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理性人之间存在着完全以利害为归依的文化，没有其他的“杂念”，而且可以用彼此通晓的话语谈判。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这样纯粹的理性人和理性文化条件是不存在的。真实的合作发生，应该伴随更为复杂的文化条件。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一方面是愤激之词，一方面也是从民族国家角度讲的。其实就社区范围而言，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是很能合作的，甚至可以说，合作是他们大多数人生存的必要形式。在生产层次上，不要说水利灌溉、房舍的修建，就是一般日常的活动，也经常渗透着合作，比如耕作、收获时的劳力和畜力的互换，看青的协作等等。在生活层次上，合作的几率就更高，别的不说，就说乡间的社火戏乐，拜神祭祀，没有高等级的合作与组织，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许多乡间的民间组织，从宗族到乡社，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乡间合作共同体。
毋庸置疑，传统时代农民的合作，是建立在儒家所谓的“亲亲”的理念之上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按亲缘和地缘规定的亲近程度，规避危害，决定合作的深度。亲近程度高的人，合作的可能性高，反之亦然。显然，对于这种合作的发生，传统时代盛行的儒家伦理和礼仪仪式，构成了相应的文化氛围，诚信建立在彼此“一家人”的前提上，又得到仪式的强化。在这种条件下，沟通自是最便捷的，因为不存在任何话语方面的障碍。尽管如此，合作还是存在规模和农民个体状况上的差异。因为即使在熟人社会“自家人”的范围之内，每个人及其家族的受信任度也是不同的，客观地说是分梯度的，信誉好、能力强的人，发生合作的几率肯定会高一些，反之，则不容易寻求合作者。数个家户之间的小规模合作，实现较易，农户自己就可以操作，而比较大规模的合作，则需精英的参与。一般来说，精英不仅威望高，具有可信性，一是利害，而且拥有话语的解释权，所谓知书达礼（理），可以熟练地运用令农民信服的语言来说服他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天然的谈判能力。在一般情况下，只要精英出头，群起响应是必然了的，即使那些本不情愿参与合作的人，也会迫于群体的压力，选择从众。晚清时节，信仰基督教的教民，有不拜偶像的借口，按教会的规定，是不许参加村民的戏乐活动的，所以也无须交纳这些活动分摊的费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除非有教会的强力干预，一般的教民还是选择参加活动并交纳戏份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信任的起码氛围，需要谈判，有合适的沟通话语。
在传统时代，超越熟人圈的合作可不可以进行？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姑且不论那些逸出村社结构的流民，可以在自己互助团体的帮规和信仰下，自如地运用独特的话语形式（暗语、手势）合作和沟通（比如天地会、洪帮之类），就是一般的正常农民，也完全可以进行跨地域的合作。但是前提是必须存在精英的介入。中国南北都存在因信仰某个神灵而发起的香会。这些香会有的规模能够跨县甚至跨省，减少损失。有条件才能实现合作，每逢神诞日，香会就会一致行动，到神山去上香、做善事功德，其行动之和谐，步调之一致，组织之完备，有如军队行军打仗。这里，统一的信仰和熟悉的话语，肯定是一种合作强有力的背景。了解仪式规矩，而且富有组织能力和威信的专门化的精英，对合作往往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事实上，没有这些人的穿针引线，居中调节，香会是不可能活动起来的。
除了信仰活动，其他场合也可以有跨越熟人圈的合作。如山西某些水渠的灌区，曾经出现过渠甲制形式的灌溉合作。在这些地区，水渠灌溉是农业的生命线。但一条水渠，往往是跨越多个村庄的，而且必有上游下游之分。当枯水的时节，如果上下游不能通力合作的话，不可避免要出现纠纷和冲突，在恶化的时候往往会让大家都用不成水，甚至闹出人命。渠甲制就是灌区村庄以上层次的合作机制，降低成本，渠甲机构负责灌区的灌溉安排，既有详细的灌溉规则，又有特殊的灌溉仪式。渠甲体制，通过每年的开闸仪式强化合作意识，通过规则协调灌区的行动，常设的渠甲机构经常调解各村庄的灌溉纠纷。有关的地方志告诉我们，渠甲的建立是各村的乡绅出面合作的结果，先有乡绅之间的协调联合，而后有各村村民之间的合作。
如果存在特别迫切的利害压力，村际合作的发生要更容易一些。南方的土客籍械斗，经常会出现跨地区的同籍联盟。刘平先生的著作《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告诉我们，在清朝的晚期，广东曾经发生过波及全省的土客大械斗，死伤累万，土客双方都结成跨县的大规模战斗团体，同进共退。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农村的传统文化氛围已经开始消解，但在战乱期间，无论是民国时的军阀混战，还是抗日战争初的拉锯时期，华北地区普遍地出现村庄联合自卫的联庄会组织。这样的大规模联合，其出面组织者，二是条件。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之间的合作是要通过多次博弈才能实现的。