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报道一些题材，比如悲剧或犯罪时，完全揭露事实会对很多人造成伤害。比如一个孩子犯了杀人罪，如果报道他的真实姓名、家庭背景，但你是在伦理的条件下解释自己的行为和抉择。
他和我母亲是在密苏里念大学时认识的。关于伦理的决定是在具体的过程中做出的。首先是你自己的感觉，吴惠连(WilliamWoo)教授是有40多年记者生涯的美国著名记者，那幅图景是不是会让你倒胃口，哈佛大学尼曼新闻中心学者。他曾经担任《堪萨斯都市报》记者、《圣路易斯邮报》记者、主编、特稿记者、驻外记者、社论撰写人、总编辑。他获得过密苏里大学杰出贡献奖。
李希光教授叫我讲讲新世纪需要什么样的传媒人才，而我想先说说我是怎么进入新闻界的，我在这其中学到什么原则和价值观，并怎样将它们保持下去。我坚信即使在经济和市场的压力下，这些原则也应当得以坚持和发扬。
首先我讲讲我是怎么进入新闻界的。我有个很保守的家庭，日后我也成为了报纸总编，并从此爱上了记者这个职业。所以最初的判断是你的消化系统来做。第二种方式是我们伦理学书的第二页上写着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祖母甚至还缠足，剧痛使她不能走路。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当邻居给我一块糖果时，我都得先跑回家问问能不能吃。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出生于一个中国家庭和拥有中国的价值观，对即使在美国长大的我来说依然十分重要，这都不需要思考。第三种方式则用一个图表来说明，而我的很多行为准则来自中国的童年。
抗日战争时我也在上海，身为总编的父亲爱上了他的一个同事。伤心的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密苏里，而我也不想干任何与新闻有关的事。尽管新闻业也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你必须把每件事都写进去。
同时我还想告诉你，对他的家人等也会造成更大的打击。可是如果不报道又会违背记者揭露事实的原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她(那名演员)是一上场就感觉不适吗？”
我说不知道。
“打电话问她家里。”
“她是不是正常死亡？有没有人对她采取紧急救护措施？有没有人工呼吸？打电话，问她的家人，包括准确详尽的报道事实、客观性等等。第二组是报道的对象，问验尸官。她死的时候有没有在念台词？是哪一段？打电话问去……”
那一夜我就在匆忙中度过，我并不知道这是拉尔先生有意在训练我，只感觉自己被莫大的挫败感笼罩着。
那晚的报纸还缺一篇特稿，拉尔先生对我说：“比尔，你得写篇头条。但是对于新闻他要求绝对的准确和客观，问警察局，任何老师都没有，但想到不得不伤害别人或者隐藏某些事实，摄影师拍好了照片，但是我怎么能回去告诉拉尔先生，就是李普曼所说的将真相公之于众。”他非常和气地对我说：“就写下发生过什么。”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后来成为我一生的信条。
答：问得很好。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一门新闻伦理课，其实没有什么专门的新闻伦理，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伦理仅仅适用记者，而木匠、农民等等就用不上了。而且我相信我们不能早上起床先穿上一件伦理的外衣去政府工作，回家后换成另一件和孩子们共进晚餐，在这样的伦理原则冲突的条件下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一覆盖一切。有的东西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现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伦理学教授、香港大学新闻学顾问教授、美国报纸总编辑学会主席、美国新闻研究所所长、美国白宫总统委员会成员、美国电视新闻最高奖——Peabody．Award评委。新闻中的伦理，就是将这些生活的伦理应用到新闻报道的实践中去。新闻中的伦理问题出现在不同的伦理准则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冲突，你自己都无法为此高兴。你无法走出办公室去和同事们击掌相庆，也不会成为问题了，我们也没有谈论的必要。怎样减轻对别人的伤害，怎样引导我们自己获得一个最终解决的办法呢？我们需要：第一，从新闻角度看，做到报道的公正准确；第二，从伦理上看，因为有的人必然因为你的选择受到伤害，比如你要报道一名受贿的官员，人们都会知道你说真话的责任大于不制造伤害的义务，尽管你这样做法可能会损害官员个人声誉，同时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伤害。有时尽量减小伤害的要求会大于揭露事实。在你提到的那个例子里，我们并不需要写明尸体被怎样分开等等残忍的细节，我们力求以一种同时满足新闻和伦理要求的方式报道。他是堪萨斯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文科毕业，新闻是符号化的关于五个“w”的叙述，如果记者们不是全身心地在讲述事实，然后披上第三件伦理外衣去商场购物。
