％的境外吸毒者都有HIV阳性，我们推出了一个计划，我们也在当地有了一些资金，如果政府能够让境外吸毒者纳入到整个的项目当中来，而且让这些境外吸毒者在项目当中成为领导角色的话，我们就有希望成功。过去20年有证据表明，仍然有很多人还是感到担心，或者有一些宗教上的禁戒，他们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并且把这些当做一种借口。40％的国家仍然对艾滋病的病人有一种歧视性的立法。但是，光靠歧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解决问题，歧视会更严重，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敏感的情结。
乌干达之所以是非洲第一个扭转艾滋病发展趋势的国家，是因为当时总统夫人公开做了演讲。所有领导人都说这和吸毒，和性有关，不能公开讨论。总统夫人站出来，她说，你们不谈它，但是我更关心的是不能让我们的儿童继续死掉，你们想让儿童死亡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想让这些儿童死亡，我想救他们。总统夫人大声喊叫，呼吁这个问题，防止本国儿童死于艾滋病。尼日利亚总统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国家也在电视台做了一些宣传。有一个男人阻止他的妻子吸毒，不想让他们的孩子得艾滋病，他的妻子怀孕了，他的女儿出生以后没有艾滋病病毒。所以总统上台，在国家电视台，总统拥抱了这位妇女。就是这样一个片子，改变了人们的观点，说明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使得我们的战斗取得成功。这个小女孩的照片是挂在我白宫的办公室里的。没有哪一个父亲愿意失去亲人，他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妻子，我们要靠这种关心来引起我们的关注。我希望我能够对中国提供一些帮助，我希望把便宜的药品带到中国和整个亚洲来，我会尽全力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你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何大一教授就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还有更多的英雄，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纳入到战斗的队伍中来，这是完全可以防止、治疗、控制的问题。但是它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在14世纪曾经爆发的疾病使得欧洲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大家不知道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怎么扩散的，以及怎么治疗。现在我们没有这种借口了，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中国已经认识到在将来将有上百万的人会受此影响，我们要继续努力，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取得成功，我们一起来庆贺我们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