有利害才有合作的动机，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乡绅和少量的其他精英。跨越熟人圈的合作，农民的彼此信任是通过对各种小区域精英的信任实现的。也就是说，在有非常迫切的合作压力的情况下，农民因为对自己熟悉的精英放心，然后通过自己的精英，再建立跟其他村庄产生信任关系。尽管如此，相同的区域性文化背景，彼此熟悉的沟通话语，仍然是村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土客各自能结成联盟，前提是因为“同气同声”。北方的联庄会也是如此，一般同一个小文化区的人才会结盟。1920年代左右北方数省为反抗军阀而兴起的红枪会运动，往往形成跨县联盟。其间，大体一致的喝符念咒的“红学”，是共同的“话语”。只有有反抗军阀的共同需要，而没有这种共同话语，红枪会也是闹不起来的。
传统时代的农民，对于合作往往过于依赖彼此的诚信。但是，这种依赖往往会导向它的反面，一旦受骗，就会激烈反弹，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没有走出村庄的农民，谈合作必须考虑两个问题，基本上是小农经济格局，即使是所谓的地主也就是大一点的小农。在经济生活中，他们是经不起风浪，输不起的经济个体。一旦因合作而受骗，往往会因此而沉入深渊。比如几户农民合伙做生意，一旦出现其中一个卷款逃跑的事情，往往导致其他人的家破人亡，因为他们的本钱很可能是借的高利贷。事实上，虽然古代的农村社会也有契约，但农民的合作却往往不通过法律和契约形式加以规范。而民商法大体阙如的王朝政府，也不热心通过法律的调解来处理合作纠纷。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农民一般也不太担心不讲诚信的行为。因为只要还想在自己所属的社区生活下去，几乎没有多少人会敢冒这种“大不韪”，那样做不仅意味着没有面子，而且等于被社区遗弃，道德压力会直接转化为情感和经济的制裁。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过程。虽然农民的意识观念未必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起进化，但不意味着他们以往的文化传统没有受到破坏。以晚清最后几年的废科举为契机，私塾教育的大面积衰落，预示着农民赖以调解人际关系，维持生活秩序的文化网络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人们通过合作以趋利避害，日常生活层面的合作变得困难，加剧了农民的困境，而利用边缘文化要素（比如喝符念咒）或者外来文化因素组织非常态的反抗倒容易了许多。当农民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运动的折腾，再一次被拖入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中的时候，多数人真正进入了“无文”的境地。但即使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依然存在相应的文化条件。以往信赖的东西，经过反复翻烙饼，早就失去了神圣。旧传统早已湮没，而革命形成的新传统也逐渐被抛弃。老精英被打翻在地，不可能再起，而新的革命精英在更新的变化面前，逐渐丧失着原本就不稳固的优势，变得不那么精英，农民于再次进入传统家户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同时，被抛入一个文化的真空。恰在这时，原来集体化状态下无需考虑的合作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合作的条件却不存在了。在传统小农和合作化时代都不成问题的水利灌溉，现在成了难以处理的大难题。为了避免搭便车，农民宁肯选择放弃。正常的博弈无法完成，事情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既没有受人爱戴的精英，也没有可供谈判的话语。整个的环境气氛只是在刺激相互的不信任。为了迅速地发财，农民可以轻而易举地浪费原本跟生命一样宝贵的信用资源，动辄“杀熟”以换取并不值得的好处。背信弃义有时不仅不会受到道义的谴责和经济的制裁，增加收益，反而可以因此获得额外的利益。严酷的现实总是刺激着农民的神经，激化了他们的戒备和猜忌心。农民所处的文化环境变了，话语也丧失了，但他们的文化心理却基本上还是旧的，只是走向了对诚信过分依赖的反面，变得非常的难以合作，甚至无谓地担心别人的算计，担心自己会吃亏，不肯为将来的利益让哪怕一点点的步。因为原来让他们相信的东西全都靠不住了。
在转型时期，不仅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而且值得信赖的精英也不存在了，可供谈判的话语也没有了。旧传统和新传统一起离开了他们，更新的东西离他们还很远。更为扎眼的问题是，虽然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但跟旧基础相配套的文化心理却还在他们身上留存着，只不过以跟传统时代相反的面貌表现出来。这种心理和表现，使他们显得很不能适应时代的“进步”。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生存的空间，正在起变化，走向衰败和消亡。他们被卷入变化，却不能理解变化。新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也许是农民变成市民和公民之后的事情，但是无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