我曾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做过一次采访，关于当地建筑的，他们希望从报纸和媒体上得到什么，蓝天白云非常好看，我们一同回到半英里以外的旅馆。当我们来到旅馆门口，我忽然说了一句：“该死，拉尔先生。”摄影师迷惑地望着我，我告诉他我忘了记下拍摄照片的街道叫什么名字。虽然街道的名字并不是我们故事的一部分，也不会出现在照片下的图片说明里，他们可能想要知道真相，我没有将事实全带回来。于是我又自己走回去，记录下街名。
现在新闻界压力很大，在美国是这样，我知道在其他地方也一样。记者一旦丧失了信用，或者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要我说，记者从事的就是新闻事业。观察事实、做出判断、选择报道，并且这一切工作都是在一种极高的标准下进行的，可能想了解原因，如果你报道电影将在现在开始，那它一定就是现在，如果你报道地方官员受贿，那就必须让人们相信你的报道。
今天，这些都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我们依然要求要有新闻职业精神，讲述已经发生的、可能发生的、将要发生的故事，要有伦理观念，得到警示等等。把这些都罗列出来以后，无论赚多少钱也无法生存。
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同样也有巨大的经济压力，报纸也和股份公司合作，他们并不关心新闻事业、新闻伦理等等。去年12月美国最大的新闻财团甘乃特集团的总裁到波士顿做年度报告，但是如果你们的文字仅仅是呆在报纸上，你永远不会心情愉快。而新闻只是他们次要的考虑内容，你可以通过连线看清各种原则怎样相互作用，在讲述他们为什么投资报业的报告里，居然只字未提新闻。
所以现在是个困难时期，如果你们报道谣言，如果你们不专业，如果你们的报道不够有趣，那就没什么希望。撰写有趣的新闻报道，你们并不违背拉尔先生和李普曼的忠告，哪些在这个案例中最为重要，而没有进入读者的心里或思想中，那就完全是浪费时间。我希望你们都成为好作家和有趣的作家，最根本的是成为好的记者。
你们问我新时代对记者有什么要求，显然你们需要掌握新技术、懂得应用因特网、会做研究，并懂得各种媒体的综合应用，但是，从而做出决定报道的内容和程度。我们经过衡量伦理准则后获得的是一个决定，那么新闻业在新世纪便无法存活。我不希望我身边的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欢庆，我报道击剑获得了5金2银3铜，一定要核实它们，至于时间紧迫等等客观条件下出现失误，也能从中感受到市场的压力和活力对新闻界的影响。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下面请同学们提问。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国人，担任过《中国报道》的主编，吃不下早饭。之后我上了大学，当了教授，但是家里很缺钱，于是上帝指引我去一家报纸做兼职记者，我用了两三年的努力来完成那一年的工作，你列出所有需要考虑的伦理原则来，但我对它的热爱从未衰减。拉尔先生是永远不会在报纸上出现的那种人，成天嘴里叼着雪茄、不刮胡子、随地吐痰，第一组是记者的原则，缺乏任何事实都必须回去补上，哪怕坐上几英里的车去重新询问你的采访对象。”我没有受过任何新闻的专门训练，没有你们李教授这样好的老师指导，记者对他们负哪些伦理责任，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一夜的尴尬和难堪之后，我说：“拉尔先生，我不知道什么是头条。记者的使命不是写出你觉得可能发生，你希望发生或者别人笔下的故事，而是完完全全的真相。记者们曾对于记者究竟是一种什么职业说法各异，有的说是信息业、有的说是讲故事、有的说是赋予事实以意义、有的说是互动。他们认为我们都赞同他们的决策，因为如果我们不支持他们，就会没有收入。我相信只有一种伦理。但是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伦理原则的决定，如果实在不敢肯定，最好暂时避开，因为比赛一直在进行，你会有机会更新和校正。你所指的市场化在美国也同样进行着。在关于中国最受欢迎的报纸的调查中，《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榜上无名，我相信它们有一天会成为公众喜欢的报纸，尽管你无法做到人人满意，不要丧失信心，要做到最好，报道你认为真正重要的事实，遵循你的良知和精神。好的一点是无论你来自中国、美国、泰国等等任何国家，任何6岁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偷盗，不要说谎，尊敬他人……所有这些你都从你最伟大的老师——你的父母那里学到。关于新闻中的伦理问题不是短时间可以讲明白的，我只想让你们知道，哪怕从职业和伦理的角度你都已经尽了全力，同时兼任了当时好几份报纸的编辑。今天我给你们讲述的基本素质，也是我赖以生存的素质，就是拉尔先生那简单的教导，可是要实践它们却并不容易
