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转型，按一般人的说法，都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改革前的中国，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激进主义的产物。这种激进主义的现代化操作，特点之一就是对社会的彻底改造。经过几十年，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民间原有的精英，损失殆尽。先前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基于社会活动的乡社组织，还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宗教和类宗教团体，大体上被铲平。剩下的宗教团体，也基本跟社会脱离了原来意义上的联系。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传统社会，或者说臣民社会，国家能做到如此的强有力的社会扫荡。就中国而言，即便是在比较专制的明清两代，依然会允许乡绅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借助乡绅导向的乡村自治实行治理，自然也就允许乡村的部分自治。然而，在改革前的中国，所有来自民间的精英，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原来的乡绅，乡社领袖，宗族的族长，各种互助团体的首领，各种民间宗教的骨干，无一幸免，悉数遭到镇压或者整肃。甚至任何有民望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所谓的污点，也可能被视为未来的威胁，遭到预防性的处理。如果不能收服的话，也要加以打压，务必使之无害而后已。新社会对人的改造，还体现在对人思想意识，特别是对原有的人际关系的改造上。不仅每个人经过有系统的思想灌输，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虐式灵魂折磨，而且传统的伦理结构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在政治运动中，主导者往往有意鼓励一个家庭成员内部的相互揭发和斗争。不仅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家庭深处都爆发革命。经过如此深度和广度改造的社会，只能是蚁民社会。
无论我们乐于承认与否，中国目前的转型，实际上是在蚁民社会起点的转型，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中，有国家无社会的状况在向社会重建过程的转型。这个过程，显然与我们经常提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很不一样。一方面，在开放过程中，各种西方最时髦的理念，最现代的社会组织，比如各种环保、女权团体等等都在中国浮出水面，各种名目的国际和本土的NGO随处可见，至少在名目上，西方发达国家有的，我们都有。另一方面，属于臣民社会的社会组织，比如宗族和部分的民间宗教，也在复兴，传统的儒家伦理，也在以国学的名义被提倡。
这是一个新旧杂陈，三个层次的因素交汇的时代。
毋庸置疑，在如此前提下的转型，精英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设想，能有什么奇特的办法，使全体人民一夜之间都变成具有自觉意识的公民。公民的生成，只能依靠社会基础层面的社区自治，社会活动和社会运动，通过这些群体活动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逐渐演练，在演练中学习。灌输和教育，事实上仅仅能起到辅助的作用。而这些自治和活动，都离不开精英。没有精英，不仅任何一种维权活动不可想象，而且连起码的社区自治都没有可能。这一点，是转型，尤其是我们这种转型时期的时代特质。
目前，基层社会活动的精英，有自我生成和外部输入两种途径产生。外部输入，有有志于民间的知识分子的加入，也有出现问题时，某些专业知识分子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的介入，比如律师的维权。
民间社会的恢复，更关键的要素，是来自草根的精英的生成。草根精英也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途径，一是传统话语的途径，一是现代或者类似现代话语的途径。前者大多为宗族和宗教之类的民间组织的组织者，或者则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组织的骨干。必须承认，由于当下迅猛发展的经济所拉动，民间精英也以相当迅猛的速度在冒头，而且日趋活跃。但是，由于长期的蚁民社会历史，也由于蚁民社会阶段的历史一直没有得到起码的清理，那个时代的观念，信仰，行为模式，依然阴魂不散。所以，在某些民间组织和一部分民间活动，参加者从领头的到一般参与者，往往具有程度不同的暴民倾向，缺乏理性的自控能力和谈判能力，动辄采取激烈行动。特别是领头的往往具有伟人情结，有意无意表现出很强的“领袖风范”，刻意模仿伟人，严重缺乏民主精神，独断专行，好勇斗狠，喜好权术。所以，来自草根的民间精英和民众之间，往往缺乏合适的互信结构，领头者的权威，往往仅仅取决于他的勇气和热情——乐于出头的勇气和热情，而参加者对待领头人，往往利用多于信任，真正心悦诚服者较少，甚至用过拉倒，卸磨杀驴。
另外，草根组织精英似乎也缺乏必要的约束，越是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约束力就越弱，几乎完全依赖精英个人的道德感。如果一个掌握一定“权力”和资金的民间组织首领，想要卷款而逃，或者损害团体其他成员的利益，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他的行为，基本上是无可奈何。有的精英在侵吞“公款”之后，居然还可以大模大样地现身，另组一个团体，依旧宣称自己从事某项事业，知道他劣迹的人，对他也没有办法。一些农村的经济组织，领头人在带领村民致富之后，获得巨大的威信，往往会利用这种威信获取政治权威，进而建立“威权统治”，成为说一不二的“霸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腐败官员的不当处置下，某些草根的组织，也确实有黑社会化的倾向，即便是一个最初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精英，在几番挫折之后，其暴力化欲望也会被点燃，开始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后手段的卑劣导致目的的变异，这种状况，实际上就是蚁民社会的特质。
比较起来，似乎是属于臣民社会阶段的民间组织，上述的状况要好一点，基于血缘、地缘和宗教联系的团体，领头人和参与者之间，有着基于上述方面的天然联系，其互信结构，权威结构和约束结构，相对要优化一些。他们所兴办的公益事业，从修谱，修庙，到修路、助学，甚至维权，不仅效率高，而且首领和参加者之间有互信，自我保护意识较强。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现代意义上的NGO，还是似乎是前现代的民间组织，都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型的课题。不仅都要克服自己蚁民积习，而且要学会自我约束，学会相互尊重，尤其是尊重对手。相对而言，那些很传统的民间组织，也许转型会更容易些。现在的这类民间组织，比如一些宗族和民间香会庙会组织，已经跟当年大为不同，其组织者往往是来自城市，来自见过世面的退休干部和老工人，他们所参与领导的传统复兴，已经有很多城市的现代因素参与其间。因此，只要有机会，有转型的压力，转起来还是容易的。
民间组织的转型，也是精英的转型，转型的关键在于学习，在于开放，在开放的条件下学习。只要外面的信息能够不断进来，精英就有成长之可能。这期间，作为知识分子，其历史使命，就是不断地为民间草根精英输入新的学理，新的信息。必要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清理，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蚁民社会转到公民社会，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意味着我们的现代化，情况比别的后发达国家复杂，担子比别人重得多。越是经济发展的快，后面积累的问题就越是多，草根精英劣化，甚至黑社会化的可能性就越明显。在很多情况下，来自民间的草根精英，必须和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精英结合，成长才有可能，才容易学会理性地行动。这些人的参与，能够消除民间对政府的强大敌意，使民间维权在理性轨道上进行，最终，对化解民间积怨，沟通官民关系，甚至对政府本身的现代转型，都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