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萨默斯，1954年生于美国纽黑文，其父母均为经济学家，1975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学士学位，1982年28岁时，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1987年到1993年，萨默斯先生在哈佛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专业经济期刊上发表过100多篇论文。1984年至1990年期间，他一直是经济学季刊的编辑。1991年到1993年，萨默斯先生受聘于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的贷款委员会担任首席经济学家，1999年在克林顿政府任财政部第72届部长，2001年3月11日当选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8月1日正式上任。
谢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小悦教授对我的热情接待和友好介绍。首先，我感到非常高兴，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名毕业生能有幸来到中国的MIT一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非常杰出的毕业生朱镕基总理，在这里也许应该称他为朱院长，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MY[‘时就已经促成了我的这次回访。这两次访问中，我都很高兴地听到清华和剑桥这两所学校在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在你们的管理学院中，为面向市场的未来培养领导者。
中国走向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这场变革是独一无二的。但中国绝不是孤单的。在本世纪最后的20年，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各种强大的力量正在为21世纪创造一个崭新的全球经济：它掌握着改善全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机会，但同样面对着新的挑战和风险。
今天我很愿意在这里(向大家)描述这些全球趋势以及它们对中国的影响。我是作为一名经济方面的专家而不是政治家来发言的，作为一个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符合中美两国的长期利益的人发言。
新的全球经济背后的三种驱动力
许多因素促成了新的全球经济，其中有三种关键驱动力：
第一种驱动力是技术革命。最近，在一份美国杂志上，有一幅漫画。漫画描绘了一个人问他的孩子，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小男孩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要做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呢。这幅漫画恰当地描述了当今这个时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明及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把我们带进了后工业化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
脑力因素超过了体力因素——你知道多少比你能搬动多重的东西更重要。
创新因素超过了规模生产——产品的价值不再用重量和体积来衡量，而是取决于其技术含量。
信息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信息在多大的经济领域中被如何充分地利用，将决定一切。
第二种驱动力是市场力。这些技术的变革促成了第二种驱动力量。这就是政府中央控制力的削弱和市场力的彰显。
在很多通行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里，那些通过命令和指令管理的企业都在这10年间陷入了泥潭，需要改制。这绝非偶然。经济发展的成功要取决于适当的中央调控与对个人才智的激励相结合。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是必败无疑的。但是新的技术发展使得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产生了倾斜。
经济发展的优势越来越多地掌握在那些经济实力和机会更加分散化的国家，和那些更加重视个人技能和思想的国家。在个人经营和国家经济的不同层面上，灵活性与强有力的控制相比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对变化的反应能力比对变化的预测能力越来越重要。
第三个驱动力是全球的一体化。前两个驱动力作用在一起，便形成了第三个驱动力，而它也是新的全球经济最特别的一面。在新的全球经济中，货物、资本和信息在全球随意地流动到可以最有效地支持经济增长的地方。在当今的市场竞争中，怎样营造一个吸引资金的市场氛围比过去任何年代都重要。
如果历史书把过去的200年写成一个故事，我敢保证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就可以写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在新兴市场中，经济的高速增长绝对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我不得不承认，这一成就可以与工业革命媲美。对于业界，这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对于政府，这意味着10年的经济增长赶上了美国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对于人民，这意味着健康、营养、教育等生活质量都取得了20年前不敢想像的进展。
科技的重要性、市场力的彰显、全球一体化的需求和面对变化所必需的对灵活性的重视，将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这已经成为了法则。美国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将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鼓励创业和技术创新；营造相应的经济氛围；不断地调整市场，使得资本能够流向最有效利用它的领域；努力调整财政平衡向结余方向发展，减少政府债券的发放，这样私人投资就会更多地流向市场，而不是用于购买政府发放的债券。对于正迈向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我想上述法则也是适用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的成就确实是显著的。
1978年邓小平梦想中国的GDP能在2000年之前翻一番，再翻一番。这个里程碑，中国早在90年代初就已跨越了。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十一大贸易国。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2亿。而且，5岁以下夭折的儿童比20年前大大减少。
这些成就是通过下列有效的“处方”达到的：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深度挖掘中国的人力资源；对外国资本、管理、技术的开放。这些政策帮助中国很快地把已经失去的经济发展夺了回来。但是这些只能是弥补的措施，中国越来越必须面对经济增长的减缓。
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呼唤着有中国市场和实践特色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要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也需要重新建立一个可行的市场经济模型，但是这一模型也一定要符合当今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符合经济的法则、自然的法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进入新世纪时，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也是各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制度和体制；需要让市场力更自由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充分地释放全球经济一体化给人们和企业带来的好处。
播种新的中国经济的种子
就像江主席和朱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的那样，下一阶段中国转型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确立适当的政策、体制来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创造潜力。并且，这一体制将长期地、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创新和投资。
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这一体制需要囊括法律、税收领域，具有高透明度，承认财产和土地的私有，保护知识产权和个人资产权，拥有独立的执法机构，没有欺诈、保护投资者的证券市场以及确保资金有效配置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还意味着，要对科研教育机构投入，从而填补从好的想法到好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差距。这也正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培养人才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中国要意识到，单单对产品和服务开放市场是不够的，还要对好的思想开放市场。
正像有效的物流系统对20世纪大众市场经济下国家的发展非常关键那样，到了21世纪，思想的自由传播，将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成功发展的前提。
让市场力发挥作用
第二个主要的挑战，是把国家经济的发展从低效的国营企业的运营及其引起的国家财政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像其他转型经济一样，彻底改变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方式。只有当企业的运作面向严格预算约束，而不是期待政府无穷无尽的支持时，企业的经营才会最终走向成功。
中国政府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把对财政部门的改革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并开始了这个充满挑战的进程。近期，中国取得的可喜的成就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按大区重组，从而减少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务问题。
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
中国的改革是否已经强到足以抵抗进一步开放时来自外国竞争者的冲击了呢？这个问题最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激烈地争论着。事实上，考虑到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这个问题应该变成，如果不进一步开放市场，中国的改革是否还能真正成功。
那些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领导者们最宝贵的一点是，对全球经济开放市场，包括对资本、竞争和新的思想开放，可以强有力地支持中国的体制改革。事实上，如果不这样做，改革也不可能完全成功。在我昨天与朱总理的会面中，我们对中国加入wT0对双方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讨论。美国认为，与中国最佳的贸易合作框架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原则为基础的WTO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