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想做官须经读书科考获取功名，或以功德得到选拔。在清朝末年，也有不少花钱捐得功名官品的。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是经科考？还是举拔？抑或是捐取？尚无充分的材料说明。但他得到并且重视这一官衔这件事情本身足以证明，他的价值观念仍在传统之中，经商赚钱并没有使他认定可以商业传家。正由于这个原因，他要自己的儿子，儿子死后又要孙子发愤读书，力图走上仕进之路。
李如珍一生活了80岁，这在同一时代是少有的高寿。他的两个弟弟一个早于他18年病故，一个早于他10年病故。能活到这么大年龄，除多年奔波给了他一副健康的体魄外，心胸开阔，热心公益事业，留心周围的大小事情，热衷为他人排忧解难，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进取精神等，都可能是其原因。
在小孙子的眼里，祖父是一个四方大脸、膀大腰圆、结结实实的老头。他直爽好客，爱说话，爱管闲事，街坊邻里有了纠纷，他去调解；谁做了坏事，他毫不留情地数落。他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因此村里人叫他“李铁嘴”。他勤劳节俭，会算账，家中里里外外安排花销都由他筹划。他有时看上去脾气暴躁，但对自己的孙子除了在学习上严厉督促外，总是又慈祥，又耐心。
没有父母的孤儿在孩子堆里常受欺负，嘲笑或侮辱。***是遗腹子，更少不了遇到这类事情。同时出于对孙子接触外面“邪恶”的担心，祖父尽可能不让孙子一个人跑到外面去玩。为了使他不感孤单，老人在后院种了些花草树木，还喂养了猫和狗给他做伴。
祖父的这些慈爱举动，一方面给孙子童年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孩子早熟和因缺少与同龄孩子正常交往形成的“交往性紧张”心理。这种心理由于持续较久的成才和道德教育引导，逐渐形成较强烈的道德自律感和知识超越欲；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矛盾的性格倾向，比如，内心的外向冲动和外表的内向压抑；刚强的进取意识和慎重的稳健态度等。这些对***成年之后思想性格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启蒙
李如珍的老伴是一个“为人憨傻，心地又狭窄”的人。她不喜欢自己的过继孙子，担心他将来同自己的亲生女儿争夺家产。出于同样的原因，她的女儿、女婿当然更不会喜欢他们这个过继的侄儿。这使李如珍老人愈发感到养育和保护孙子责任的重大。他平时除必要的劳动和处理家中事务之外尽可能和孙子待在一起。祖孙的感情由此深深地建立起来。30多年后，***回顾“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的凄惨境遇时，对祖父的养育之恩记忆犹新。
李如珍读过书，喜欢看《三国演义》一类小说，有能力承担起孙子的识字启蒙。
乐亭县自古有良好的读书传统，历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很多。仅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到光绪二年（1876年）170年间，全县就出过16名进士、142名举人和226名贡生。一般士子“雅重读书”，以至“村氓衣食稍足，亦必令子弟就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找几本流行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蒙学读本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最初的文字知识启蒙就是从读写这些东西开始的。
到***六岁时，祖父把他送进本村谷家私塾。
这一年是1895年，维新风潮已经兴起。2年后，上海南洋公学刚刚成立的师范专科开始编辑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有着近代科学文化内容的《蒙学课本》；6年后，清政府下令全国将旧式书院改为学堂，并要求各地多设小学堂。然而，直到1905年进入永平府中学前，***一直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他在旧式的私塾整整学习了10年。
私塾的先生大多是乡村里读过书的人。他们中有的参加过县一级学校的入学考试，有的考取过秀才，这些人通常有在县学、府学中学习的经历，还有的曾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过。总之，各人的学历、学识不等，名气有大有小。
