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为四维之首，也是蒋介石最在乎的一种德行。在他看来，“这礼义廉耻四字，古人安排的前后次序，不是随便的，其所以要讲礼，就是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礼节，决不会有义气，没有义气的人，更不会有廉耻。”而且“‘礼义廉耻’的四维，是以礼为首要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也是以‘礼’为中心”。“礼”是什么？蒋介石有一番洋洋洒洒的论述：
照我的见解，所谓“礼”其实就是“信”，“信”包含“诚实-准确-信义”诸义。先讲“诚”字，古人真心诚意，首先要做检察身、心的功夫，所谓居敬存诚，实际只是一件事。而居敬的功夫，始于个人生活以及动止仪容，不论群居独处，必使一切皆合于礼，礼主于敬，由敬而至于诚，然后方见得金石为开的至诚。守礼的人，必定是俯仰无愧，诚笃不欺。这是从个人修省方面讲，再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切伦理制度来说； 所谓“礼仪”“礼节”和“礼法”，实行时必须有‘诚实’的心思。准确的仪式和丝毫不能苟且的节度。所以我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因此我们亦可洗礼是共守的轨范，也是信义的基础。世界上断没有重礼的人而不信于朋友或不重视其然诺的。所以讲“礼”的人一定有“信义”，有“信义”的人一定能守礼。
这一通穿凿附会的强拉硬扯，实在让人们如坠入十里雾中，不知道“礼”到底变成了什么，然而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蒋介石这种随心所欲的论理作风，只要硬着头皮，按蒋某人不是道理的道理，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点关于“礼”的含义的线索。
其一，“礼”包含有“处事接物一切合理的态度与规矩”的意思，所谓礼节是也；其二，礼必有礼的形式，礼的仪程，所谓礼仪是也；其三，礼意味着社会的秩序，等级差序的和谐，即礼法是也。用蒋介石的比喻就是，士兵见了官长要敬礼，这属于态度和规矩，敬礼的标准和程式，属于礼的形式，敬礼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军队上下秩序的稳定。“社会、国家无礼，便要成为无秩序，无组织的腐败社会和纷乱的国家。”所以“对一切礼仪节度，必须妥慎小心，不可稍有紊乱疏忽”。要以所谓“金石为开的至诚”精神贯穿“礼”的始终，“做到无论饮食起居，言语举止，无时无地不是有规矩、守秩序，每天十十四小时的生活，无不在礼中。如果我们有一时一刻不小守礼，家庭、学校、军队，乃至社会，国家就要乱起来。”如果不小心睡觉做了个荒唐梦，或者蹬翻了被子，行违“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无不在礼中”的教诲，那也真说不定“家庭、学校、军队、乃至社会国家”会乱将起来。
“礼”可算作蒋介石道德库中的第一宝，“何者为礼，敬恭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和气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上，克敦伦纪。”只要礼行天下，包管万事如意。
“义”足什么？蒋介石先说：“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后来又说：“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也曾说：“‘礼义廉耻’的‘义’，就址‘智仁勇’的‘仁’”。这三者恰好显示出蒋介石“义”的界说的三个层面。其一，“古人说：‘义者，宜也，行而宜之谓义’”有宜的行为就是义。其二，什么叫有宜的行为呢？就是所谓“舍己利他”和“献身为公”的行为。其三，利他献身的动机来源于“仁”，“群体是靠互助来维系的。互助的行为就是“义”，而互助的动机则是发乎“仁”。世上通行的名词所谓义勇、义侠和义务，无不是指牺牲自己以利他，而利他之心是由仁发生的。在一片“利他”“为公”“献身”“牺牲”的高尚润藻中，我们不要忘了“义”这种德目所附丽的伦理骨架，在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伦理结构中，“义”既不可能是下层民众热衷的信义，也不可能是江湖之徒崇尚的侠义，只能是所谓的“君臣大义”。蒋介石要人们所“利”的“他”和为之牺牲的“公”，只能是他自己和他的集团。
“廉”是蒋介石认为最不容易解释的一种德目。按他的意思，“廉”的主要含义不是廉洁和清廉，而是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智”。他认为：“‘廉’字在我国文字上，最初的用法是‘堂廉’的廉字，其意义为‘侧隅’，我们更常常看到有‘砥砺廉隅’的一句话，这里所说的‘廉’，最初是指堂之侧边，引伸起来便是‘棱角’，作动词用便是‘明察’，后来的用法，则包括棱角分明，界限清晰，公私厘然，邪正有别诸种意思。”这一连串的字义考据，引出的结论就是：“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辨别什么？辨邪：辨是作，合乎礼义者为是，反乎礼义者为非。
文字是表征人类文明的符号，随着文明的进化，符号也随之流动，一词一字总要有旧义死去新义再生，这是文字学起码的常识。蒋介石放着明明白白的今义不用，非要咬文嚼字去卖弄学问，自然是他老先生嗜痂有瘾，好古成癖，确也说明他所提倡的“廉”，并不住于为政与为人的清廉，而是要人们具有所谓的明辨之智，以免认错了效忠对象，进而“辨别是非，力排谬说”，抵制共产主义和一切不合蒋介石胃口的“谬说”。