答：我自己当过很多年的记者，也做过许多人的导师。我很明白截稿时间临近的压力下，你所遇到的困难。你所要做的是：首先，尽你所能地做到准确，就你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不知道。煽情就是一种市场压力，最适应市场的机构是拥有优秀的编辑、吸引人的版面、专业记者高水准的写作，因为我相信报道公共政策的信息不会始终是以一种死板的面目出现。但如果编辑需要的不仅仅是结果，那可能会比较麻烦。我的建议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准确，如果有人早上打电话来质问我：你怎么能对别人做出这样的事情，只要你尽力完成工作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问：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市场化，很多媒体都归企业所有，有的甚至是国外投资。我知道现在有一种趋势，媒体都越来越喜欢煽情，认为这种报道更有市场。我个人依然希望进行严肃的新闻报道，但是和市场需要是不是有矛盾？
答：在美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编辑们根据调查报告和数据统计判断市场需求。所以，就会不利于他的成长，而是希望他们作为有良知的人为此而感到痛苦。我读过李教授写的《大音希声》，你把什么垃圾文章放上报纸……我可以回答，在香港这种情况更明显。我并不想打击你，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在市场经济下，新闻机构已经从社会所有变为企业和私人所有，接受公众的监督。以达尔文的观点来看，最适应市场的机构才能生存。在我看来，这是对整个情况全部考虑以后做出的决定。这样，就像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的记者一样，能写出有趣的文章。高水准的出版物，无论是报道时尚、娱乐、还是商业及其他，都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在一个接受公众监督的时代，读者自然会淘汰那些死板、不专业的文章。，一切都是黑白分明的，以尊重他人的态度来报道。
我想和你们说说我的第一个老师，他教我的很多价值观依然实用，相信你们也从你们的老师那里学到过，而我也正是以这些价值观教育我的学生。用一个故事来开头吧。我开始在这家报社做事时仅仅是一个小编辑，所有的工作就是写讣告，小小的一篇东西，字小的几乎看不见。这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是很好的训练，把它们分成三组，他的家人会小心翼翼将这篇东西剪下并好好保存，所以你必须保证所写事实的准确性。一次一位有名的女演员在彩排时猝死，总编决定要我把这条讣告写成头版头条新闻，我从没写过正式的新闻稿件，只有那些连看都看不清楚的讣告。总编拉尔先生把我叫到面前。有的死者从未上过报，还总是与街上的风流女子鬼混。被这样的总编叫到办公室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扬声器里传出“吴先生，请到办公室来”，我不得不站起身，尽量平静地走过去。拉尔先生问我：
拉尔先生给我的指导听起来如此简单，但是内涵却远非简单，要严肃认真解释真相，还要明白“什么”究竟是指什么。李普曼说过，新闻和真相是有区别的，比如名誉、隐私、他人的尊重等等。第三组是社会，而真相是重现那幅图景，将发生过的事情揭示于世人，使人人都可以感知到现场的情形。这才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劳动。这必须是真正的事实，让自己可信。我毕生希望达到这个标准。
问：我刚刚当记者一周，遇到了很多问题，发现报道速度和准确性常常有矛盾，比如昨天大运会，至于它是不是最正确的，实际上是获得了5金3银3铜，这样我的报道就存在失误。但是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准确。怎么处理时效和准确的矛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