对于李如珍老人来说，为了孙子学业有成，选择塾师是必要的。
谷家私塾的塾师单子鳌，是个诚实和善解人意的人。他给***起了个学名“耆年”，又按名以表字的习惯，起了字号“寿昌”，希望他避开自己父母早逝的命运而长寿。他同耆年建立了很好的感情。三年后，他坦率地向李如珍老人提出，自己已不能胜任做耆年的教师。
李如珍为孙子选择的第二位老师是他曾请来为自己督办华严寺“香火田”撰写碑文的赵辉斗先生。
赵先生此时在离大黑坨村1公里远的小黑坨村张家专馆教书。他曾是昌黎县学的“增广生”，学问、名气都在单先生之上。但两年之后，出于更高的要求，李如珍为孙子换了第三位老师。这位老师是在距大黑坨村10多公里的乐亭城北井家坨村宋举人家教书的黄宝林先生。宋举人曾在山东任过候补知县，黄先生则是曾到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优贡”，名气、学识又较赵先生为高。
有了先前祖父的启蒙，特别是在祖父督促下养成的刻苦努力习惯，耆年在私塾进步很快，成绩优异。这为他增加了自信心。
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以前，学校的基本职责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科考内容大体是固定的，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乃至乡间私塾的教学也大体围绕这些内容。
乾隆年间规定的，一直沿用到清末学制改革前的地方官学所用教材为“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等。
其中“四子书”即“四书”，是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书。在此期间历届的科举考试几乎都从“四书”的范围出题，所有科举考生都要把“四书”背得滚瓜烂熟。那些落第的文人再去设塾教书，也还是要让弟子学习这一套知识。单子鳌、赵辉斗、黄宝林几位先生当然不例外。
“四书”内容丰富，体现了儒家对人生道德伦理的看法和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原则。如《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学做圣贤的道理，就是使人内心中本有的光明道德得以显现出来，每日更新进取，达于至善之境。要做到这一步，需要从最基本的“格物”，即充分研究了解宇宙世间万事万物之“理”开始。“格物”目的是达到对万事万物的“知”；有了充分的“知”，就会有一心向善而不自欺的“诚意”；由此端正内心，不被愤怒、恐惧、狂喜、忧患牵制；做到心有爱戴、厌恶、敬畏、怜悯、鄙视之时不致偏颇，“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达到最好的修养境界；由此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使子弟知孝悌慈仁；由此可以为邦国作表率，以絜矩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仁义之德治理国家天下。
《中庸》讲天、性、道、教的统一；讲喜怒哀乐都有节制，符合一定场合个人身份角色应有的合宜要求；以此“中”为人之言行准则，众人之“中和”为人群社会理想之状态。譬如舜有大智，在于他好问好思索身旁人说的话，不好的不管它，好的就接受发扬，把各种意见的两极观点折中，用于指导民众……
以当时人的知识，理解四书的语言，应当和我们今天用白话译过的原文一样容易明白表面之意，但系统深入的理解，尤其是联系国家社会为政道德心性之类的内容，不要说对一个孩子，就是对一个一般的乡间塾师也未见得说得透彻明白。
但是，处在求知欲望极强烈而记忆力极好的年龄，为了应考而必须背诵原文和“破讲”重要段落的意思，甚至还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其他经典和史籍的学习，边扩充知识，边加深对儒家思想精义的理解，这便使儒家经书中的若干思想内容给少年时期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对于他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立志
1899年，10岁的***和本村已满15岁的姑娘赵纫兰结了婚。尽管当地有男子早婚并娶年龄较大的女子为妻的习惯，10岁这个年龄毕竟太小了些。大抵由于祖父考虑家中缺少帮手，自己年过七旬，还是应该早为孙子完婚的缘故。
赵家和李家是门当户对的世交。赵纫兰的父亲赵文隆曾和***的祖父合伙在东北经商，祖母是***的姑祖母，两家至交加亲情。