最后，“耻”是什么？蒋介石认为这个德目的意思格外明白：“‘耻’就是‘勇’，古人说：“知耻近乎勇，因为有耻的人一定有‘耻不若人’的觉悟，一定有刻苦奋斗的勇气，一定有牺牲敢死的决心！”所以说，强调“耻”，知耻，就是要人们为他和他的集团卖命；“耻不若人”地争先向前，剿灭共产主义和一切异己势力，凡是被红军俘虏生还的人，尽属于不知耻之列，统统要飨以毛瑟，“耻”变成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催命符。
对“礼义廉耻”的提侣，是蒋介石刻意对付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教化与“救时”药方。经过庐山训练的有组织灌输“新生活”运动的鼓噪，一时甚嚣尘上。然而，这么发霉的陈方古药治不了他的病入膏肓之躯，过份的道德鼓吹与鼓吹者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巨大反差，反而导致与倡导者初衷相反的效果。
3、气节论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一种普适性的道德圭臬。那么气节则是针对军人尤其是将领的道德要求。
蒋介石对气节的强调与四维差不多，他认为：“军人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有气节，没有气节的人，就不是人，而是禽兽！”当然，没有气节就意味着“变节”投向他人，这对于军事集团来说，确是致命之伤，无怪乎蒋老先生一张口就大骂“禽兽”，“因为气节之重要如此，所以古人头可断，骨可碎，而此志不可夺；所以胡文忠讲：‘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即将领以气节为主，而以志向来率领一切行动，这些道理，不仅各官长要知道，就是一般士兵也要知道。”
气节之气为忠义之气，蒋介石一再宣扬：他的力量，“并不系于武器的多少，而在乎精神的强弱，人格的高低；在乎我们有没有一股忠义之气，能够同生共死！”对于部下来说．发扬忠义之气就是要与上司共生死，而他蒋介石当年上永丰舰就是为了与领袖同死，而“激扬忠义，发扬正气”，因为“要晓得上官一分的耻辱，就是我们部下十分的耻辱；上官一分的危难，就是我们部下十分的责任！”所以他蒋介石才“觉得领袖统帅蒙难被困，是我部下最大的耻辱，如果我们是有良心的血性的部下，至少要都与领袖上官去同生死。”由此观之，蒋介石所谓的忠义之气，实际上是传统封建道德“主危臣死”说教和封建帮会“同生共死”义气的混合，前者为臣属的单向责任感，后者为大致对等的道义交换，两者的畸形结合，反映了蒋介石自身素质的复杂性。
与忠义之气相应，蒋介石的“节”也是忠贞之节，知耻之节，他非常推崇朱熹的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凡是跟了他的人，都要以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精神，严守节操。在他看来，胡林翼所谓“吾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止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之语，成为军人唯一之宝鉴。守节，第一要附“得”其人，就要跟对丁人，言外之意就是大家都跟着他蒋介石；第二要坚定不移，不得中道换主人；第三，打起仗来要不成功便成仁，“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蒋介石之所以卖力地鼓吹气节，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的军队士气之低，叛降之众，尤其是在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战时，雪崩式的“变节”常常使其穷于招架。尽管蒋介石的集团既有“主义”又有党，但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军队依旧弥散着“苟安偷生，得饷谋生”的习气，比其他军阀也好不了多少，这种军阀先天的痼疾，救助于“气节”自然也难以奏效。
Ⅴ 蒋介石的维系哲学观
政治哲学理论，是蒋介石维系意识的理论根基，蒋介石对他的部下曾说过：“你们如果要革命，无论遇到什么危险、失败、困难、疑怨、毁谤的时候，要都不致于动摇的话，那就要确定你们革命的人生观，而要确定革命的人生观，就先要有革命哲学来做基础，有革命哲学的基础，才能心意安定，临难不苟，至死不变的来革命，如果革命党员没有哲学的基础，遇到危险困难失败或疑谤从集的时候，你就会随时可以灰心，随时变节，甚至朝秦暮楚，随时可以使得革命的人格堕落，所以我们不怕革命失败，也不怕环境险恶，只怕自己把握不住，凡把握不住的人，就是没有哲学基础做我们思想和信仰的中心的缘故”。如果我们恰如其份地把上述言论中的“革命”理解为“跟着蒋介石干”，那么可以说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什么叫维系哲学，维系哲学理论的用途、目的。这种哲学是一种使人能自我把握得住，进而让蒋介石也把握得住的意识根底。
1、心意论
几乎所有稍通文墨的军阀都对王守仁的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冯玉祥如此，吴佩孚如此，阎锡山如此，接至连不知哲学为何物的刘湘也会摆几本《王文成公全书》装样。当然其中不乏附庸风雅的装懂者，然而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军阀的哲学观，都或多少地有王学（或称刚明学）的影子。蒋介石也是一个阳明学的热心者，据他自己讲，他十八岁时，最爱读的三本书中就有王守仁的《传习录》。
蒋介石最得王学心传的是他的“心意哲学观”。这是一种讨论人的形神关系的基本限制在人的世界的体用哲学观点。
