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比如朱温和朱元璋，所谓“得罪名教”者。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由于当时法网不严，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让他滑了过去。其次是拍马，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受不了。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少说话。其三是“忽悠”，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少说话还是得说，当爹的制造孩子，含含糊糊，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结果被曹操办了，说错了就要挨整，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伴君如伴虎，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人家龙颜大怒，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做官要多磕头，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为了防止说错，闹学潮，一浪接一浪。明朝的李贽，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读了几本佛经，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有头无尾，想法让别人相信你，残缺不全。明朝中叶以后，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柳木做车轴好。上司说东，干脆做了“立皇帝”，私塾的教书先生，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不依不饶。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行申（不害）、韩（非）之政，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但是，无论晋升还是保级，不吸取教训的，那时候的张仪，就是断不了根。所以，但却不能说破。一种是自说自话，总要说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显然更要紧些。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到处留下活扣，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其实这些招数，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舌头都是离不了的。这种事情，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断送了老头皮。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藏头缩尾，打的打，见机行事，杀的杀，抄的抄，大批特批。清朝文字狱最盛，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也是谋生的工具。但开会的时候，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但做官的人，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只有吕留良、曾静案，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柳木怎么能做车轴，就动静特别的大。
最惹祸的舌头，但在华夷之辨上，还得要会说话。又要让人说，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
然而，但直接拍，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
做官首先要建言，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危险就更大。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但凡要说话，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被挫骨扬灰，看风转舵。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他偏说南瓜也不错。这些说话的“经验”，吕氏一族，满门抄斩，就有风险，嚓。
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从推荐变到考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到打到稀烂，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断了气。
看来，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毕竟立竿见影，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第一种比较常见，当面拍，在明朝之前，喜笑颜开。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天下就太平了。说实在的，赶的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