由于家境较好，赵纫兰也读过书，能看懂小说，因此对***连续多年读书给了很大支持。她正直朴实，温顺贤惠，针线和其他家务活都拿得起来。过门之后，里外操持，给祖父减轻了不少负担。和丈夫共同生活了28年，其间忍受了多次分离之苦。她总共生了9个子女，4个夭折，另外5个主要由她一手抚育。她勤勤恳恳地默默地为了丈夫，为了丈夫的事业奉献了一生。
1905年，16岁的***到永平府参加科举考试。其间，府里接到清政府取消科举入仕制度的谕旨。他和参加考试的部分生员一起转入永平府中学。
永平府位于乐亭县治所北面偏西60公里左右处。这里相传是商代孤竹国所在地。商末周初伯夷、叔齐让国，不食周粟而死的故事据说就发生在这里。城内有夷齐故里和其他一些古迹，城外有首阳山。在铁路未修通前，北京至山海关的大道从这里经过。光绪朝以来，由于附近煤矿、铁路开发，这里交通更为便利，信息比较灵通。
永平府中学建于1902年，校所设在“敬胜书院”院内。***入学前这里已招收两届学生，共4个班，约有一百六七十人。学生多来自本府各县，住宿由学堂安排。
▲***夫妇住过的乐亭故居东正房
***入学这年，该校改为官办学堂。校内开设的课程除传统的经学、文史之外，还有英文、数学、外国地理和历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等“新学”科目。这为***接触和了解现代科学知识和不久后报考高一级学校准备了条件。据说学校内还设有藏书室，收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书或文章。这些著作引起了***的兴趣。
***进入中学的时期正值社会动荡。科举制度的废除阻断了读书人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的道路，这使更多的青年学生开始从读书做官的迷梦中惊醒。而那些较早关心政治，矢志救国的青年则成为同学中引人注目的人物。
在***的同学中有一个从师范学堂转来的比他高两班的蒋卫平。此人“少有大志，慕班超、马志尼之为人，顾念时艰，慨然以天民先觉为己任……常谈黄黎洲、顾亭林、王船山之诸家学说”，并因爱读谭嗣同《仁学》一书，仰慕谭的为人而改号“慕谭”。
***不久前在井家坨私塾时曾听黄老师讲过太平天国故事，对洪秀全十分景仰。这时，他从这位比自己大7岁的大哥身上看到一种不凡的气概。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蒋卫平的爱国爱民热忱、献身事业的精神、行侠仗义的情操，以及他对具有民族气节、民主思想的大学问家、改革家的推崇都感染和影响了***。
不久，蒋卫平转到保定陆军速成中学；毕业后，为防备俄国侵略，遍游东北、内蒙，被誉为“关外大侠”；后在调查帝俄边界时被俄人逮捕杀害。***闻讯十分伤感，先后写下《哭蒋卫平》诗三首，以示悼念。
很可能是与蒋卫平的接触，使***开始认识国家的危局，了解到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耻辱，以及戊戌变法与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惨死和清廷顽固派的可憎；了解到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的罪行，以及《辛丑条约》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他的朦胧的反清复汉意识和最初的反专制意识大抵也产生于此时。
正从这时起，***开始考虑国家大势。传统经典中“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的意识有了现实归着点。国家的衰落、民族面临危机、人民沦于奴隶境地的危险，成为他愈来愈关心的问题。然而，他的性格、年龄和迄今为止所受的教育，尤其可能是祖父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价值观对他进行的劝阻，使他难下决心像蒋卫平那样，投考军事学堂，或远离家乡，投身救国活动。此外，他对知识的兴趣和传统格物穷理、修齐治平的立世模式，使他倾向于选择“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道路。因而，到了面对毕业后新的去向抉择的1907年夏季，他与二三个同学，乘假期前往天津，准备报考那里的高一级学校。
他们了解到当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生：北洋军医学堂、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学堂。***对学医不感兴趣，最想入的是法政，因为那里可以满足他“深研政理”的需要。但为把握起见，他同时也报考了银行专修所。结果两考皆中。他如愿以偿，进入了法政学堂。