首先，蒋介石把人的世界分为精神与物质两大块，前者包括人的思维能力，建构认知框架的能力，甚至于人之所以为活物的生理机能，他认为人之所以能认识事物，感知世界，采取行动，完全由人的精神世界所决定。人的物质世界完全是受精神世界支配的被动体，他认为：“一个人生在宇宙之间，自然有一种向上的，为他的活动。这活动是起于心意，而著于事物，一天二十四点钟，我们的心意没有一时一刻不与事物接触，我们要认识事物，就不能离开心意——就是精神。一个人离开了心意，没有精神，便成了一个死的躯壳，一个人成了一个死的躯壳，那还有什么作用，更说不上有什么革命。所以一个人有心意就有活动，而活动必须要是向上的为他的活动，从这向上的为他的活动，造成一种事业，就完成了一个人。”蒋介石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人的精神世界事实上与物质世界是不可分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的精神能力，本身就是物质的产物，人的思维功能和认识功能也是在内部与外部物质世界的参予下实现的。精神世界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其物体载体——形骸器官的完好与损坏（死亡），而不是相反。蒋介石在这里制造的是一种精神决定论，这种理论至少在人的世界里承认精神是第一位的，是这个世界的本体。
其次，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在精神世界诸因素中，意志是决定性的。这里，他将意志说成是“意会”，实际上是指行为动机，也就是人的行为意志。他认为：“如果离开了意念，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心理起一个叛变念头，就立刻可成为反革命。又如我们晓得，革命一定要照建国大纲所定的原则去做，但是为了权利一念的蔽惑，或为投机取巧之计，来迎合一般反动派的心理，放弃总理所定的原则， 只争个人权利，不管党国存亡与革命的成败，这就是由心意便牵累到事物。”照这种说法，人的感知、情绪、思维推理诸因素都受人的行为动机所支配，甚至为人的理性功能所认可的行为，只要一念忽动，就可以完全推翻，人完全为非理性的意志所左右。
其实人采取某种行为的动机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成人来说，它既可为人的认知结构、价值体系所决定，也可能为某些瞬时性的外界刺激所激发，甚至可能是人的意识所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冲动所导致。然而对于人的重大和长期性行为而言，其行动意志是受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因素制约的，感性领域的意志，并不可能脱离人的理性功能。蒋介石所谓“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兴，一念之诚，则必能贯彻始终，”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偶发性的冲动，在所谓“善行”方面，既不可能持久，当然更不能有什么大的效果。
其三，蒋介石认为意志的源泉在于人的良知和私欲，良知发出的意志，则表现为善，私欲发出的意志，则表现为恶。他认为：“承认精神的存在，便承认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但每个人的“良知”又都被私欲包围着，要使良知发扬出来，就非得“革心”不可，“革命要从自己的心理，自己的精神革起来”，只要将一切私欲革除干净，所有行为动机自然都出自于良知，而良知又意味着蕴含四维和五常八德的天理，“只要我们自己一旦闻道，觉悟过来，就可以反身则诚，将这个天理发挥出来，将一切固有的德性实践起来，就可以恢复我们的灵魂，”自然不会“只争个人权利”，不听蒋介石的招呼；自然不会“迎合一般反动派的心理”对蒋某人不利；更不会“起一个叛变的念头”而成为“反革命”。
其四，由良知所发的意志，不仅是一切“向上行为”的本源，而且是世界万事万物得以存在的本源，这意志就叫做“诚”，一种持久性的行为动机。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决心，“决心是什么呢？就是择善固执，就是古语所说的‘诚’”。而“有了诚，就只知道有公，不知道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的去行仁，不知道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地去做，做到成功为止。”一句话“力行，就是诚之表现，”这里，意志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一旦沾惹上了它，就会象服了什么药物和患了什么病症一般为它所左右，不能自己。
为什么作为良知发出的意志竟会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因为这种意志乃是宇宙法则，天下至理，“诚者，天道也。”所以“唯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唯有诚乃能创造、能奋斗，能牺牲。”“诚”不仅能决定人的世界的一切，而且能决定宇宙的一切，因人的心就等同于宇宙世界，而人心又由意志来主宰。“一切事物，都要靠我们心坎中的一个‘诚’字，然后事物才能发生，才能成功；否则必至一切属空虚，万物化为乌有。”大至天体运行，小如蜉蜉游生，如果“善”的意志不存，则尽属子虚乌有，至此蒋介石比王阳明走得更远，从心的本体跃进到意的本体，人的世界取代了物的世界。虽然在其中可以多少窥出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痕迹，而更多的是接近迷信、接近神学，从他所谓“善”的意志笼盖一切、决定一切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自我意志的无限膨胀。
2、力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